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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责任制政府到自治领（第2页）

达勒姆的这一观点显然极有眼光，但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都还远未成熟的情况下，要形成这样一个能使不同部分凝聚起来的中心并不容易，而整个北美殖民地要走向联合就更加艰难。因此我们在加拿大从殖民地到自治领的历史进程中，既看到了经济的大力发展和利益的逐步趋同，又看到了各殖民地内部和殖民地之间长期的矛盾与冲突。

其中，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种族、文化、宗教以及法律、教育、习俗上的分歧与冲突，不仅没有得到弥合反而愈演愈烈。由于1840年合并法案规定上下加拿大在联合省议会中拥有同等席位，形成了两个地区的各自为政，众多的政治派别与集团，复杂的地区间、民族间矛盾，使联合后的加拿大长期陷于政治危机之中。

也许是对冲突和危机带来的痛苦体会更加深刻的缘故，在走向联合的过程中，恰恰是加拿大人起到了积极的领跑作用，他们先在1864年7月实现“大联盟”，接着致力于建立北美联邦。在各殖民地政治家们的共同努力下，联合的力量最终占了上风，经过1864年9月夏洛特城会议（Charlottetownce）、10月魁北克会议（Quebece），终于达成了决定英属北美殖民地未来命运的《魁北克决议》。

《魁北克决议》全文长达72项条款，决议在第一条中庄严宣布：“英属北美的最佳利益，以及现在和将来的繁荣，将由在大不列颠王室下一个联合的联盟（FederalUnion）所促进，如果这一联盟按照公正的原则能够在各省实现。”[122]

最后，又经过1866年12月伦敦会议，至1867年初，《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1867）在英国议会两院顺利通过，魁北克（原东加拿大）、安大略（Ontario原西加拿大）、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四省从1867年7月起，正式组成“加拿大自治领”（theDominionofada）。

为了确立帝国与自治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以及未来自治领的宪法地位，英国议会已与1865年制定了“殖民地法律有效法令”（ialLawsValidityAct1865），该法令承认殖民地自治政府有权制定殖民地的宪法和法律（但不能与帝国法律相冲突）。

英属北美各省在经历了长期的斗争与磨合之后，终于基本结束殖民地的历史，取得了半独立国家的地位。

与19世纪30年代—40年代殖民地争取责任制政府时英国的被动、不情愿态度相反，60年代殖民地人建立自治联邦的努力立即得到了英国的大力支持。当魁北克会议通过的联合法案在各省的审议批准遇到阻力时，英国政府甚至要求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的总督施加影响促进联合。针对新不伦瑞克省对魁北克法案的批评立场，1865年5月，《泰晤士报》评论道：“在目前情况下，即使一个不完全的联邦，也比什么都没有好得多。”[123]

英国之所以采取如此积极主动的政策，减轻自身财政负担与遏制美国领土扩张是最基本的考虑。

英国人对殖民地防务开支的不满由来已久，随着各殖民地责任制政府的建立，这种不满在各社会阶层得到普遍支持与加强。从60年代初开始，格拉斯顿就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殖民地应当支付自己的防卫费用，因为“你不能把自由的好处与自由的义务相分离”[124]。“如果一个社会不负责它自身防卫的常规事务，它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自由的权利和自由的责任绝对是联在一起的，承担责任和享受特权同样必要。”[125]“我不认为，不担负大部分自我防卫责任的政府是完全的、真正的自治政府。”[126]

1861年，议会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殖民地军事开支问题，委员会提出的一些原则性建议，成为整个60年代英国关于殖民地防务问题的指导方针，它们包括：（1）英国军队将逐步从殖民地撤出，集中保卫帝国的心脏；（2）遥远的属地将由帝国海军保卫，另外尽可能依靠当地的努力；（3）为帝国目标而维持的属地，防卫开支由英国承担，其他殖民地则由它们自己支付。

委员会指出，根据历史传统，英国在17和18世纪从未担当过殖民地的地方防卫，英国独自承担了保卫帝国交通线、保护殖民地和英国自身不受外部侵略的责任，并不要求殖民地担负任何保卫帝国的开支，也不期望他们在一场欧洲战争中援助英国，因此殖民地理应负责地方防卫的支出。[127]

1862年，英国下院一致决议：“行使自治政府权利的殖民地，应当承担起主要的责任，既提供它们自己内部的秩序和安全，也应当援助殖民地的外部防卫。”[128]

1846年，英国花在殖民地防卫上的开支高达400万英镑，因此各阶层人士对殖民地防卫的巨大花费抱怨不断。英国人普遍认为，从商业观点来看，这项支出对大不列颠是一笔坏交易。按照传统说法，殖民地为母国的机器制成品提供了市场，为母国的工厂提供了原材料，因此值得去保卫。但是美国独立后英美间商业贸易日益繁荣的事实，证实了亚当·斯密当年的预言：独立了的殖民地要比附属的殖民地更有价值。1844年英国对美国的出口达到800万英镑，等于同期英国向所有殖民地出口的总额，英国在殖民地付出了每年400万英镑的代价，而英国驻美国的领事馆每年开支只需1。5万英镑，巨大反差所显示的含义不言而喻。

一些最激进的自由贸易论者认为，由于这笔巨大的开支，殖民地事实上正在剥削母国。1848年曼彻斯特学派领袖科布登说：“这些殖民地居民生活得要比英格兰人民中的大部分好，他们生活中的舒适要比英国的纳税人多得多。”[129]1850年，斯宾塞从学理上论证了花在殖民地上的开支是不正当的，是保护移居国外者而牺牲了母国人民的利益。[130]

在当时的各种牢骚不满中，迪斯雷利的“磨石”说最为人们所熟知。1852年，针对新斯科舍省与美国发生的大西洋沿岸捕鱼权争端，迪斯雷利抱怨道：“这些讨厌的、将在几年之后全部独立的殖民地，就像是围在我们脖子上的一块磨石。”[131]

怎样才能缓解帝国的财政负担？曼彻斯特学派曾经主张放弃帝国，让殖民地像“成熟的桃子”一样与母国“自愿分离”。但包括许多政治家在内的大多数人认为，削减用于殖民地的防务开支，让殖民地自我防卫是个有效的途径。1863年，曼彻斯特学派的重要成员戈尔德温·史密斯（GoldwinSmith1823—1910）在《帝国》一书中写道：“为什么这些自由的社区不能支付他们全部的军事费用？他们已经得到了自治政府的全部权力，为什么不承担全部自我防卫的责任？”[132]1850年，“殖民地改革协会”在英国建立，其主要宗旨就是“将母国从殖民地地方政府的全部花费中解放出来，除了在外国对帝国的战争中保卫殖民地免受侵略的开支”[133]。

整个19世纪中期，尽管存在着批评与反驳，殖民地应当自我防卫的观点不断成长壮大，到60年代加拿大人争取建立自治联邦时，这一思想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为两党的政治家所接受，可以说，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无论自由党还是保守党，都不愿将大量金钱花费在保卫海外殖民地的军队上。由于英美之间关系的紧张，美国内战期间，英国在北美的防务负担明显加重，引起国内普遍不满，摆脱防卫殖民地的责任遂成为一个政治因素。因此，自由党的帕默斯顿内阁（1859—1866）与保守党的德比内阁（1866—1868），对北美殖民地的联合运动一致采取了积极支持、鼓励推进的政策，希望联合后的联邦政府能够承担起保卫自己的责任，从而减轻英国的财政负担。

抵御遏制美国的领土兼并是英国积极促成殖民地联合的另一个重要目的。与美国的关系始终是英国统治阶级集团外交政策的重点，1812—1814年战争之后，两国曾经有一段相对和谐的时期，但随着美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令人瞩目的西进运动，美国领土扩张对英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从30年代起英国政界和社会舆论中，对英属北美各省可能被美国兼并的忧虑越来越强烈，包括达勒姆、罗素在内的许多政治家，不断呼吁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联合以抑制美国的扩张。事实上达勒姆在他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这一思想：

如果我们希望防止（美国）影响的扩大，只有通过培育北美殖民地人民自己的某种民族性，通过将那些小的不重要的社区提升为一个具有某些民族重要目标的社会，通过给它们的居民一个国家。这样他们就会不愿被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所吸收同化。[134]

十年以后，1849年10月的《泰晤士报》表达了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那种对美国兼并威胁的恐惧：

通过巩固这三个英属北美省份去发明这样一个政府——不管它是王家的、帝国的还是共和的——难道是不可能的吗？它将在我们和离我们最近但也是最可怕的对手之间，竖起一座巨大的防浪堤。[135]

在总体上，英国人抱着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看待与美国的关系：既担心美国的扩张损害自己的利益，又害怕卷入直接冲突以致发生战争。迪斯雷利在1852年的德比短期内阁中任财政大臣，他之所以将殖民地比作“磨石”，除了把英国不得不防卫北美殖民地当作沉重负担外，还把这种纠纷看作对英美和平关系的一个威胁，实际上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

1846年英美《俄勒冈条约》（oy，1846），也同样是英国人矛盾心理的产物。根据1818年协定，英属北美与美国之间的边界沿着北纬49度线向西部延伸，俄勒冈地区归两国共有。到40年代美国移民进入该地区，与英国的哈德逊湾公司发生冲突，美国人宣布“或者是54度50分，或者是战争”！但双方并未打起来：英国担心战争会使加拿大遭受危险，美国人也正忙于美墨战争，于是便有了妥协的《俄勒冈条约》，该条约将北纬49度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作为两国在北美大陆边界线，俄勒冈被一分为二，温哥华岛保留给了英国。

进入19世纪50年代后，双方在北美远西部的争夺又起。英国的加拿大、新斯科舍以及沿海几个殖民地，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广袤的西部未开发区域属于英国主要经营毛皮贸易的哈得逊湾公司，随着50年代在西部发现了金矿，美国移民大批涌入，直接威胁到英国的控制权，英国人对美国的警觉与敌意再次升起。

格拉斯顿的朋友约翰·戈德利（J。Godley1814—1861），是个对帝国和殖民地充满热情的人，1854年，正值英国陷于克里米亚战争之时，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那个政治家一定是个瞎子，看不到给文明世界的未来蒙上阴影的最大危险，在于美国的巨大力量与发展，在于它与其极丰富的物质资源相结合的无限能量和过度野心。对于英格兰来说，在这个过分自负的家伙自己的大陆上，竖起不列颠北美这样一个敌手，要比抑制俄国的势力有价值和重要得多。……另一方面，如果英属北美各省依然各自为政，那么他们必定会被那个庞然大物似的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吃掉。”[136]

为了遏制美国的扩张势力和吞并野心，英国先是于1858年在西部以温哥华为基础建立了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Britishbia），又鼓励加拿大向西部拓展，让哈德逊湾公司将西部土地转让给加拿大。但美国扩张的威胁始终没有解除，因为西部土地面积太大，新建立的皇家殖民地距离东部殖民地太遥远。

美国内战爆发后，边境的局势骤然紧张，由于英国的亲南方立场，双方关系明显恶化，一系列突发性事件又使关系更趋于紧张：1861年的“特伦特号事件”（TheTrentCrisis）[137]、1864年在加拿大避难的美国南方人越过边界向美国领土发动袭击、1865年美国声明终止1854年“互惠条约”、1866年美国芬尼亚党人越过边界进攻加拿大、1866年美国国会有人提出批准英属北美加入美国的议案。

所有这些事件汇成一股巨大的压力，使保卫英属北美领土、阻止美国在东部的入侵和在西部的蚕食成为当务之急。

英国政治家们和殖民地人民同样意识到，只有各殖民地组成强大的联邦，才有可能对西部实行有效统治，遏制住美国的领土扩张。因此，英国对北美各殖民地的联合运动表现出特别的热心，甚至原先不赞成立即联合的殖民地官员，例如新斯科舍总督诺曼底侯爵（2ndMarquessNormandy1819—1890），进入60年代后也开始转变立场，1865年他在信中写道：“现在美国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商业国，变成一个军事的、好战的、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我确信，英属北美获得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各省的联盟、跨大陆铁路、强大的地方防御、英格兰的援助，以及对扬基佬的蔑视。”[138]

殖民大臣卡德韦尔子爵（VistCardwell1813—1885）在给沿海省总督的信中指出：英属北美各省彼此分离对于防卫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诸省将其人力、资源联合起来，才能为帝国防卫作好充分准备。[139]

在英国政府鼓励政策的引导下，自治领于1867年成立后，对西部的开发得到迅速加强：1869年加拿大以30万英镑从哈得逊湾公司手中得到鲁珀特地区（RupertLand）和西北地区（ory）的所有权；1870年原属鲁珀特地区的红河居民区建立马尼托巴省并加入联邦；187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入联邦；1873年爱德华王子岛加入联邦。

加拿大从地处东部的小联邦迅速跨越北美大陆，完成了“从海洋到海洋”的扩张。英国也按照预期计划从北美撤出驻军，只保留了分别设在大西洋岸和太平洋岸的两个海军基地，实现了削减帝国防务开支、让殖民地人自我防卫的目的。

与此同时，建立联邦之后的加拿大，领土与统治权达到除阿拉斯加之外的半个北美大陆，实力迅速得到提升，这反而为美加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威胁曾让英国人和北美殖民地人长期神经紧张，现在终于消失。

英帝国第一个自治领在1867年的出现，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殖民地自治已无可辩驳地成为帝国的一个原则，成为19世纪自由英帝国的重要特征。责任制政府的建立和自治原则的推广，缓解了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减轻了英国的财政与防卫负担，加强了帝国的凝聚力，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母国和殖民地“双赢”的结果。

在德比第三次保守党内阁（1866—1868）中任印度事务大臣的索尔兹伯里侯爵（3rdMarquessofSalisbury1830—1903）不无感慨地说：过去，从开普到新西兰，从主教到酒店侍者，到处能听到反对唐宁街政策的愤怒声音，而现在都已了无踪影。[140]

索尔兹伯里的议论多少有些绝对，责任制政府与自治原则在当时适用的对象，只是少数由英国人或欧洲人组成的白人移民殖民地，并不包括西印度群岛、印度等有色人种殖民地。按照英国政府的标准，这些殖民地“或是太小，或是太穷，或主要被非欧洲人居住，像直布罗陀要塞和罪犯殖民地一样，都不大可能具备建立责任制政府管理自己事务的资格”[141]。但他的话的确部分反映了责任制政府在移民殖民地普遍实现后，英国与殖民地关系明显改善的事实。

1883年，第一代英帝国史学家约翰·西利这样评价新的帝国关系：“当殖民地的利益与母国不同时，就像长大成人的儿女，英国采取的是古希腊式的制度——给予殖民地完全的独立，但用永久的联盟拴住它。”[142]

自由主义改造了英帝国，实现了从斯密、伯克到达勒姆、额尔金，从殖民地改革家到自由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几代英国人的理想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