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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战江南（第1页）

第九章战江南

江南，李煜打发日子的方法，也跟从善差不多。

他的烦恼来自两方面，一是国事，二是家务。家务比国事更难分拨。从善夫人越来越不可理喻了，经常入宫大吵大闹。李煜唯有望影远避，推给嘉敏去应付。这是一大苦事，软劝苦磨，想什么办法都不中用，唯有等从善夫人哭够了，闹倦了，才能无事。当然，嘉敏受够了气，少不得向李煜发作，到头来等于还是不曾摆脱从善夫人的麻烦。

国事是大臣之间，倾轧不已，很难找到和衷共济的现象。最使他头疼的是，潘佑越来越无礼，他连上六道奏疏，指摘时政，语气的偏激傲慢，远超乎直言极谏的地步。

上到第七道奏疏，李煜却真是忍不住了。他将那一道奏疏发交入值澄心堂的近臣阅看，特别在其中的一段话上，加了“红勒帛”，表示不满。

这段话历数满朝大臣的缺失，独独保荐李平，说他的才具“胜臣十倍，堪判度支”，竟是荐李平掌理举国的财政。

徐游、徐辽兄弟及张洎等人，都将潘佑恨之入骨，一直在俟机而动。如今李煜已有表示，正是时机已到。徐氏兄弟主张打铁趁热，及时建议，准如潘佑所请，“放归田庐”。趁此逐出金陵，去了一个厌物，岂不太妙？

张洎不以为然——他是包藏着祸心，觉得罢潘佑的官，还是太便宜了他，像这样放言高论、目空一切的“清流”，就该报投“浊流”。只是这番心事，不便明言，反倒说徐氏兄弟的建议，稍嫌过分，恐怕另有人为潘佑不平，引起意外的枝节。不如让他退出机要之地，专尽文学之才，比较适宜。

徐氏兄弟接受了他的看法，约齐了一起去见李煜，提出共同的建议。李煜深以为然，实时亲书手谕：“潘佑诸职悉罢，专修国史。”

这是张洎的欲擒故纵的阴谋。他明知潘佑绝不会就此缄默，而李煜则还未有杀潘佑的决心，所以布置这样一着让双方逼进一步的险棋，以造成短兵相接，非见死活不可的紧张局面。

果然，第一个上当的是潘佑。不出三日，第八道奏疏送到李煜面前，说的是：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臣前者继上表章凡数万言，词穷理尽，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奸邪，曲容谄伪，遂使家国愔愔，如日将暮。古有桀、纣、孙皓者，破国亡家，自己而作，尚为千古所笑。今陛下纵容奸佞，败乱国家，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陛下必以臣为罪，则请赐诛戮以谢中外。

于是，第二个上当了。李煜气得面白唇青，抖个不住。裴谷大吃一惊，只当他得了什么急病，赶紧上来扶住他的身子问道：“官家、官家，怎的不舒服？”

“你看，你看，”李煜用索索抖颤的手，指着桌上说，“潘佑!”

裴谷伸头过去一望，正看到“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那句话，才知道是受了潘佑的气。只要不是急病，便可放心，至于李煜受气，在裴谷看来不算一回事。所以他只向左右使个眼色，示意去请嘉敏来解劝，然后奉上一杯热茶，悄悄退下。

等嘉敏赶到，李煜已由生气变为发怒，正在吩咐裴谷，立即宣召近臣，商量如何处置潘佑。嘉敏不知就里，只觉得应该回护潘佑。因为当初议订大婚典礼，潘佑的见解通达，她一向对他有好感。

为此，她急忙出言阻止：“慢，慢!”接着，和颜悦色地问李煜，“官家何必生这么大的气？潘佑不过脾气耿直些，人是好的。”

“你还要为他说话？你看看，他写的是什么？”

一看之下，嘉敏说不出为潘佑求情的话了，只叹口气说：“唉!好端端一个极通达的人，怎的变得这等乖戾？真正自作孽!”

“自作孽，不可活!”李煜转脸向裴谷轻喝，“快去，你还等什么？”

裴谷不敢多说，承旨宣召近臣，一共五个人：徐辽、徐游、张洎、陈乔、徐铉——韩熙载本亦在近臣之列，却是早两年就下世了。

虽属近臣，国后亦不能不回避，但嘉敏不曾走远，只藏身在重帷之后，静静倾听。听得李煜将潘佑的奏疏发下传观，然后是徐辽气急败坏地申诉：“臣蒙特达之知，得与机密。潘佑妄指官家‘力蔽奸邪，曲容谄伪’，所谓‘奸邪’，臣当然是其中之一。臣请告退归田，免伤官家知人之明。”

“你别再闹了。这时候还闹什么意气？”李煜微感不耐，“如今我要看大家的意思，怎等发落潘佑？你们一个一个说!”

于是徐游发言：“潘佑与朝中所有臣子，势不两立。官家如不愿罢斥群臣，便当如潘佑所请。”

这带着要挟的意味，是逼李煜照潘佑所说，“请赐诛戮以谢中外”。陈乔觉得他用心阴险，颇起反感，因而抗声相驳：“此话不然!对臣下的进退赏罚，权操自上，绝无在潘佑所说的两条途径中选取一条之理。”

“那么，”李煜紧接着问，“你说，该怎么办？”

“请官家垂怜潘佑本心无他，斥为庶民，放归田里。”

李煜不答，然后转脸看着徐铉问：“你看？”

“纪纲不可不讲，赏罚不可不明。”徐铉用很冷静的声音答道，“潘佑犯颜直谏，措辞过当，近乎不敬。但爱之深则言之切，且自古以来，有道之君皆不杀谏臣。是故臣如陈乔所奏，请将潘佑斥责为民，以为措辞不谨者戒!”

“徐铉所言甚是!潘佑的措辞太不谨了!”最后发言的张洎，望一望重帷下的猩红裙幅，故意提高了声音说，“潘佑纵使直言极谏，何可议及中宫？”

这句话正碰到李煜的心坎上。潘佑的奏疏中，最足以使他恼怒的，就是说他“不及桀、纣、孙皓远矣”这句话。桀宠妹喜、纣宠妲己，而吴王孙皓，则《三国志》说他“后宫数千而采择无已”，皆是女祸亡国之君，拿他们来与李煜相提并论，亦就等于说出自周家的两国后是亡国的祸水，这在李煜是绝不能容忍的一件事。而嘉敏却是此时由张洎一句话，方始省怡，顿时对潘佑的观感，完全改变，觉得此人的死，无足萦怀，因而也就不必再听帷外君臣的议论，悄然走了。

而李煜却记着她的话，也觉得潘佑是“变”过了，变得“乖戾”如此，必有原因。于是，情势一变，枝节突生，首先获罪的，不是潘佑，而是李平。从他修炼的密室中，为校尉所捕，收入大理寺狱中。

李平被捕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他食古不化，由于潘佑之荐，他执掌“司农”之职，依周礼造民籍、造牛籍，形成骚扰；同时豪家兼并贫户农田，他又勒令退还，因而得罪了许多巨室，他们纷纷展开攻击。

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李煜提出一个看法：潘佑变得这样“乖戾”，是受了李平的“妖言”蛊惑。这一看法，甚至连陈乔和徐铉都觉得有道理。于是未罪潘佑，先捕李平，是惩治祸首之意。

闭门家居，一心希冀以至诚回天的潘佑，得知李平因为他的牵累而下狱，既痛良朋，亦以自哀。冷静地考虑下来，知道自己下狱亦在旦夕之间。“士可杀不可辱”，而况已有坚决的表示，“必以臣为罪，则请赐诛戮”!

视死如归，正在此时。他留下一封遗书，悄悄地举刀自刭了。

接着，李平瘐死狱中。两家家属，徙置江西。李煜从此再听不到逆耳之言了。

消息传到汴京这儿，对宋朝的主张讨伐的一派重臣来说，是一种绝大的鼓励。他们的看法是：第一，李煜杀忠臣，便知他绝无悔过之心，有可伐之道；第二，正因为李煜杀忠臣，使得江南贤才寒心，一旦有事，将会观望。这就不但可伐，而且可胜。

这一派重臣，以晋王光义为首，而迭着战功的宿将，都附和他的看法。于是，皇帝单独召见赵普，征询意见。赵普是早就与晋王走在一条路上的，当然亦表示赞成。在论江南的情形之外，他还有一个理由：荆湘的战船，早经造成；水师训练，亦已娴熟，士气战备，恰在最好的时候，正宜及锋而试。不然师老船敝，将来再决定讨伐江南时，又得花好大一笔库帑，费好大一番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