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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第1页）

一六

托尔斯泰永远不委弃艺术。一个大艺术家，即是他愿欲，也不能舍弃他自己借以存在的理由。为了宗教的原由，他可以不发表；但他不能不写作。托尔斯泰从未中辍他的艺术创作。在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地方在最后几年中见到他的保尔鲍阿伊哀氏说他埋首于宣道或笔战的工作与纯属幻想的事业；他把这几种工作作为调剂。当他完成了什么关于社会的论著，什么《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时，他便再来写一部他想象了好久的美丽的故事，——如他的Hadji-Mourad那部军队的史诗，歌咏高加索战争与山民底抵抗的作品，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802]。艺术不失为他的乐趣，他的宽弛。但他以为把艺术作为点缀未免是虚荣了[803]。他曾编了一部《每日必读文选》（一九○四至一九○五）[804]，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对于人生与真理的思想，——可说是一部真正的关于世界观的文选，从东方的圣书起到现代的艺术家无不包罗净尽，——但除了这本书以外，他在一九○○年起所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没有印行的手写稿[805]。

反之，他大胆地，热情地发表他关于社会论战的含有攻击性的与神秘的文字。在一九○○年至一九一○年间，他的最坚强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底论战中，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底基础显得动摇了，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的骚乱。海陆军队底叛变，屠杀，农村底暴动，似乎是“世纪末”底征兆，——好似托尔斯泰底一部著作底题目所示的那般。——这大恐慌，在一九○四与一九○五年间达到了顶点。那时期，托尔斯泰印行了一组引起回响的作品《战争与革命》[806]《大罪恶》《世纪末》[807]。在这最后的十年间，他占据着唯一的地位，不独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唯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的教会[808]。他的理智底逻辑，他的信仰底坚决，逼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他想起俄国的一句谚语：“一个老人说谎，无异一个富人窃盗”；于是他和别人分离了，为的要说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说给大家听了。这扑灭谎言的老人继续勇敢地抨击一切宗教的与社会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独对于古代的虐政，教会的横暴与乎皇室权贵为然；在这大家向他们掷石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愤怒也许反而稍稍平静了。人家已经认识他们，他们便不会如何可怕！而且，他们做他的职务并不欺骗人。托尔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书[809]，在毫无对于帝皇应有的恭顺之中，却充满着对于人的温情，他称皇为“亲爱的兄弟”，他请他“原谅他，如果他在无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但托尔斯泰所最不能原谅的，所最刻毒地抨击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经暴露了真面目。他痛恨的并非是奴隶主义，而是自由底幻象。但在新偶像底崇拜者中间，我们不知托尔斯泰更恨哪一种人：社会主义者或“自由党人”。

他对于自由党人底反感已经是年深月久的事。当他在塞白斯多堡一役中当军官，而处在圣彼得堡底文人团体中的时候，他已具有这反感。这曾经是他和屠克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骄傲的贵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幻梦，说是不论出于自愿与否，依了他们的理想，可使国家获得真正的幸福。俄罗斯人底本色很浓，且是渊源旧族[810]，他对于自由党的新理论，这些从西方传来的立宪思想，素来抱着轻蔑的态度，而他的两次欧洲旅行也只加强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来时，他写道：

“要避免自由主义底野心。”[811]

第二次旅行回来，他认为“特权社会”绝无权利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认识的民众[812]……

在《安娜小史》中，他对于自由党人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莱维纳拒绝加入内地的民众教育与举办新政底事业。外省绅士底选举大会表出种种欺罔的组织，使一个地方从旧的保守的行政中脱换到新的自由的行政。什么也没有变，只是多了一桩谎骗，这谎骗既不能加以原谅也不值得为之而耗费几个世纪。

“我们也许真是没有什么价值，旧制度底代表者说，但我们的存在已不下千余年了。”而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底意志……”这些词句，益增托尔斯泰底愤懑。唉！他们知道些关于民众的什么事情？民众是什么？

尤其在自由主义获得相当的成功，将促成第一次国会底召集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于立宪思想表示剧烈的反对。

“晚近以来，基督教义底变形促成了一种新的欺诈底诞生，它使我们的民众更陷于奴仆的状态。用了一种繁复的议会选举制度，使我们的民众想象在直接选出他们的代表时，他们已参与了政权，而在服从他们的代表时，他们无异服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欺罔。民众不能表白他们的意志，即是以普选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第一，因为在一个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中，集团意志是不存在的；第二，即是有这种意志底存在，大多数的选举票也不会是这种意志底表白。不必说被选举人底立法与行政不是为了公众的福利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也不必说民众底堕落往往是由于选举底压迫与违法，——这谎言尤其可以致人死命，因为服从这种制度的人会堕入一种沾沾自满的奴隶状态……这些自由人不啻那些囚犯因为可以选举执掌狱中警政的狱吏而自以为享受了自由……专制国家底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即是在暴政苛敛之时。但立宪国家底人民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施行的强暴是合法的……瞧，人们竟欲驱使俄国人民和其他的欧洲民众同样入于奴隶状态！”[813]

在对于自由主义底离弃中，轻蔑统治着一切。对于社会主义，如果托尔斯泰不是禁止自己去憎恨一切，那他定会加以痛恨。他加倍地蔑视社会主义，因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自由与科学。它的根据不是某种经济学，而它的绝对的定律握着世界进步的机捩的吗？

托尔斯泰对于科学是非常严厉的。对这现代的迷信，“这些无用的问题：种族起源论，七色研究，镭锭原质底探讨，数目底理论，化石动物，与其他一切无益的论辩，为今日的人们和中世纪人对于圣母怀胎与物体双重性同样重视的”，托尔斯泰写着连篇累牍的文字，充满着尖利的讽刺。——他嘲弄“这些科学底奴仆，和教会底奴仆一般，自信并令人信他们是人类底救主，相信他们的颠扑不破性，但他们中间永远不能一致，分成许多小派，和教会一样，这些派别变成鄙俗不知道德底主因，且更使痛苦的人类不能早日解除痛苦，因为他们摒弃了唯一能团结人类的成分：宗教意识。”[814]

当他看到这新的热狂底危险的武器落在一般自命为促使人类再生的人手中时，他不安更甚，而愤怒之情亦更加剧了。他采用强暴手段时，他无异是一个革命的艺术家。然而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理论家是他痛恨的：这是害人的迂儒，骄傲而枯索的灵魂，不爱人类而只爱自己的思想底人[815]。

思想，且还是卑下的思想。

“社会主义底目的是要满足人类最低级的需求：他的物质的舒适。而即是这目的，还不能以它所拟的方法达到。”[816]

实际上，它是没有爱的。它只痛恨压迫者，并“艳羡富人们底安定而甜蜜的生活，它们有如簇拥在秽物周围的苍蝇”[817]。当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时，世界底面目将变得异样地可怕。欧罗巴的游民将以加倍的力量猛扑在弱小民众身上，他们将他们变成奴隶，使欧罗巴以前的无产者能够舒适地，悠闲地享乐，如罗马帝国时代底人一样[818]。

幸而，社会主义底最精华的力量，在烟雾中在演说中耗费了，——如姚莱斯（JeanJaurès）那般：

“多么可惊的雄辩家！在他的演辞中什么都有，——而什么也没有……社会主义有些像俄国的正教：你尽管追究它，你以为抓住它了，而它突然转过来和你说：‘然而不！我并非是如你所信的，我是别一样东西。’它把你玩于手掌之间……耐心啊！让时间来磨炼罢。社会主义的理论将如妇人底时装一般，会很快地从客厅里撤到下室中去的。”[819]

然而托尔斯泰这样地向自由党人与社会主义者宣战，究非为独裁政治张目；相反，这是为在队伍中消除了一切捣乱的与危险的分子之后，他的战斗方能在新旧两世界间竭尽伟大的气势。因为他亦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较之一般革命家底另有一种理解：这是如中世纪神秘的信徒一般的，期待圣灵来统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