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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八年的困难时间到底是什么样艰难的过程？可能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感受过这种漫长的痛苦。

到了日本，张謇打听到北海道开展拓荒工作很有成效，决定去看一看日本人到底是怎么发展农业的，今天我们称之为近代农业。

在大阪时，张謇几次看博览会的农林馆，每次都看“北海道开垦图最详”，不仅如此，还将北海道的开垦图跟他办的通海垦牧公司的规划做了一番对比，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其不同之最有关系而大者，北海道故有大林，而我垦牧公司地止荒滩；北海道无堤，而我之垦牧公司，非堤不可。”是不是只有这两点不同呢？自然地理条件，或许只有这两点不同，而国家政策、社会环境方面，那才是根本性的差异。这是连街坊大妈都能看得出来的道理，他岂能看不出来？

在去北海道之前，他就大为感叹，日本北海道的开垦那可是“国家以全力图之，何施不可”。资金、人员、技术、市场，都有国家在垫底撑腰，什么事办不成？负责的官员只需“竭其经营之理想，劳其攘剔之精神而已”，而他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来自国家政府的支持不是为零，而是负数。“若我垦牧公司之初建也，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抵拒扰乱之人，消弭捍圉，艰苦尤甚”。

同样是地球村里的人，大清国有的领导与他国的领导，相差咋就这么大呢？张謇给出的理由是“福命为之，不可及也”。翻译成大白话，日本国的人是福好命好，而他自己福命都不济。

具体情况到底如何？毕竟这些东西都是博览会上听来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张謇决定一探究竟。闰五月初十日，他踏上了北海道这片土地。

眼前的景象是：“濒海皆沙碛地，颇劣。入内山，平原豁然，极望无际。土尽黄壤。形势远在东西京之上。德川氏知之而不能垦，宜其覆矣”，“札幌街衢广率七八丈，纵横相当。官廨学校，宽敞整洁。工场林立，廛市齐一。想见开拓人二十年之心力”，“现有之民，不过百万，不足垦此土，更得三百万人，二十年庶几无旷土欤！”

从张謇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开垦北海道的功劳可以用“成效斐然”四个字来概括。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垦北海道的过程中，日本人到底遭遇了哪些难题？日本政府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这对张謇或许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开垦北海道，日本政府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人手不够，解决办法是到中国“募人认垦”，具体做法是“听其自占亩数及垦熟年限。岁时官督察之。至限，如其所占有成绩者，即以自认之亩数全予之，不征其缴价也”。这种做法，越看越有点像美国历史上西进运动的做法。

当年日本的开拓使在中国招人时，山东日照的农民许士泰，于清光绪元年（1875）被招来认垦。他这人做事实在，“励精农业，十余年如一日”，做出很好的成绩，结果北海道长官将他的情况“奏达天皇”，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赏赐他银杯、白桃、绶名、誉章，“以旌异之”。

张謇听官员们介绍到这个人，就专程跑到许士泰家跟他聊天。这次面对面访谈的结果，让他得出一个结论：“世不必读书治政治家言，方为人才。凡能平地赤立而发名成立者，真人才也！”在这人世间，他终于在日本找到了一个不用死读书也能发家致富的人，这让他赞赏不已。

为什么这样的事在日本是平常事，在大清国却是奇迹呢？我推测，在张謇的心中肯定也有这样的疑问。要问我的证据，请看下文。

张謇是一个脑袋瓜子极聪明的人，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大清的许士泰，在大清国，“十百千万倍于许士泰者”不知有多少，然而，这位许士泰在日本能受到日本政府的鼓励、奖掖，“发名成业”，而在中国的其他“许士泰”呢？非但得不到重视、表彰，反而倍受谩骂、嘲讽，“其视政府，若九天九渊之隔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张謇没有去深挖其中的原因，但我已经看出张謇明摆着对清政府持一种批评的态度。

在他的日记结尾，他写了一首诗：“一人有一心，一家有一主。东家暴富贵，西家旧门户。”“东家”就是指中国东边的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这位东家发展迅猛，国力陡增。而住在西边的西家呢？历史悠久而辉煌，然而却日渐衰败。“东家负债广田园，西家倾家寿歌舞”，这两家的玩法还真是大不一样啊。“一家一嬉嘻，一龙而鱼一鼠而虎”，一家是龙变鱼，一家是鼠变虎，时间不过几十年，变化之后，相差咋就这么大呢？“空中但见白日俄，海水掀天作风雨”，站在日本的国土上，他已看出，日本、俄国是大清国的两大威胁所在，对清政府的不作为，对大清国的龙变鱼，对国家的前途，他的心中充满忧虑。

闰五月十一日（第二天），通过日本友人，张謇打听到，在开发北海道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实行过许多优惠政策，“国家定令，垦熟之地，逾二十年征税。今只征郡町村税”。这日本政府居然敢拿出二十年不征税的政策优惠措施，实在是太牛。这要是在大清国，简直不敢想象。即使是郡町村的税收，类似于地方税，税负也不重，“全供地方警察、学校、卫生之用。国家不利之也”，这个做法，现在有个专业的术语，专款专用。

先前，张謇一直在研究日本对工业采取“以予为取”的政策措施，现在，张謇发现，在农业上，日本政府仍然像对待工业那样，仍然采用“以予为取”的做法，这让他大为吃惊。在大清国的农业领域，在朝廷里提“以予为取”的议案，那真是想都不要想的事。

他立刻展开想象的翅膀：“合我二十二行省计之，如北海道者，何止百倍。人民之可募而移者，何止千倍。使尽如此经营，于富强乎何者。抉其病根，则有权位而昏惰者当之矣。”

从日本开发北海道的这面镜子里，张謇找到大清国之所以衰败的“病根”：清政府官员不作为，他们一个个都是“有权位而昏惰”的家伙。在这里，不能不让人再深入地问一句：为什么大清人，从皇帝到大臣会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日本是相反的呢？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根源？可惜，张謇没有去深挖。

之后，在北海道地方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张謇马不停蹄地参观了这里新建的农学校、农园试验场、制麻株式会社工厂、畜牧育种场、牧牛场。参观中，他又有了新的更为震惊的发现：日本政府在开发时，不只是单单地开发，而是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捆绑在一起。

开发与资源、环境保护

翻开他的《癸卯东游日记》，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他对日本景物所做的雅洁而生动的描绘。在这些叙述里，多少能看出他对日本政府注重保护自然资源而发出的高声赞叹。“所见岛屿，星罗棋布。斜日掩映林木间，浓苍茜翠，下澈波底”，这是他离开日本长崎时的记述。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与先进的工业文明交相辉映，不正是张謇的梦想中的一角吗？作为一个大清国的文化人，他的内心不正是对近代文明充满着这样的期待与渴望吗？自从考上状元的那一天起，他就立志要建设一个既富强又美丽的国度，现在，这个梦想却在东边的日本看到，在一个打败大清国的小国度里看到，他的内心里交织着的一定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与内心体验。

“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老子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日人知烹小鲜之精意矣”，张謇对日本山水的壮丽秀美做了大量的记述，他感受到日本的山水除得益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外，更得力于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精心策划经营，今天我们称之为“保护生态自然”。张謇接下来做了一番想象，中国到处都有名山胜水，如果咱们的政府、国人也能像日本政府、日本人民那样精心策划、着意经营每一寸土地，那大清的国度一定是江山如画，一定不会败落到今天这般荒芜的困境。

于批评中看出客观的一面

在张謇的心里，是不是国外的月亮都特别圆呢？要不是我找到他对日本的某些批评，还真有点怀疑他有崇洋的心理。

五月二十四日，张謇住进东京京桥区一家旅馆，“旅馆门外临江户城濠，濠水不流，色黑而臭，为一都流恶之所。甚不宜于卫生。此为文明之累”。这样的问题，属于城市卫生问题、市容市貌问题，虽然是小问题，但对于一个外来的客人来说，却是记忆最深刻的部分。

闰五月七日，张謇在青森的记述中说，“途中所见农业颇有不良者。桑率荆种，间有为地桑之鲁种，叶亦小而薄。麦则穗短而色黯，在田者犹多。七月半后，乃可刈尽，此时亟于莳谷无暇也，此已不及中国矣”。日本桑树、小麦的品种差，张謇毫不客气地记下来。可见，他的眼里，他的笔下，先进的国家并不什么都好，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空间。

这样看来，张謇的眼光是很客观的。

张謇点评日本人商德

六月初四这天，是他东游日本的最后一天，这天的记述，是对于日本一个总结性的认识。“就所知者，评其次第，则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农第四，商最下。此皆合政、学、业程度言之”。

很多人看到会问，那时日本人做生意是很牛的，为什么张謇一定要把它排在最后？“日本唯商德最下”，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是会做生意，但是，日本商人不讲信用。

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张謇如此厌恶日本的商人？翻翻他的日记的其他篇目，在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我找到一段文字来佐证张謇对日本商人的看法。

五月二十一日这天，张謇参观日本名古屋的一所商业学校，看到商校的墙壁上贴了一个校规“加意于信用、服从”，然后又看到商校学生的伦理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亦兢兢于私德”。对于这样两句不起眼的话，张謇反而给了一个点评，认为这个商校这样的做法，“真对症之良药”。

对于日本人的商德，张謇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负面感受？实在是与他碰到的一件倒霉事有关。闰五月初四的日记记载，去年，在办通州纱厂时找人凿井，请来的是日本工程技术员，“（井）深三十丈，见沙石层而无水”，这几个人自动引退。但是，工厂没有井不行呀，张謇买来矿井机器，继续试探着凿井。就在这时，几个冒充工程师的日本人跑来诓骗他，当时张謇没有识破其中的骗局。这一次，通过在长崎、东京实地调查，他终于识破了其中的秘密，原来那一切居然是日本人设下的一个骗局。虽然这几个人是个案行为，但作为受害者，张謇对日本商人留下了很差的印象。在日记中，他评定道：“余谓日本商业甚无信义，中华之受诳者，指不胜曲。今察其商业中私德之腐溃又如此，以是见教育真实普及之难。”

对于日本商业的前途，张謇恨恨地发话，“以不信不义之国人，而冀商业前途之发达”，这样的事，可能吗？

大清国的问题，居然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