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斯廷斯任印度大总督期间,曾鼓励复兴印度学,他于1781年创办了加尔各答宗教学院。他还鼓励东印度公司的年轻职员学习印度古典语言,其目的在于创立一个可以利用的知识群体。[93]出于同一种考虑,驻扎官乔纳森·邓肯(JonathanDun)在贝拿勒斯创办梵文学院。两者都是按照印度原来的教育体制设立的,学习的科目依然是传统的印度语法、哲学、文学和宗教。
韦尔斯利任总督时,针对英国在印度的文官素质低劣的情况,强调文官要有行政能力和广博的知识,要熟悉印度语言和风土人情。他说:“帝国的稳定……必须由内部秩序的持久的原则来保证;由一种纯洁、正直而始终如一的公平的行政制度来保证;由一种慎重而稳健的税收制度来保证。”[94]为保证实行这种制度,1800年他在加尔各答开办了威廉堡学院,培训东印度公司的行政职员。1806年,英国建立海利伯里学院(HaileyburyCollege),作为印度文官的培训基地,其主要课程有东方语言、宗教、历史等。学院开办后,英印文官的素质才略有变化。
西方传教士在早期英语教育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许多印度人都是通过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而熟悉西方的。西方传教士在宣扬基督教教义的过程中,不得不创办一些学校,其中大多数为初级学校,授课内容主要是基督教教义,但也教一些简单的读写算知识,授课语言一般用学生的母语。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时候就创办了教会学校,马德拉斯和孟加拉都有他们建立的英语学校,比如威廉·凯里于1793年在加尔各答建立了英语的教会学校。
最早动议在印度教授英语的人是东印度公司一个名叫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Grant)的文员。他在1773年到达印度,对印度的教育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英属亚洲臣民社会状态观察》(ObservatioeofSogtheAsiaticSubjectofGreatBritain)的调查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指出,要想在印度这片土地上进行统治,就要履行责任,建立和维护和平,普及教育,把所谓的“现代文明”带入印度。他提倡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说“社会的恶俗与人民的道德堕落,是愚钝和普遍无知的结果,只有教育,首先是英语教育,方可消除这些现象”[95]。格兰特回到英国后,竭力劝说英国议会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接受他的意见,并得到了英国下院议员威尔伯福斯的支持,但当时的英国政府并不接受他的意见。
19世纪初,英国统治者内部出现两个派别,一派支持在印度继续使用梵语和印度语教育,鼓励提倡东方文化,发展印度文明,这一派被称为“东学派”;另一派主张英语教育,在印度推广西方文明和科技知识,这一派被称为“西学派”,他们之间的争论持续了近20年。但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1813年,英国议会颁布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法》(CharterAct,1813),取消了东印度公司贸易的垄断权,同时还规定:印度总督每年应从公司税收中拨出不少于10万卢比(1万英镑)的经费用于发展教育,“用于文学的复兴,鼓励印度本地的学者,以及在英属印度领地的居民中介绍和提倡科学知识”。[96]但是对于这批经费如何使用却没有详细说明。法案还授权印度管理委员会对未来担任印度文官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规定只有在海利伯里学院受过训练并取得毕业证书的人才能被董事会推荐为文官。这是英国议会干预印度文官任命的开始。为了培养为英国人服务的印度人,英国殖民者还在印度大力发展英语教育。
当然,殖民地教育发展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培养了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印度人,又为殖民统治培养了掘墓人。近代学校培养了大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把近代知识和资产阶级观念(功利主义、利润导向、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等)带进了印度社会,为印度的独立准备了条件。对于这一点,英国人也早有认识,19世纪初,在应该不应该对殖民地输入西方教育的问题上,英国国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主张保持旧式的印度教育制度而加以资助,另一部分人主张实行欧式教育,以英语为媒介。前者认为鼓励发展旧式教育制度既可以培养推行新政策必要的知识分子又可以防止西方思想传到印度,总督黑斯廷斯就持这种观点。后者认为巩固殖民统治的道路不在于是否使印度隔绝西方思想,恰恰相反,最根本的办法是通过灌输西方思想和文化,摧毁印度人的传统意识和价值观。印度立法会议成员马考莱公开说:“以我们有限的手段,我们不可能教育全体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尽力培养出在我们和由我们统治的无数人之间充当译员的一批人。这些人从血统和肤色说是印度人,但其爱好、见解、道德和才智是英国式的。”[97]但当时在英国反对这种观点的人居多,他们郑重地警告说,推广西方教育,就是把西方知识和观念教给东方人,后者会把这些知识作为武器,要求地位平等,其结果将会断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但是,为了使英国的殖民统治机器能够良好运转,殖民当局不得不采取推广西方教育的方针,以培养大批为殖民统治服务的人。
1784—1813年这20年时间内,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在领土上,英国已将印度大部分土地征服,英属印度领土大大扩张。其次,英国议会控制印度的机制确立起来,这有利于遏制公司职员的腐败行为,并为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做好准备。最后,英国开始“关注”印度人民的利益,1813年特许状宣布:“促进维护印度人民幸福与利益是英属印度政府的职责。”[98]所有这些都与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时期有明显不同,是新帝国政策的标志,也是英国在土著人殖民地的统治能够稳固的原因之一。
英属印度新的统治机制的形成,巩固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成为英国统治土著人地区的典范。印度作为巨大的销售市场及原料产地,成了英帝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此以后,保卫印度就是英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9世纪中后期,英国与俄国在西亚、中亚进行了长期角逐,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保卫印度。
英国在确立新的统治机制时,也破坏了印度原有的社会结构,给印度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马克思说:“不列颠入侵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99]他还说:“不列颠入侵者打破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使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不列颠的蒸汽机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毁了。”[100]英国在印度兴办教育,改革管理,修建公共工程,客观上促进了印度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这只是为了更好地统治它。发展印度不是殖民者的主观愿望,也不是他们的自觉行动,但却是其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社会后果。殖民主义的种种措施实际上是双刃剑,马克思在《不列颠对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对于殖民主义的这种“二重性”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考察了殖民统治对东方社会造成的恶果,但是在殖民主义的卑劣的私欲背后,他也看到了殖民统治在客观上对东方社会有一种改造作用。马克思说:“贵族只是想降服它,财阀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101]
在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中,小皮特及其他政治家代表着深刻的思维:善待被统治者,不但是基督教伦理的要求,也是商业赢利的必要条件。[102]19世纪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从未偏离这个双重性原则,这个原则及实现这个原则的管理机构,成了英国在所有土著殖民地统治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是破坏性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03]
殖民主义者来到东方是为了掠夺财富,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打出何种旗号,这个宗旨始终不变。西方殖民者在破坏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时,给印度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殖民者通过在征服地公开洗劫国库珍宝,抢劫黄金白银,勒索战争赔款,进行不等价交换,实行垄断贸易,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等手段掠夺了巨大的财富。例如在1757—1815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榨取的财富就达10亿英镑之多。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104]。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自由贸易旗帜下,英国通过不平等交换实现掠夺。英国物美价廉的工业品打败了印度传统的手工业产品,破坏了印度原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中,殖民者采取了数不尽的掠夺手段,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思想文化上的,等等,它所造成的危害之大,影响之深远,都是史无前例的。印度的纺织业曾经闻名于世,17世纪许多欧洲旅行家和商人都以羡慕的口吻描述印度精细的纺织品。印度的生铁和钢冶炼质量也很高,英国人最初比不上。印度的造船技术举世闻名,所造船只可比英国船只寿命长10年。
然而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这一切都成了往事。在殖民主义者的盘剥下,印度传统的手工业不断衰落。棉纺织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先导。英国首先要把印度变成英国纺织品的市场和棉花供应地。1783—178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向孟加拉出口羊毛亏损5000英镑,1783—1789年亏损则为2。6万英镑,当时,印度生产的棉布和丝织品仍然物美价廉。[105]从1813年英国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特权后,英国对印度商品的输出直线上升,其中占第一位的就是纺织品。1814—1835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布由818208码增加到51777277码,增长60多倍。[106]为了彻底摧毁印度的家庭纺织业,英国殖民者借助国家的力量,实行差别关税,对于英国输往印度的商品只征收象征性的关税,而印度输往英国的商品则征收高关税。英国大机器工业的商品本来就成本低,加上关税差别,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印度棉花输往英国制成棉纱或棉布再运回印度,其售价比本地织品还要低。英国廉价的商品潮水般地涌进印度,挤垮了印度传统的手工业,改变了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
而殖民主义的“建设性使命”表现为对东方社会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造,当商品经济在殖民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条件后,殖民者会把西方大工业移植过来,在殖民地创办大工业和近代交通事业。这是宗主国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后,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剥削必须采取的新的手段。对此马克思写道:“英国工业愈是依靠印度市场,英国厂主就愈是感到在他们摧残了印度本国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107]
英国在破坏印度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印度历史发展的方向,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108]铁路的铺设、水利的兴修、工厂的建立,使印度经济有了质的变化,印度告别了手工生产的时代。因此马克思说:“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在这个国家里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里应用机器。……由于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将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109]
马克思所言符合印度历史发展状况。1813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商业垄断后,英国和印度之间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贸易。为快速把印度变为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工业原料产地,英国殖民者对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港口进行改建扩建,以后逐渐修筑了从孟买到加尔各答的,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之间的公路、铁路,并兴办各种与铁路有关的工矿企业。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社会进步的基本障碍。所以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结果便是把印度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英国资本家在印度投资,在印度逐渐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但印度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却仍有待于摆脱殖民统治,只有摆脱了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印度才能真正完成工业化。而令英国统治者预料不到的是,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在客观上促成了印度的统一,为印度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印度在历史上长期不统一,不但存在着宗教之间的冲突,而且也存在着部落、种姓之间的冲突。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和地区之间的隔离,政治上的统一很难形成。而现代印度民族主义是在英国统治下发展起来的,有下面几个方面的动因。
一是英国人的优越感刺激了印度民族主义,英国人相信他们是优秀的种族,视印度人为低劣民族。在印度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印度人不论条件如何,不可能升迁到某些等级以上;在社会生活中,印度人被拒绝在某些旅馆、俱乐部和公园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以印度认同为基础的民族意识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最后发展成印度民族主义。
二是英国人在发展铁路、电报、邮政等设施的同时,无意中沟通了原先互相隔离的各个地区,打通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加强了全印度范围内的联系,锻造了一种有形的统一。而东印度公司强加于印度的贸易往来把印度连接在同一个经济体系下,殖民统治则把印度置于同一个政府、同一种法律和统一的关税管理之下,这样就为统一的印度国家设定了基本的框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统一的印度民族。政治上的统一是印度实现全面复兴的首要前提,对此马克思写道:“英国人用宝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阶级。”[110]
三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一批印度人参与到行政管理中,在土著居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新思想的集团,这个集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将带领人民进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从而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掘墓人。正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下现代民族主义在印度形成,促进了印度民族的形成。
四是英国人把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政治思想引入印度,也促进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英国在印度大力推行西方教育,培养了大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把近代知识和资产阶级观念带到社会各个领域,为印度知识和观念上的变革准备了条件。英国统治者还进行了某些社会改革,如禁止溺婴、童婚,允许寡妇改嫁等,向陈规陋习挑战并配合以基督教伦理教育,其本意是显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但在英国人所办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最终成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领导力量,正是英国在印度所建立的现代教育机构为反抗英国统治培养了社会基础,这一切都是英国殖民者当初没有预料到的。
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的一切行为,无论破坏性也好,建设性也好,其初衷都是为了实现对殖民地的掠夺。但事与愿违,前者破坏了印度的传统社会,给印度人带来极大的损害;后者在客观上则促进了印度社会的发展,使印度走上现代化道路。矛盾的两个方面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正是近代殖民主义统治的内在两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