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对英国公众的心态和观念产生的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印度人在起义中表现出的对英国人的强烈仇恨。英国人的确是南亚次大陆的主人,但这个主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当作文明的使者,当作为土著居民带来福音的好主人。
其次,是印度土兵首先发动起义并成为整个起义的主力军。在英国人征服印度和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印度土兵曾经立下汗马功劳,尽管在起义爆发前的13年中,由于待遇问题共有过四次个别步兵联队叛变的记录[194],但在总体上,殖民官员们从未怀疑印度土兵的忠诚。起义爆发当年,英印军队共计23。8万人,其中英国人只有3。8万人[195],这一比例已维持了几十年。
所有这些,就像是催化剂,使英国人原本就有的种族偏见大大加强。亲身经历印度起义的英国士兵在写给国内的信中,发誓“今后永不宽恕长着黑面孔的人”[197]。1858年1月的英国《民族评论报》(NationalReview)写道:“幼稚与野蛮深植于印度人的心底,文明的油漆非常之薄,像一件外套一样被迅速扔掉。”[198]
印度历史学家指出:“在公司管辖时期,英国官吏和印度人随便交往,他们之间尚有一种真正的好感,并且常常有友谊之情。大起义的黑暗恐怖,在英国人心中产生了对印度人的反感。”[199]英国历史学家多萝西·汤普逊也曾指出:“1857年以前,许多欧洲人相信,住在印度的英国人与印度人友好相处,通过教育使印度永远地文明开化是可能的,但在兵变之后,这种看法消失了。”[200]黑色种族的野蛮性和不可靠性仿佛都得到了充分证实,从而为19世纪末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流行提供了契机。
当然,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给帝国观念和帝国政策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只是英国社会中种族偏见的上升。不列颠民族显然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民族,无论是面对国内事务还是帝国事务,人们很少找到那种顽固不化、变本加厉的案例。1856年接替达尔豪西伯爵(TheEarlofDalhousie1812—1860)担任印度总督的查尔斯·坎宁子爵(TheVising1812—1862),出于起义结束后稳定印度的长远考虑,并没有无所顾忌地推行大规模屠杀政策,这使他被一些在印度的英国人嘲讽为“仁慈的坎宁”(g)。[201]
在英国,公众舆论普遍将起义的发生归咎于东印度公司[202],于是在1858年,起义尚未结束之时,东印度公司就被宣布撤销,内阁新设了印度事务大臣(SecretaryofStateforIndia),查尔斯·坎宁被任命为代表英王的第一任英印总督。印度土兵率先起事,于是军队中英国人的比例大大增加,不仅全体军官以及炮兵部队与技术部队官兵必须是英国人,而且英籍士兵必须占到13,在起义中心地区甚至占到12。殖民当局的土地兼并政策损害了印度王公的利益,而强制推行西方的道德观念则激起各种不满,于是对土邦王公开始采取怀柔政策,宣布废除达尔豪西总督提出的“丧失权利说”,承认土邦王公有养嗣继位的权利。对西方化政策也作了调整,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被严格限制,政府公办学校禁止教授圣经,也不再强迫印度文官改信基督教。
而在英国政府新推行的控制加拉拢甚至庇护的政策下,王公们“几乎无例外地都死心塌地效忠于英国”[204],各土邦国家从此成为“不列颠印度统治权的基本支柱”[205]。
就实际效果来看,这次印度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直接促进了帝国在印度统治政策和统治手法上的较大调整,进而使英印政府与印度人民之间的深刻矛盾得以缓解,英属印度的历史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对于几代英国人来说,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的教训是深刻而难忘的,后来到印度任职的克罗默勋爵(Lorder1841—1917)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愿年轻一代的英国人阅读、关注、学习和深入体会印度兵变的历史,它充满了教训和告诫。”[206]
19世纪是大不列颠的世纪,面对英帝国的空前强大与繁荣,傲慢的不列颠民族充满着自满(self-satisfied)与自信(self-t),深信自己的使命就是在全世界促进文明与进步。由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1836—1914)发明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一词,最恰当地表达了英国人对自由帝国的强烈情感与信念。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不乏实力雄厚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强国与帝国,但像19世纪英国人表现出来的这样强烈持久的使命感,并且与英帝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宗教的扩张紧密结合的却不多见。
我们看到,直到19世纪末期,当英国在世界舞台上不再一花独秀,而是同时面临新老对手的竞争与挑战,并积极投入列强争夺瓜分世界的狂潮时,尽管地位和角色都已今非昔比,但“文明的使命”依然是帝国的重要理念,只不过它被政治家们打上了更鲜明的种族主义烙印和**裸的帝国主义色彩。1897年,约瑟夫·张伯伦在皇家殖民协会的晚宴上宣称:“我确信文明开化是我们民族的使命,在执行这一我们正在完成的任务时,我们在寻找实践我们的能力和品质的机会,这些能力和品质使我们成为一个伟大的统治种族……毫无疑问,当这些征服发生时,会丧失土著人口的生命,会丧失更为宝贵的(英国)人的生命,他们被派去给这些国家带来某种纪律和秩序,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是我们不得不完成的使命。”[207]
【注释】
[1]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第36页。
[3]DorothyThompsoishPeople1760—1902London1981p。171。
[4]P。J。MarshallTheCambridgeIllustrated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Cambridge1996p。7。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第74页。
[6]Vict。KiernanImperialismanditstradisRoutledgeNewYorkandLondon1995p。104。
[7]RonaldHyamBritain'sImperialturyAStudyofEmpireandExpansionMa1993p。78。
[8]T。O。LloydTheBritishEmpire1558—1995Oxford1996p。129。
[9]J。Olsen&R。Shadleeds。HistoricalDiaryoftheBritishEmpireGreenwoodPress1996p。1022。
[10]布莱恩·拉平:《帝国斜阳》,钱乘旦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页。
[11]embertonLordPalmerstochworthPressLondon1954pp。122-123。
[12]J。Olsen&R。Shadleeds。HistoricalDiaryoftheBritishEmpireGreenwoodPress1996p。1021。
[13]T。O。LloydTheBritishEmpire1558—1995Oxford1996p。136。
[14]DorothyThompsoishPeople1760—1902London1981p。61。
[15]RamsayMuirAShortHistoryoftheBritishohVol。II1763—1919London1927p。340。
[16]MaranA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ihturyLondon1904p。305。
[17]V。Harlo;F。MaddeishialDevelopmeDotsOxford1953pp。586-587。
[18]J。Olsen&R。Shadleeds。HistoricalDiaryoftheBritishEmpireGreenwoodPress1996p。1022。
[19]K。N。BellW。P。Morrelleds。SeleentsonBritishialPolicyOxford1928pp。389-395。
[20]原议案中学徒期为12年,财产补偿为1500万英镑,结果在议会辩论时分别被修改成6年和2000万英镑。
[21]J。RoseA。onE。BeheCambridge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Vol。II1940p。395。
[2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46页。
[23]P。J。MarshallTheCambridgeIllustrated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Cambridge1996p。20。
[24]RonaldHyamBritain'sImperialturyAStudyofEmpireandExpansionMa1993p。78。
[25]P。J。MarshallTheCambridgeIllustrated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Cambridge1996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