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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帝国的新形势与帝国政策的调整（第1页）

三、帝国的新形势与帝国政策的调整

1783年9月英美签订《巴黎和约》，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第一英帝国解体。美国独立迫使英国重新思考对帝国的态度，而对法国的战争又使英国取得了大片殖民地，并在印度逐渐取得优势。从1783年美国独立到1793年英国对法宣战这十年间，英国政府面对支离破碎的帝国，及时调整帝国政策，逐渐放弃了旧的重商主义的殖民政策，加强了对殖民地政治上的控制，承担起对殖民地的“道德义务”，逐步将第一帝国时期名分各异，管理混乱的殖民地置于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由原来的多元管理，转变为一元管理，从而奠定了新帝国的基础。

帝国政策的调整是在旧帝国土崩瓦解、帝国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进行的。1783年12月，小威廉·皮特（itt，theYounger）出任英国首相，组成新的内阁。上任时他面临的局势是十分严峻的，北美独立战争耗费了英国1亿英镑的军费，此时英国国库空虚，甚至连王室的拨款都得拖欠。[151]由于美国独立，英帝国的形势变得十分危急，英帝国的前景难以预料。然而，在小皮特当政的头十年内，他恢复了英国“在欧洲曾有过的重要地位”[152]，新的英帝国开始形成。在这十年内，英国议会制定了1784年《印度法》和1791年《加拿大宪法》，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政治控制，英国政府改变了旧的重商主义殖民政策，从掠夺殖民地并实行贸易垄断，转为占领战略基地和促进帝国贸易，逐渐向自由主义殖民帝国过渡。

促使皮特政府进行改革的因素有以下几个：

（1）美国独立战争的教训。美国独立战争对于英帝国的发展影响深远，美国独立战争前，在重商主义殖民体制下，英国政府在政治上对殖民地的管理十分混乱，控制相当松弛，而殖民者则把英国自由的传统移植到了美洲，因而殖民地享有极大的自由。加上北美殖民地创建、发展时期正是英国政治上动**时期，殖民地与英国议会的关系并没有处理好，殖民地承认英王的主权，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对英国议会负责。[153]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帝国的政治家在寻求国家财富时，完全将自己限制在商业这方面，并未将帝国各部分都纳入到一个总的渠道里，结果殖民地不喜欢英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154]

美国独立后，英国政府对其殖民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们认为必须牢牢控制住英国剩下的海外领地，对其内部事务严加整肃。[155]他们认为美国独立战争最根本的原因是给了殖民地太多的自由，对殖民地的控制过于软弱：“我们曾经让旧的殖民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发展，让他们力所能及地去成长，结果却失去了他们。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殖民机构更多的控制来纠正给予殖民地太多自由的旧的殖民政策，从而发展壮大殖民地？”[156]所以，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国对殖民地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抑制殖民地的自由，对此大法官爱德华·瑟洛（EdwardThurlow）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殖民地在政治形式上对母国缺少依赖是英国在旧殖民地失败的根源，“我们给了他们政治自由，这些自由必然包括主权，其结果便是独立”。因而他希望英国“在（殖民地）政府行政部门最大限度地存在和施加影响”[157]。在英国人看来，应当在殖民地培育一批“受人尊敬的”贵族阶层，而宪法结构中的上院在立法方面的作用应该加强。在瑟洛看来：“一个世袭贵族阶层可以在殖民地创建一个独立的利益阶层”，而殖民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独立于母国的想法正是英国失败的根源。[158]

英国政府感觉如果不是给了殖民地太多权力，美国独立战争也许不会发生，因此决意紧紧抓住他们的权力。英国政府认为：“正是因为美洲殖民地被无意中授予太多的自由，最终转变成了导致发生巨大灾难的许可证”，所以，“平息**的殖民者的方法是少一点自由而不是多一些。他们必须明白，服从国王的旨意是一个臣民的首要职责”[159]。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国政府开始执行抑制殖民地自由的政策，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灾难，正如一个官员所说的那样：“如果殖民地不能帮助加强帝国的海军霸权，给大不列颠带来商业利润，还不如根本没有殖民地。”[160]

基于这种思想，英国政府在美国独立之后便开始调整帝国政策，为防止民主思潮泛滥和激进主义加强，最好的办法便是加强英国的直接控制力，限制殖民地议会的权力。因此，加强控制、抑制民主，成了美国独立之后皮特政府调整其殖民政策的出发点。

（2）帝国效忠派的出现迫使英国调整其帝国政策。美国独立后，英帝国境内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其中突出的问题便是出现了帝国效忠派，这成为英国认真考虑调整帝国政策的原因之一。帝国效忠派起源于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纷争，英国颁布《印花税法》，加深了北美殖民地支持英国的“托利派”与站在对立面上的“辉格派”之间的矛盾；《独立宣言》发表之后，那些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纷争的人同主张用革命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人便分道扬镳，效忠英王的人在美国成了叛徒，被称为“托利党”，是“头在英国、身体在美国、脖子应该扭断的人”。[161]英国人则称其为“效忠派”，这些人不但包括参加英国军队、进行亲英宣传的积极活动分子，还包括试图保持中立的人，托马斯·潘恩就说过：“一个人如果不是各州独立的支持者……就是美国人所谓的托利党人，当他将托利主义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时，他就成了一个叛徒。”[162]效忠派的出发点甚多，一部分人是对英国怀有真正的感情，一部分人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一部分人是惧怕英军的强大，还有的人只是对大陆会议的措施或掌权者不满。帝国效忠派的确切人数并没定论，H。史密斯认为在50万人左右，占殖民地总人口的16%，由于当时有色人种在殖民地的比例比较小，效忠派占白人人口的比例为19。8%。[163]

美国独立以后，效忠派受到围攻、迫害，直至死亡威胁，其财产被没收，并且被剥夺了选举权。有的人甚至被涂上柏油，沾上羽毛游街示众，受尽了屈辱。1776年7月16日，制宪大会规定所有居住在纽约的人应遵守革命政权颁布的法律，并成为新政权的公民；到访、途经或短期居留的人也必须在宣誓效忠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效忠于英王或为本州敌人提供帮助的人被认定犯有叛国罪，当判处死刑。[164]曾经参加第一次大陆会议的宾夕法尼亚代表，效忠派精英约瑟夫·盖洛韦（JosephGalloway）由于力主美利坚与英国和解，遭到了与会代表的暴力威胁甚至死亡威胁（一根绞索被留在他房间的门上），以至于他出走会议，返回他在宾夕法尼亚的农场。[165]

使效忠派感到沮丧和愤怒的不仅仅是英国政府的背叛和抛弃，还来自于他们仍称之为“叛乱分子”的强大对手的威胁。1779年10月，纽约通过了“没收法令”，许多“效忠派”分子全家老小都被赶出家门。虽然1783年签订的英美《巴黎和约》的第五、六条明文规定：

禁止对“效忠派”分子进一步迫害，由美国政府恳劝各州发还他们在战争中被没收的财物；[166]但根据《邦联条例》的规定，邦联国会对于各州仅有“建议”的权力。因此，即使是“强烈建议”也只能表示国会的一种姿态，实际的执行权仍掌握在各州立法机构手中。在革命派与效忠派对抗最激烈的纽约州，《巴黎和约》的规定无从谈起，其他多数州都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纽约立法机构则坚称自己没有义务恢复效忠派的财产，接受他们为本州公民；英国不准备为其财产提供赔偿，因此被没收的效忠派财产也不应予以归还。在深感绝望之时，很多效忠派精神错乱，还有一些人投河、饮弹或上吊来结束生命。[167]

为了逃避迫害，早在1774年，纽约的一些温和派便选择移居他处以躲避危机。随着革命的发展，更多的反对派离开殖民地躲避战火。这种行动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直持续，1783年则达到**，1778年魁北克政府就接纳了1000名效忠派分子。[168]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后，效忠派断绝了一切希望，于是便大规模逃亡。流亡者可以分为两类：主动流亡和被迫流亡，在主动流亡的人群中有很多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他们的主要去向是英国。还有一些普通人，如小农场主、技工、劳工和小商人，从1776年开始，他们的目的地主要是新斯科舍和加拿大等地。被动流亡的效忠派并非自愿出走他乡，当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已经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上。

流亡的效忠派有三个去处：英国、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英国本土是很多效忠派梦想的地方，但是由于英国距北美大陆路途遥远，航行不便，费用也比较高，因此真正逃到英国去的人比较少。有学者统计：4。5万名效忠派定居新斯科舍和上加拿大，9000名前往英国，8000人前往牙买加，7000人前往巴哈马群岛，1。2万人前往塞拉利昂，另外分别有400名前往圣·卢西亚和安提瓜岛。[169]在逃往加拿大的人口中，约有2。5万人逃到英属北美沿海殖民地，他们帮助建立了新不伦瑞克省，并在1784年建立了代议制机构。约有1万人逃到圣·劳伦斯河谷（St。·Lawrence）[170]，从而使这里的英裔人口扩大了2—3倍；约有1万—1。2万名效忠派分子逃到了英属魁北克殖民地。

大量效忠派分子逃入英属北美殖民地，尤其是逃入魁北克省，使英属北美殖民地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加拿大仍是一个法裔居民占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之间的圣·劳伦斯河谷，大约有10万名法裔居民。而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只有1。4万名英裔居民，魁北克省只有2000名英裔居民。[171]到了1791年魁北克的英国人口已经激增至2万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效忠派涌入。[172]移居到魁北克的效忠派大多数都在法裔居民尚未到达的地区定居下来，主要在圣劳伦斯河上游沿岸，以及安大略湖（LakeOntario）和伊利湖（LakeErie）沿岸。[173]效忠派的移入增加了英裔居民的数量，为适应新的形势，英国政府于1784年从新斯科舍省中分出两个新省：新不伦瑞克和布列顿角，英国人在加拿大的影响大大增加。效忠派还带来了浓厚的英格兰及爱尔兰情结，加强了英国殖民地的基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独立战争在北美大陆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同时也为现代加拿大奠定了基础。

大量效忠派分子移居魁北克引发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效忠派对于1774年通过的《魁北克法》强烈不满，要求取消该法案，实行英国法律，并提出与法裔魁北克省分离，建立一个以英裔居民为主的新省的要求。1784年秋，该省英裔居民向英国国王请愿，呼吁建立代议制政府，选举议会，该议会有权征税。[174]1785年，定居在蒙特利尔的效忠派向英国议会请愿，要求与魁北克省分离。[175]

大量英裔和非英裔居民混居在同一个殖民地，这在第一英帝国时期是没有的，因而英国政府需要针对这一复杂的情况，制定出新的帝国政策，以适应帝国发展的需要。1774年英国议会曾颁布《魁北克法》，允许魁北克的法裔居民保留其宗教、文化与法律，不实行英国式的代议制政府。这一法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法裔居民，特别是法裔上层人士的要求，但许多法裔居民仍期望补弊救偏，有所改革。法裔居民中还出现了一个代表中产阶级如小店主、律师等利益的新兴集团，他们赞成实行议会制，希望获得对政府的影响力。[176]

所以魁北克法实施后不久，要求变革的呼声便日渐高涨；再加上美国独立后效忠派分子大量移入加拿大，英裔居民与法裔居民的矛盾日益突出，就使改革变得更为迫切了。

美国独立之后，加拿大的重要性也大大增强，英国希望加拿大在帝国经济中取代美国，希望把加拿大作为一条走廊，英国制造商可以通过它迅速扩张到密西西比河流域。[177]为了保住加拿大这一重要的殖民地，英国政府必须认真对待新局势，为它建立合适的政府。因而，调整旧的帝国政策也成为必然。

（3）英帝国重心转向东方，迫使英国政府承担起对殖民地的管理权。18世纪中期之后，英国对海外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英帝国的利益也由美洲转到了东方。美国独立敲响了重商主义殖民制度的警钟，尽管作为重商主义象征的《航海条例》许多年后才被废除，但其影响已经开始减小，贸易互惠取代贸易垄断的历史趋势已无可挽回，自由主义帝国政策将登上历史舞台。这种政策背后的动机是英国对出口市场的需求，工业革命的发展使英国渴望得到更多的海外市场，在那里他们可以出售其商品，同时购进国外产品和原料，以在欧洲销售。

在这种政策指导之下，英国重视的是贸易货栈和战略基地，而非17世纪那样的殖民拓殖。[178]基于这种政策，美国独立以后，英国政府尽量避免建立新的殖民地，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与那些新的、陌生的民族建立商业上的关系而避免那种会发生摩擦的殖民地征服，会产生愉快的“对双方都有利的友好通商”。[179]谢尔本伯爵1782年所说的“贸易优先于统治”，实际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政府所奉行的原则。

与此同时，随着与东方贸易的发展，英国同中国及印度的贸易在英国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印度连结了中国及欧洲大市场，这使得印度在英帝国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东印度公司的腐败以及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印度殖民地日益严重的局势，迫使英国政府调整对印度政策。

为改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1773年英国议会颁布了《调整法案》，这是由英国政府控制印度的第一步，在此之前，英国议会和政府是不过问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政策的。但《调整法案》本身存在许多缺陷，英国在印度的政府仍不能有效地运转。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法国企图联合土著王公，恢复其在印度的统治。为应付这一危急的局面，英属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发动了一系列战争，结果使东印度公司的债务激增。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时，东印度公司的债务已高达2000万英镑，是当时英国国债的十分之一，远远超过任何私人债务。[180]

而美国独立战争后印度的重要性以及印度内外局势的紧迫性，迫使英国政府去认真考虑对印度的殖民政策，《调整法案》显然已不适应印度局势发展的需要。1779年，英国议会任命两个专门委员会，一个由伯克主持，负责审核印度司法管理问题，另一个由亨利·邓达斯（HenryDundas）主持，负责调查公司与卡纳蒂克（atic）战争问题。印度问题也首次成了英国政治中重要的话题。[181]

（4）福音教派（Evangelicalism）的影响。18世纪下半叶，在宗教文化领域，兴起了福音教派以及随之而来的人道主义运动，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对帝国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如何对待附属国人民，这已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事了，在克莱武时代能容忍的事情，现在已变得无法容忍。[182]这种观念的变化，影响了帝国政策的制定。

1780—1840年代，工业革命席卷英伦三岛，不列颠实现了期待已久的经济起飞。然而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并没有给大多数英国人带来好处，正如历史学家哈孟德夫妇所说：“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力量的极大发展，也带来了物质力量相伴着的无穷机遇。……然而这次变革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会，相反，工业革命使千百万群众身价倍落，迅速发展出一种一切为利润牺牲的都市生活方式。”[183]在悲惨的社会现实面前，“经济发展能带来一切”的论调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下来，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发展的意义和人的价值，统治者也试图寻找某种有利于社会整合的纽带。于是，从18世纪60年代起，福音主义开始在英国社会流传。

1787年，在首相小皮特的密友、下院议员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Wilberforce）的推动下，国教会内部的福音派迅速成长起来，1815年取得第一个主教管区，到19世纪中叶已在国教会中占有优势。与此同时，福音派思想在中下层民众中也迅速扩散，像公理会、浸礼会这些教派也纷纷接受福音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传道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的复兴。

福音主义的传播促使一批出身于社会中上层的信徒，遵循其以个人献身精神来改造社会的原则，进而推动了公众舆论和社会力量对监狱、学校、工厂、医院等社会机构以至整个社会风尚的变革，形成了一场与工业革命同步的社会改良运动。福音教派的复兴，极大地刺激了人道主义活动的发展，而开始于这时期的人道主义运动又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殖民地的态度，影响着英国的殖民政策。

首先，由于福音主义的传播，英国掀起了废除奴隶贸易运动。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从事奴隶贸易的历史相对较晚，大约开始于1650年，但发展很快。出于加勒比海殖民地及美洲殖民地的拓殖，英国政府鼓励奴隶贸易，英国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贸易国，获利最多。1672年颁发的英国皇家非洲公司（theRoyalAfripany）特许状就把奴隶同黄金、象牙及蜜蜡归类在一起交由公司贸易[184]，从1680年到1686年，非洲公司平均每年运输5000名黑人到美洲。1760年，抵达非洲港口的贩奴船有146艘，可装载奴隶3。6万人；1761年贩奴船增至190艘，装载的奴隶也增至4。7万人。牙买加殖民地在86年内输入6。1万名黑人，年均约7003人，加上其他英属殖民地的输入量，总数超越200万人，其中不包括死者。[185]

18世纪末英国奴隶贸易达到顶峰，每年活着运到美洲的黑人至少有7。5万人，他们的市场价值大约为400万英镑；而为了在非洲购买奴隶，欧洲大约每年向非洲运送200万英镑的货物。[186]利物浦（Liverpool）、布列斯托尔（Bristol）等变成欧洲最大的奴隶贸易港，许多从事奴隶贸易的船只都是从这里启航的。据统计，1783年—1793年，利物浦有878艘船，共运载奴隶303737名，价值高达1500多万英镑，扣除佣金、杂费和其他费用之后，年利润在30%以上。[187]英国奴隶贸易在18世纪末占世界的最大份额，美洲奴隶至少有一半是由英国船只运送的。[188]

七年战争后，英国在西非的奴隶贸易地位巩固。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数字，在18世纪末，英国每年贩运的奴隶达10万人之多，到1810年，运往英国殖民地的奴隶总数多达175万人。[189]美国独立之后的几十年中，英国每年运往西印度殖民地的黑人奴隶达到4万人。所有从事三角奴隶贸易的商人都发了财，例如1783年，船主罗伯·博斯托克（RoberBostock）的“风暴”号（Bloom）在非洲装了307名奴隶，到达安提瓜（Antigua）后，以每个奴隶35—45英镑的价格拍卖，然后装上大麻、烟草返回英国，船主获得的利润高达9365英镑9先令7便士。5年后，博斯托克船长成了一位“相当富有的非洲贸易商”，单趟利润可达6万英镑。[190]

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巨大灾难，奴隶贩子为了追求最大利润，不顾一切往船上装人，黑奴在运送途中的惨状不堪目睹。在海船上，每个黑人奴隶所占空间只有5。5英尺长，1。3英尺宽，不到一个棺材的面积。“他们一个挤一个，就像书架上排列的书本一样”。大量的黑奴死在运输途中，其尸体随即被抛入大海喂了鲨鱼。1774年一艘贩奴船一次就把132个患病的奴隶抛入大海。如果航行途中遇到风暴延误航期，致使船上淡水、食物不够时，奴隶贩子也会把部分奴隶抛入大海，其中可能有14的人死于航程上。18世纪末期，每生产2吨加勒比蔗糖就要耗费一个奴隶的生命[191]，据威尔伯福斯调查，平均每一船黑人奴隶在押送上船之前，死亡率为8%，在黑奴上岸后到出售之前的一两周内，其死亡率为25%；总的来讲，所贩运的黑奴的死亡率为50%。[192]

如此血腥的奴隶贸易引起了人道主义者的愤慨和抗议，教友会（SocietyofFriends）教徒是批评奴隶贸易的先驱。1671年，该教派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eFox）就呼吁人们要敬畏上帝，善待黑人，不可暴虐相加。“役使若干年以后，应该给他们自由。”[193]福克斯的观念影响深远，1727年，教友会教友大会通过决议，谴责奴隶贸易和奴隶占有。18世纪20年代，英国国教的一些权威人士也开始谴责奴隶主，因为奴隶主忽略了奴隶的精神信仰。30年代，英国海军医生约翰第一次到访非洲海岸和西印度群岛，回英国后断言奴隶贸易是极大的罪恶。[194]1735年，一个匿名评论家对牙买加的奴隶深表同情，于是对殖民当局进行抨击。1740年，《绅士》杂志刊登了一封指责奴隶主的信，说奴隶主是黑人和受压迫者的敌人及专横的压迫者。福音主义认为，奴隶制度不仅使奴隶主的道德堕落，而且使奴隶处于野蛮状态，奴隶主对奴隶的绝对权力及其拒绝给予奴隶道德关怀，必然成为腐败与罪孽的源泉。因此，奴隶制有碍于人类的道德进步，不符合“上帝确定的自然法则”。[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