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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征服者与开化者（第2页）

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后果》等关于印度和殖民主义的论文，本是应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之约而写，但其中所表现出的高屋建瓴般广阔视野及深刻见解，让人折服。今天，历史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半世纪，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和相关思想更加显得深邃。从殖民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及其所担负双重使命的角度，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这一似乎无法厘清的问题，就显得清晰多了。英国人和印度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各自讲述的都是真实的故事，但却不是历史的全部，都缺乏对历史的全景式分析。

因此，我们既要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无情谴责，也要看到英国人所摧毁的并不是理想化的印度社会，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残杀在印度成了宗教仪式。[167]

此外，还应当看到的是，在英国人推进印度社会近代化的动因中，既有将印度变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强大利益驱动，也有真心实意用英国的制度、文化、语言、宗教改造印度社会的主观愿望。前者是由资本主义的扩张本质所决定的，而后者，来自于英国人关于文明使命的自我信念。

在第二帝国形成壮大的历史过程中，尽管英国对印度的政策和统治方式不断有变化，我们仍可以看到有一条基本上贯穿始终的线，这就是边沁功利主义学说中“好政府”思想的影响。

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专营的商业公司的统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最坏的统治。”[168]许多同时代的英国人发现，英国人已经变成了“东方的专制君主”。整个18世纪末期，东印度公司军队和官员对印度**裸的猖狂掠夺，在英国社会引起强烈义愤。例如，成为百万富翁的克莱武回到英国后即受到公开谴责，下院特别委员会指责他在印度搜刮财富，使他感觉自己“像个偷羊贼而不是下议院议员”[169]。

18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黑斯廷斯审判案”，更是轰动了整个英国社会，伯克等人在指控东印度公司官员的贪婪腐败时，根据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而独立的教训，首次提出了“托管人职责”的思想，其核心是反对无止境地勒索殖民地，要给殖民地人民一个“好政府”。在下院演讲中，伯克尖锐指出：“英国没有建教堂、医院、宫殿、学校；英国没有修建桥梁、公路、灌渠、水库……假如我们今天被赶出印度，那么我们留在印度的东西将说明，在我们统治的这一不光彩的时期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亚于一只猩猩或老虎。”[170]

这样，“公司在印度怎样统治的问题很快就成了议会辩论的热门话题，新兴工业家、商人、金融家、政治家都强烈要求英国议会插手对印度的管理，使对印度的统治有利于整个英国经济的发展”[171]。1784年由小皮特提出的《东印度公司法》，已经初步形成公司和议会共同管理印度的体制，但真正的实质性变化发生在19世纪，通过1813、1833、1853年三次对公司特许状的续订，议会逐步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并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体制作了根本调整。

这一过程既是工商业资产阶级愿望与要求的反映，也是伯克首创“托管”思想的体现。1813年，正是在伦敦商人集团的强烈要求下，议会取消了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但英国“外港”（theoutports）如利物浦商人没有从中获益，因此他们仿效伦敦商界，在1833年公司特许状续订之前，带头掀起规模更大的宣传鼓动及请愿活动，仅1829—1830年间向议会递交的请愿书就有257份。[172]只是由于1830年接替威灵顿内阁的格雷内阁正在为议会改革而斗争，还未准备好承担对印度的管理责任，东印度公司的前途问题才没有立即解决。到1833年，议会终于按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愿望，将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取消，并规定公司不再从事在印度的贸易活动，只作为受国王委托的单纯行政机构。

历史统计资料显示，公司贸易垄断权的全部废除和职能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英国兰开郡的机器棉织品从此得以大量涌入印度市场，1834—1856年间，印度的进口额从426万镑增加到1340万镑，增长了227%，出口也从799万镑增加到2300万镑，增长了188%。[173]

根据1833年法案创建起来的英属印度新体制，行政权、立法权分别属于由国王和议会任命派遣的总督参事会、总督立法委员会。1853年法案取消了公司董事会对官员的任命权，宣布实行文官考试制度（IndianCivilService）。尽管公司对印度统治的最终结束是在1858年，是年英国议会通过《印度政府法》（theGoverofIndiaAct），宣布“印度由英国女王接管并以她的名义统治”，但事实上，从1833年起印度的实际统治权已经转入英国议会和政府的手中。

除了确立政治统治体制，各法案还涉及到制定现代法典、促进近代教育以及鼓励传播基督教等内容。在推行所有这些改革措施时，许多在印度的英国人抱有明确、强烈的托管意识和帝国使命感。例如第一个被派到印度参加立法会议，并为印度编纂制定了刑法典的英国人，19世纪英国著名辉格党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托马斯·巴宾顿·马考莱说：“通过良好的政府，我们可以教育臣民，使他们在某个时期要求建立欧洲的制度，这一天无论什么时候才来到，都将是英国历史上最骄傲的一天。”[174]1819—1824年任孟买总督的埃尔芬斯顿认为：“我们不可梦想永远占有，但必须努力为当地人建立一个对我们和他们自己的利益都有利的自治国家。”[175]这里的自治国家，显然并非指后来在40—50年代授予移民殖民地的责任制政府，但它无疑表达了一种建立“好政府”的真诚愿望。

许多英国历史学家都曾指责英国在印度实行的那种家长式专制统治，帝国史学家P。J。马歇尔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方式与英国的自由传统是相违背的，却被用于其他亚洲国家，英国人认为那里的人民不适合自治政府。”[176]但对19世纪的英国人来说，这种相违背显然不言而喻。因为，就连非英国血统的白人居民，也曾经被认为不具备自治资格，更不用说始终被认为是不开化的、落后野蛮的有色人种。

例如，在谈及1858年新设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时[177]，时任德比保守党内阁殖民部常务次官的卡那封伯爵（4thEarlof1831—1890）认为：“现在，自治制度（对它）将是一个无用的礼物。”纽卡斯尔公爵则直截了当地说：“责任制政府只能对不列颠民族出身的殖民者才是适用的。”[178]这些话，表现了英国人特有的傲慢和对非不列颠民族的偏见，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人从未考虑过要将责任制政府和自治原则推行到印度等非白人殖民地去的原因。

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议会和政府逐步接管印度统治权的过程中，在总督们大力推行各项改革措施，竭力将英国式“文明福音”带给南亚大陆的过程中，英国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居高临下感，以及对印度人民那种怜悯夹杂着蔑视的态度，可以说无处不在。尽管也有一些英国人与个别印度人建立起私人友谊的例子，但在总体上，英国人对印度人及印度文化的看法是基本否定的。

例如，英国人普遍对印度教充满反感、憎恶与蔑视，根据一位19世纪中期英国历史学家的记载：“对许多刚从英国来的人来说，印度教义和实践显得如此无法表达的荒谬，以至于他们不能相信任何人类献身于这个宗教时是严肃认真的，他也不费心掩饰自己对这些荒谬信条的看法，认为那些信印度教的人是虚伪的。”[179]

但是，印度又是“古老的、东方色彩的、奇香异味的”，“印度在英国人的帝国意识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印度几乎是一种神秘的吸引力的中心”。[180]

因此，在统治印度的不同历史时期，英国人对印度人、印度社会以及印度文化的态度是不同的。从18世纪70—80年代议会开始介入对印度的治理起，一直到整个19世纪上半期，在英国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观念，基本是伯克倡导的“托管”思想，即必须给印度人民一个好的政府，议会针对东印度公司官员的掠夺和腐败行为进行的谴责指控，正是这种主流观念的反映。

早期的驻印度总督，个个是雄心勃勃的英国高等贵族，虽然都自以为受命于天，但在他们的使命感中较少有种族主义的成分，对印度的古老历史与文化，他们最初表现出的是某种尊重与敬意。例如18世纪80—90年代在印度出现的几所宗教学院、梵文学院，都是由包括总督在内的高级官员创办的。倒是英国的传教士们，努力创建了印度最早的英语教育。1813年，英国议会还在续订公司特许状的法令中，要求公司致力于“传入有用的知识和宗教以及道德的改进”，每年必须拨出一定款项用于印度文学与文化的复兴，以及向印度人介绍科学知识。1823年，公司按照议会要求成立了“公共教育委员会”，委员会建立了新的梵文学院，出版刊印了梵文、阿拉伯文以及波斯文的著作。

但与此同时，印度的一些开明人士强烈反对继续进行梵文和宗教教育，认为这是英国议会“要使我国保持愚昧无知的极妙计划”[181]，他们向总督请愿，要求推行欧洲式近代科学教育。在他们的支持下，这一时期由福音教派传教士创办的以西方教育为模式的教会学校、学院得到较大发展。

由此，在公共教育委员会中便产生了如何看待印度文化的激烈争论，争论的一方被称为“东方学派”（Orientalists），另一方被称作“安立甘派”（Anglicists）（或“英语学派”）。前者认为印度文化复杂精致，具有活力，后者则认为印度文化充满野蛮与迷信，需要坚决摈弃，以英国语言文化取而代之。[182]从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本廷克总督强力推行的包括教育在内的各项改革措施来看，显然是“安立甘派”完全占了上风。

随着政府和议会获得对印度的实际控制权，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开始改变早期那种谨慎态度，确信印度人都是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而自己的职责就是以英国的文明去教化他们，使其“安立甘化”

（Anglicize）。

在“安立甘派”阵营中，托马斯·马考莱被公认为是最著名的“西方化论者”（westernizer）。马考莱在英国是个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他出身于殖民地总督家庭，本人是律师，年轻时就以许多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反对奴隶制、支持议会改革的论文而闻名，旗帜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为他赢得了下院议员的位置，在议会对改革法案的激烈辩论中，马考莱的发言（1831。3。2）被历史学家公认“是最辉煌的一次捍卫改革法案的演讲”[183]。1834年他被议会派往印度，作为法律参事成为印度立法委员会（theSupremedia）成员，同时担任公共教育委员会主席。

马考莱是个对英国文明的优越性坚信不疑的人。他认为：印度人民并非低等民族，但印度的文化是低劣的。就像希腊开化了罗马，罗马又开化了不列颠一样，现在英国作为进步链条上的一环，必须将文明的好处带给印度。[184]在印度的四年时间里，马考莱充分实践了他的自由主义原则与理想，不仅为印度编纂制定了《刑法典》，而且直接推进了印度近代教育的建立。1835年，马考莱提出了著名的《印度教育备忘录》（Minuteoion），力主突破1813年议会法令的限制，在印度大力推行英语教育。

与早期驻印度高级官员们不同的是，马考莱用西方语言文化逐步改造印度社会的目的非常明确。他认为：既然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教育全体民众，那么“目前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我们和被我们统治的亿万印度人之间造就一个中间阶级，这些人的血统和肤色是印度的，但其品味、观念、道德和才智却是英国式的”，再由他们用印度的语言将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播给最广大的普通民众。[185]

马考莱的观点得到本廷克总督的大力支持，印度总督参事会立即作出决定，今后所有的官方拨款一律用于英语教育，以便通过英语向印度人传授英国文学和科学知识。此后，英语和西方式教育得到进一步推进，1837年，殖民当局规定英语代替波斯语成为官方公务语言；1844年，又规定优先录用懂英语的公务人员，从而使印度的英语及近代教育大大发展。尽管印度建立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近代教育体制，是根据1854年的《伍德教育急件》提出的全面规划，在19世纪50年代实现的[186]，但它的真正起点无疑是马考莱的《印度教育备忘录》，因为正是这份备忘录改变了由传教士开办西方教育的现状，使英语教育和近代科学教育在印度具有了官方和非宗教的地位。

西方式近代教育在印度产生和确立的过程，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当然也是真实地）反映出半个多世纪里英国人对印度文化的态度。从最初小心谨慎的尊重保护到后来强力推行西方化改革，这一政策变化恰好伴随了英国议会和政府对印度事务控制力不断加强的历史过程。

本廷克总督和马考莱是边沁功利主义理想的实践者，在英国驻印殖民官员中，属于激进自由主义的代表。和许多同时代的英国政界人物一样，他们又都是具有强烈帝国意识和使命感的人，坚信英国的法律、语言和教育制度最适合于印度人。在自己任期内，他们以文明开化者的身份和姿态，面对印度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芸芸众生。他们的观念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英国语言文化的强烈自豪，以及对印度语言文化及宗教的贬低轻视。例如马考莱的《印度教育备忘录》就一再表达这样的观念：印度人所操的语言，“既不包含文学也不包含科学的信息，而且如此贫乏、粗糙，难以将任何有价值的作品翻译过来”[187]。因此，只有英语才是最值得学习的语言。

但是，无论是本廷克还是马考莱，都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观念是相一致的。换句话说，英国人自以为并确实在印度扮演着“文明传播者”的角色，甚至为此充满道德上的高尚感。

事实上，作为具有极强种族优越感的英国人，对于其他非白人种族特别是黑色人种，许多人从骨子里就是蔑视的。人们通常认为，以“白人至上”为特征的种族主义，以及宣扬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盛行，但若追踪其源流，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初现端倪。

例如，1849年，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宣称，欧洲人要比非洲人聪明，劣等民族应当驯服于优等民族。帕默斯顿则从不掩饰他对非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蔑视，在他看来：葡萄牙人是所有欧洲民族中道德水准最低的，亚洲人和非洲人又要低得多，与爱尔兰人大致处在同一水平上。而所有从开普到广州的东方人，都是愚昧无知、傲慢无理的野蛮人。[188]在亚洲、非洲多次参加过侵略及殖民战争的沃尔斯利将军（GarJosephWolseley1833—1913），对非洲人的描述更加直白和肆无忌惮：“非洲人就像猴子，他们是一个徒有其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种族。”[189]只不过，当时这种与基督教教义相冲突的意识还只是一股潜流，对帝国殖民政策以及公众舆论尚未发生直接的影响。

真正使普通的英国公众对帝国内部有色人种的看法发生巨大变化的事件，是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起义（SepoyMutiny）、1865年的牙买加起义（JamaicaRevolt），以及19世纪60年代的毛利人战争（MaoriWars），这一连串事件恰巧都发生在同一时期，对维多利亚中期英国人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种族主义偏见从此开始有了市场。

最让英国人感到震惊、恐惧与怨恨的，是1857年的印度民族起义，它真正对英帝国以及英国人的帝国信念构成了一次严重危机，用布莱恩·拉平的话说，这“就像出现了一场地震”[192]。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由大规模军事反叛演变而成的民族起义？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人们可以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以及军事等各个方面，找出不同的答案，但最终极的原因，无不指向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不管是将其评价为“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还是分析成“旧的保守印度的最后一次努力”，[193]

起义事实上是英国殖民统治下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客观地说，1857年起义并未形成全民规模，起义仅发生于印度中部和北部地区；英属印度三大军区中，只有孟加拉的印度土兵参加起义，马德拉斯和孟买均按兵不动；投身起义的土邦王公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印度王公都站在了殖民当局一边，被兼并不久的旁遮普甚至派出自己的军队参加对起义者的镇压。

然而，英国人征服孟加拉已经整整100年，通过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兼并手段，至起义爆发前，英国直接统治地区已占整个印度的23，在此期间虽然始终存在着对征服的反抗，但真正称得上民族起义，并对英国整个殖民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这是仅有的一次。因此，起义在英国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