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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锦衣卫（第1页）

（二）锦衣卫

设置沿革和所属机关、人数

明代兵制，自京师以至各郡县都设立卫所，外边统之都司，内则统于五军都督府。此外还有所谓“上十二卫”（后又增为二十六卫），是内廷亲军，皇帝的私人卫队，直接受皇帝指挥，不隶属于都督府。

锦衣卫就是这“上十二卫”中的一卫，它的来源是朱元璋即吴王位时所设的拱卫司。洪武二年将司改为亲军都尉府，管左右中前后五卫的军士，又以仪銮司隶属之。十五年取消府司，便置立这个锦衣卫。所以它一面继承了这个亲军都尉府的“侍卫”之责，一面又担负了仪銮司掌管卤簿仪仗的任务。《明史·职官志五》卷七十六说明它的职务是：“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共一千五百七员）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籍、视牲，则服飞鱼服，佩绣春刀，侍左右。”这些任务都是贴近皇帝身边的，自然十分重要，必须是特别靠得住的亲信才能担任。所以它虽然和其他各卫都是皇帝私人卫队，但它已更进一步是贴身的卫队了。

因为是皇帝贴身卫队，负有保护皇帝之责，他们事前就必须有所防备，于是便时时四出，做秘密调查工作，这任务当然也是皇帝特许的。《明史·职官志五》就曾明白规定他们的职务是：“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这已经完全是特务的任务了，何况，又因为他们是直接属于皇帝的缘故，任何人他们都可以直接逮捕，根本不必经过外庭法司的法律手续，而皇帝要逮人，也就直接命令他们去逮，并且还叫他们审问，这就是所谓锦衣狱或诏狱了。锦衣卫就是这样成为明代的一个巨大的特务机关，和东厂遥遥相对，而并称“厂卫”。

“上十二卫”的长官都是指挥使，锦衣卫也是这样。只是锦衣卫位置特别重要，它的指挥使必须是皇帝亲信心腹，所以“恒以勋戚都督领之”（59），地位较之他卫特别崇高。它的下面领有十七个所，分置官校，官的名目有千百户、总旗、小旗等，死后许以魁武材勇的亲子弟代替，无则选民户充之。校是校尉力士，挑选民间丁壮无恶疾过犯者来担任。他们除了侍卫掌卤簿仪仗而外，便专司侦察，当时名为“缇骑”（60）。

这些缇骑人数，在朱元璋时代还不算多，只五百人（61）。以后逐渐增加，据王鏊《震泽长语》说，朱厚熜即位之初，革去“锦衣卫旗校三万一千八百余”，而据《明史·刑法志三》称这革去的还仅是十分之五，那么在未革之前至少该六万多人了。但朱厚熜这次罢革不久，就又增加起来。他用陆炳做缇帅，所选用卫士缇骑，都是“都中大豪，善把持长短，多布耳目，所睚眦无不立碎。所招募畿辅秦晋鲁卫骈胁超乘迹射之士以千计，卫之人鲜衣怒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万人”（62）。这里所谓“仰度支”的便是锦衣特务收买的流氓无赖准特务，换句话说，就是直接间接地养了十五六万特务！从这以后，锦衣卫正式特务总是在几万人以上，所以《明史·兵志一》卷八十九说“其众自为一军”，并且和正式军队一样，“下直操练如制”。单凭这庞大的数目就足够令人惊骇不止，至于其所造成的罪恶暴行，当然更不可以数计了。

锦衣卫所属除十七所外，还有南北两个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北镇抚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设的，职务是专理诏狱，所以权势极大。在起先的时候，大狱经其问讯后，便送法司拟罪，还没有具过狱辞。到成化元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不必关白本卫。连本卫所下的公事，也可直接上请皇帝解决，卫使不得干预，外廷三法司自然更不敢过问了。所以，镇抚职位虽卑，权力却是特重。这是统治者的深意所在，他看到卫权日重，不大放心，所以特地予北司以特权，使其与卫互相牵制，分散权力，而自己从而折中之，这用心实在是十分深刻的。

侦缉逮捕的情形

锦衣卫的权力既如此之大，在执行它的职务时，自然就无恶不作了。

首先，这些官校在四出迹访时便有数不清的暴行。按规定，“凡缉事，必行贿受贿有人，现获有赃，获赃有地，谓之‘四角全’，而后打人事件，有一不全，不敢行，恐反坐也”（63）。但事实上，他们所缉访的都是止属风闻，多涉暧昧，如隆庆初给事中欧阳一敬所奏：“有盗经出首幸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括家囊为盗赃，挟市豪以为证者；有潜构图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类，朦胧见收；父诉子孝，坐以忤逆。所以被访之家，谚称为刬，毒害可知矣。”（64）这些缇骑抓到人以后，并不立刻带回，而是先找一个空庙祠宇，将逮到的人毒打一番，名曰打桩。而这些被抓的人也就“家资一空，甚至尽同室之有而席卷以去，轻则匿于档头火长校尉之手，重则与官瓜分”（65）。抓回以后，便百般拷打，锻炼成狱，然后再送交法司。东厂特务逮人也是同样情形，弘治十五年御史车梁曾痛切奏明此事：

东厂锦衣卫所获盗，先严刑具成案，然后送法司，法司不敢平反。请自今径送法司，毋先刑讯。（66）

而法司即使知道是冤枉，也不敢改动原案。如弘治九年刑部典吏徐珪所奏：

臣在刑部三年，见鞠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有称校尉诬陷者，有称校尉为人报仇者，有称校尉受首恶赃而以为从，令傍人抵罪者。刑官洞见其情，无敢擅更一字。（67）

这情况一直没有变更，朱厚熜时何孟春曾慨叹那时的情形道：

法司于东厂及本卫之所送问者，不敢一毫为平反矣，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抚司之按语乎！（68）

至于这些特务逮人，则只凭驾帖。这驾帖的弊病，弘治元年刑部尚书何乔新曾剀切奏明，他说：“旧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验精微批文，与符号相合，然后发遣。此祖宗杜渐防微深意也。近者中外提人，止凭驾帖，既不用符，真伪莫辨。奸人矫命，何以拒之？”（69）正德初周玺也说：“迩者皇亲贵幸有所奏陈，陛下据其一面之词，即行差人赍驾帖拿人于数百里之外，惊骇黎庶之心，甚非新政美事。”（70）

签发这驾帖的手续，是由逮人的特务拿了原奏情事到刑科签发，刑科在“姓名之下，以墨笔乙之，以防增入”（71）。但后来特务们却不管这一套，不拿原奏，便叫刑科签发，如《明史·刘济传》所载：

故事，厂卫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签发驾帖。千户白寿赍帖至，（刑科都给事中刘）济索原奏，寿不与，济亦不肯签发。两人列词上。帝（朱厚熜）先入寿言，竟诎济议。

有时甚至连驾帖也没有，如成化十二年大学士商辂奏云：

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纲太密。官校拘执职官，事皆出于风闻。暮夜搜检家财，不见有无驾帖。人心震慑，各怀疑惧。（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