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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孙中山（第2页）

康熙就是讲世界主义的人。他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都可来中国做皇帝。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便提倡世界主义。今天的史太休，便想做康熙，但康熙只要借用中国文化中之世界主义来统治中国，史太林則要把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来毁灭中国。只中国人误认为亦算是一种世界主义而已。所以世界主义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讲。（同上）

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族主义，是更着重民族文化精神的。他说：

欧洲所以驾乎中国之上，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此一点，近代中国如康有为、梁启超诸人都忽略了，经中山先生再三提出，但国人了此者仍鮮。（《民族主义》第四讲）

欧洲科学发达，物质文明进步，不过是近来二百多年的事。（同上）

我们学欧洲，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同上）

但为何近代中国，连政治也不如西方呢？中山先生说：

因为失了民族主义，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现在便退步。（《民族主义》第四讲）

什么是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呢？中山先生说：

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民族主义》第六讲）

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中山先生这些话，只对三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而言，他也没料到共产党今天在中国的情形。当时一辈醉心新文化的人，必然觉得中山先生的话太守旧了。一个思想家的真价值，往往要经历几十年才显，所以先觉先知，实难能可贵。（同上）

中山先生又说：

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该恢复。（同上）

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像《大学》中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没有说出。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智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工夫，从前虽是做过，但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智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同上）

中山先生这一番话，有甚深涵义。他曾说：

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民族主义》第一讲）

反言之，无信仰即无力量。目前的中国人，因对自己民族失却信仰，因此也就失却了力量。不仅道德实践的力量没有了，即智识上开悟与了解的力量亦没有。因此要主张推翻一切旧道德、旧伦理、旧传统、旧文化，来全盘西化。我们要恢复固有道德，便该同时恢复固有的智能。即像《大学》里的话，我们该把近代人的目光、近代人的智识来重新研讨，再加发挥。我们该懂得许多过去的道理，一样还可以是今天的道理。如近代的西方，也何尝把希腊、罗马以及中古时期一切思想理论智识教训全推翻了？中山先生对此有详细发挥，此处不具引。只因近代中国失却了民族精神，所以西洋的无古无今都对，自己的无古无今都不对，那只是一种可耻的无知。

以下再说到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中山先生对西方近代民权主义兴起之历史背景，以及现行民权政治之实际成绩，及其利弊得失之分限，分析得极详尽。更主要的是在切就国情，来为中国推行民权政治定下一具体轮廓。他说：

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一面说没有结合能力，又一面说中国人不懂自由。这样的批评，是自相矛盾。（《民权主义》第二讲）

近年欧美革命风潮，传播到中国，中国新学生及许多志士都起来提倡自由，他们以为欧洲革命，像从前法国，都是争自由，我们现在革命，也应该学欧洲人争自由，这可说是人云亦云。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不主张以革命去争自由。（同上）

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人民才热心来附和。（同上）

中国革命目的，与外国不同。我们是各人的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所以要革命。实行民族主义，是为国家争自由。按中山先生此段理论，实有甚深义据。非透辟看准中国文化政治传统，非真切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病痛者，不能说，亦不敢说。然今天的中共，則又对中国另加上一重痼疾与死症，却不能把中山先生此番话来替他们摆脱。这真所谓盲人骑瞎马，扶得醉人东来西又倒，总之没有思想的真切领导，徒知向人抄袭，共产党去了，还可有其他偏差。（同上）

他又说：

天生人类，本是不平等的。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结果当然不同。如果一定要把有造就高的地位压下去，成了平头的平等，至于立脚点还是弯曲线，还是不能平等。这种平等是假平等。世界没有进步。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民权主义》第三讲）

中国政治进化，早过欧洲。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在两三百年前，才知道不平等的坏处。欧洲人革命，都集中到自由、平等两件事。中国人向来不懂甚么是争自由、平等，就因中国的专制，和欧洲比较，实在没甚利害。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中国今日的毛病，不在不自由、不平等。如果专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气，便离事实太远，和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他们便没有感觉，一定不来附和。（同上）

天之生人，虽有聪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则必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要达到这个最高目的，可把人类两种思想来对比。一种是利己，一种是利人。利己思想发达，则聪明才力之人，专用彼之才力去夺取人家利益，渐积成专制阶级，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重利人者，每每牺牲自己亦乐为之。人人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才力，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造一人之福。这就是平等之精义。（同上）

中山先生曾说：

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孙文学说·自序》）

有人问他，先生革命思想的基础是什么。他说：

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答第三国际代表马林语）

我们此刻若要来追问这一个道统和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基础之间的具体关联，莫如充分注重上引的一番话。即“服务”与“夺取”之两种心理，由此可以上参孔子论仁、孟子论性善，直到阳明拔本塞源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