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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帝国的新形势与帝国政策的调整（第2页）

工业革命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18世纪50年代以前，在英国，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对于奴隶制是接受的。许多欧洲人接受废除奴隶贸易运动开始也是出于道德上的原因。而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也没有人会预测到英国议会能在19世纪初期颁布废除奴隶贸易法案。[196]资产阶级有识之士看到，技术革新有助于获取更多的财富，而西印度在向母国提供热带产品（主要是蔗糖）方面享有的贸易优先权和垄断权，阻碍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用它们的糖换取英国的工业品，从而限制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拓展工业品市场。不仅如此，西印度蔗糖在国内市场的垄断，还使更多廉价、优质的蔗糖被排斥于英国市场之外，这既有损消费者的利益，又使工业资产阶级日益不满，因此奴隶劳动已经成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障碍。亚当·斯密在倡导自由劳动制度的同时，也谴责了奴隶制度的低效和靡费，他指出：“我相信，一切时代，一切国民的经验，都证明了一件事，即，奴隶劳动虽表面上看来只需维持他们生活的费用，但彻底通盘计算起来，其代价是任何劳动中最高的。”[197]由于奴隶制度瓦解了奴隶个人的牟利动机，奴隶的劳动效率必然是低下的，因此从长远来看，使用奴隶劳动得不偿失。

18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到非洲和美洲游历或考察的人逐步增加，关于黑人的著作大量地涌现，而黑人也在英国本土随时可见。这样一来，“人权不是以肤色为条件的，普天之下皆为兄弟姐妹”的思想渐渐地为英国大众所接受，英国的废奴主义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现的。教会中的人道主义者、世俗的革命者和稳健的改革者逐渐汇合到一起，形成对奴隶制度的强大政治压力。

废除奴隶贸易运动开始于1787年，当年5月，“废除奴隶贸易协会”（SocietyfortheAbolitiorade）正式成立，总部设在伦敦。英国各个城镇都有它的分支或代理人，威廉·威尔伯福斯是运动在下院的代言人。为了能在枢密院、议会委员会和选民面前拿出准确的材料，协会成员走遍全国，测量船只，查阅档案，并询问了大量海员，他们竭力证明一旦废除奴隶贸易，非洲就可以为增长中的欧洲贸易提供各种产品；而且，由于西印度殖民地的人口已经可以正常增长，因此不需要再进口奴隶了。据威尔伯福斯调查，牙买加（Jamaica）的人口由1761年的14。7万人增长至1787年的25。6万人，这26年中，牙买加进口了16。5万名奴隶，26年中岛上奴隶平均每年死亡2150人，减少率为11%—15%。这里有战争的原因，另有1。5万人死于后来的饥荒和飓风。1782年后，这里的出生率超过了死亡率，大约每年为1000人到1100人。巴巴多斯（Barbadoes）的情况和牙买加差不多；在圣·克里斯托弗岛（St。Christopher's），约有9600名妇女，1。03万名男子，如果不是受到非人待遇，其自然增长也是可以预期的。[198]成千上万的传单和小册子到处流传，在全国出现了许多次大规模的群众废奴请愿和签名募捐活动。1787年，在曼彻斯特的第一次反对奴隶贸易的签名活动中，签名人数达1。1万人，占当时该市人口的20%。[199]首相小皮特也同情这个运动。1788年2月11日，枢密院成立委员会，专门调查“目前非洲的贸易情况，特别是与非洲海岸奴隶买卖相关的贸易情况”，要求评估奴隶贸易在非洲以及殖民地引起的后果。[200]小皮特同意威尔伯福斯的观点，认为奴隶贸易使非洲荒芜凋零，是“人类的罪行”，“有史以来我们民族特征上最大的耻辱”。1792年，小皮特在下院呼吁立即废除奴隶贸易。[201]反对奴隶贸易运动标志着对旧帝国那种只关心利润，为获取利润而不择手段的做法的否定，它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对土著殖民地的政策。

由于福音教派和人道主义运动的传播，人们开始考虑帝国责任问题，在这方面，埃德蒙·伯克是先锋。伯克在1783年指出：“政治统治的每一个个体，商业权利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种托管。”[202]这就是“殖民地托管”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帝国应该对它所统治的人民负责，为殖民地建立好政府是大不列颠的道德责任。[203]公众对于“那波布”[204]的谴责，议会对克莱武的审判[205]，对前印度大总督黑斯廷斯的弹劾都表明一种帝国“道德感”的出现，这对于英国调整土著殖民地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所有这些错综复杂原因综合在一起，促使英国政府对于其旧的帝国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以适应帝国发展的新需要。

【注释】

[1]W。D。HusseyTheBritishEmpireandoh1500-1961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63p。138。

[2]PiersBrendonTheDedFalloftheBritishEmpire1781-1997NewYeBooks2010p。11。

[3]oliticalHistlandVol。x。NewYmans1969p。226。

[4]LordEltonImperialohNewYorkReynal&Hitchcock1946p。238。

[5]PiersBrendonTheDedFalloftheBritishEmpire1781-1997p。11。

[6]P。JMarshallTheCambridgeIllustrated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96p。16。

[7]JohishDiplomadFnPolicy1782-1865—TheNatioLondon1989p。57。

[8]Vi。HarlowTheFoundingofTheSedBritishEmpire1763-1793Vol。1—DisdRevolutiman1952p。483。

[9]P。DeaneandW。A。ColeBritishEicGrowth1688-1959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69pp。183-187。

[10]LeonardW。land1714-1837LondonG。BellandSonsLtd。1978p。135。

[11]HaroldPerkinTheinslishSociety1780-188e&KeganPaul1969p。112。

[12]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13]RoderickFloudandDorlaldMaccloskeyTheEicHistoryofBritainSince1700Vol。11700-186eCambridgeUyPress1981p。40。

[14]Vi。HarlowTheFoundingofTheSedBritishEmpire1763-1793Vol。1—DisdRevolutimansGreenandpany1952p。3。

[15]Vi。HarlowTheFoundingofTheSedBritishEmpire1763-1793Vol。1—DisdRevolutimansGreenandpany1952p。62。

[16]W。D。HusseyTheBritishEmpireAndoh1500-1961p。138。

[17]W。D。HusseyTheBritishEmpireandoh1500-1961p。138。

[18]Vi。HarlowTheFoundingoftheSedBritishEmpire1763-1793Vol。1—DisdRevolutionp。4。

[19]P。J。MarshallAlaiheOford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Vol。IITheEighteeuryOxfordNewYorkOxfordUyPress1998p。578。

[20]Vi。HarlowTheFoundingoftheSedBritishEmpire1763-1793Vol。1—DisdRevolutionp。6。

[21]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Price）（1723—1791），英国道德哲学家、财政专家，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热情支持者。

[22]LordFitzmauriEarlofShelburneVol。IILondonMa1912p。14。

[23]J。H。RoseA。P。oheCambridge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Vol。2TheGrowthoftheNewEmpire1783-187eCambridgeUyPress1961p。3。

[24]H。GreatBritaiedStatesAHistlo-AmeriRelations1783-1952LondonOdhamsPressLimited1954p。56。

[25]J。H。RoseA。P。oheCambridge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Vol。2TheGrowthoftheNewEmpire1783-1870p。7。

[26]JeraldA。bsTheHistoryofAmeriFnPoli。E。SharpInc。1963p。13。

[27]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131页，第139页。

[28]J。H。RoseA。P。oheCambridgeHistoryoftheBritishEmpireVol。2TheGrowthoftheNewEmpire1783-1870p。1。

[29]T。O。LloydTheBritishEmpire1558-1995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