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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孙中山（第1页）

四四　孙中山

本篇之着重点，第一在指出中山思想确实在中国思想史之一贯统系里，有其承先启后的很重要、很高卓的地位。这一层须读者从头读了这一本《中国思想史》之全书后，始能真实了悟。本篇并非一单独的论文，而仅是全书中之一节目，因此有许多涵义，都像是引而未发。第二在指出中山思想确实在近五十年的中国思想界，有其独特的创辟与启示。这一层其实与前一层相连带。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之大毛病，一面是专知剽窃与稗贩西洋的，而配合不上中国之国情与传统；一面是抱残守缺，一鱗片爪地捃摭一些中国旧材料、旧智识，而配合不上世界新潮流与中国之新环境。因此，此双方面同样够不上有领导中国走向新生之时代要求的一番大任务。中山思想实在能有贯通中西、融会古今之大气魄、大眼光。本篇只提纲挈领地求能摘举出此一思想体系中之上述的两个要点来。虽则本篇所摘举的都是人人尽知的，然而实在则并未深知。读者若果细心玩诵我此篇中所摘举的中山先生的几许话，来和这五十年内在中国思想界、言论界所习常流行的一般见解作一对比，便知中山思想实在未能在近代中国发挥出更真切而更伟大的影响。若读者怀疑我此篇所举未尽恰当于中山思想之真意义，则请读者们再回头细读中山原集，再自作思量，且看中山思想是否有其更综合、更扼要的立场和体系，确为作者此篇所未经顾及。否则若认作者此篇所举，确是中山思想之比较近真的叙述，则请读者们就此更作较深的研寻，究竟中山先生所对中国之崇扬，对西方之批评，是否靠得住？是否有其真知灼见？纵使读者认为中山先生之所崇扬与其所批评有未到十分处，然我要试问读者们，中国是否有值得崇扬处？西方是否没有经得批评处？中国将来思想之新生，是否要了解自己，要了解别人，要在此两种了解下调和折衷，自辟新路？若我们真能了解自己，则自己方面必然有值得崇扬处。若我们真能了解别人，则别人方面必然有可以批评处。我们且不论中山思想之具体内容，即就这一个态度上论，他已可作为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伟大的思想家。惜乎中山先生也仅止是中国近五十年来一伟大的思想家，而并未真实成为近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之一伟大领导者。近代中国，实在并未深切了解中山思想之真精神与真意义，因此也说不上信仰，而且也并未追随中山思想之态度与路向，依然在盲目地崇扬西方，盲目地鄙弃自己。依然在人云亦云，不切痛痒地自作聪明；依然并未能真切认识到知之难与行之易。换言之，是并未能真切认识到中山先生所指“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之三种人之如何深切地配合而求发生出一种大力量。中山先生实不愧是近代中国一先知先觉者，我深信在他的思想里，终于要发生出一种大力量。

首先该指出的，中山先生的思想，实在能融会旧传统，开创新局面。第二是他对西方思想不仅能接受，还能批评。他能在自己的思想系统里来接受，来批评。第三，是他的思想态度，实在能承续近代中国思想所必然趋向的客观路向。自晚明以下，思想界早有由宋明返先秦之蕲向。宋明思想比较太偏于个人内心的格、致、诚、正，而轻忽了人类共业之修、齐、治、平。又总不免多量夹杂进佛、老之虚与静的想象。晚明诸老，始竭力要挽回到动与实，挽回到修齐治平之大共业的实际措施。这一倾向，为满洲二百多年的高压政权所摧残。直到中山先生，才始重行上路，而又汇进了世界新潮流，来形成他博大无比的思想系统。

中山先生说：

予之革命也，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中国革命史》）

这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所应有而且是唯一的出路。

本书限于篇幅，关于已往各时代各家派的政治思想，社会经济思想等，都未遑及。但叙述中山思想，则不能不从此着眼。实际上，就中国思想之旧传统言，此是修齐治平的大理论，而同时又是此下中国思想新生之大路向，这便是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大体系。但中山先生在提倡《三民主义》之前，有一套开宗明义的哲学根据，这即是《孙文学说》所主张的“知难行易”论，我们该先加叙述。

中山先生说：

中国事向来之不振，非坐于不能行，实坐于不能知。及其既知而又不能行，则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事大可为矣。（《孙文学说》）

中山先生为要证明他“知难行易”的主张，共举了十种浅显的事例。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其实这类事例，举不胜举。即如行路说话，岂非尽人所能，然如何举步移动，如何开口发音，即近代物理学、生理学专家，亦未能细加说明。故中山先生说：“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实是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又说：

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民权主义》第一讲）

这也同样的真确。这是中山先生思想之基本出发点，我们应该首先注意。

中山先生据此把人类进化过程，分成三个阶段：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的时期。二是文明渐进，为“行而后知”的时期。三是近代科学发达以后，为“知而后行”的时期。

中山先生又把人类分为三系：“先知先觉者”，创造发明。二“后知后觉者”，仿效推行。三“不知不觉者”，竭力乐成。他说：

此三系人相互为用，协力进行，然后人类文明进步，才能一日千里。（《民权主义》第三讲）

又说：

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长城能筑。（《孙文学说》）

以上是《孙文学说》中提出知难行易论的主要论点。即此可见中山思想实是十足代表中国思想中之传统特征，即所谓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是专从人类历史文化进展以及人类社会之日常人生大群共业为出发，而依然即此为归宿的。因此中山思想，并不像西方一宗教家、哲学家或科学家，有其偏倾与专注。而博大宏括，同时又是平易浅近，十足代表一个中国思想家之本色。

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论，在中国传统思想之两大派别间，足可提示一调和的针向。先秦儒以孟、荀为两派。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侧重在行之易。荀卿分人类为大儒、小儒、庶民，重学重教，重礼重法，侧重在知之难。就孟子言，人类是平等的。就荀子言，人类是有等级的。在宋、明，朱、王为两派。朱子近荀卿，阳明似孟子。良知良能侧重行易，格物穷理侧重知难。论此两派思想之本质内含，也并非截然相反。故荀卿亦说“涂之人皆可以为禹”，阳明则有黄金成色与分量不同之譬。若就近儒言，行易论，很接近颜习斋。知难论，很接近戴东原。其实中山先生并非一学究，并不在掉书袋，但因他发挥了中国思想之固有本质，他能不受西方宗教、哲学、科学种种分门别类的专家意见之牢笼与束缚，他能直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独放慧眼。我们中国思想史，自可把中国古先往哲来和他比拟。

中国传统思想之更大分野是儒与道。庄、老看重在不知亦能行，“行而后知”的人类文化演进之更早阶段，所以他们常主回返自然，鄙薄文化。孔孟看重在“知而后行”的人类文化演进之较后阶段，所以他们看重文化更甚于自然，但亦并没有鄙薄自然之意。文化即从自然栽根。文化发展，依然脱离不了自然之大范围。中山先生所谓的先知先觉，应该知觉了不知不觉们所要知觉的。这即是章实斋所谓“学于众人斯为圣人”的理论。必如此，此三种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始能相互为用，协力进行。然后先知先觉者之思想与理论，才不致如戴东原所谓杀人的意见。而文化亦不会与自然相脱节。

下面继续讲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一部家弦户诵的书。但书中精义，仍未为国人所共晓。我们再该重加叙述。

中山先生说：

什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习惯诸情形讲，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山先生能按中国历史讲，按中国社会习惯讲，此即其人文精神，亦即其思想之真实伟大处。（《民族主义》第一讲）

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外国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这亦是中山先生一绝大发现。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对此有详细的阐述。从这里，可以透露出中国文化之绝大价值，我们该深切注意。（同上）

民族由天然力造成，国家用武力造成。近代西方人的国家定义，为土地、民众、主权三要素，实在涵义未赅，而且把国家在人类整体文化中、道义上的责任忽略了。从中山先生此一分别，可以发掘出中国传统政治理想之最高精神。（同上）

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的是民族，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是国家。此两处所指的国家，实应专指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的民族是国族。中国的国家則是民族国家，亦可说是族国，此乃由民族文化形成，非由霸道武力形成。（同上）

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失去，而且已经失去了几百年。这是中山先生对近代中国史一种最透切的看法。近代中国大病正在此。拙著近三百年学米史详叙此一经过，非深切了解此三百年来思想上最大病根，即不易救中国。（《民族主义》第三讲）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一面反对帝国主义，一面亦反对世界主义。正为中国民族主义早已失去，所以晚清末年，像谭嗣同《仁学》、康有为《大同书》一类思想，都滑进世界主义去。中山先生说：

这个主义，照理讲，不能说不好。从前中国智识阶级，因为有了世界主义的思想，所以满清入关，全国就亡。王船山对此一点阐论甚详。（《民族主义》第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