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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建立（第2页）

经过八个月的航行，1788年1月20日第一舰队抵达植物湾，菲利普对植物湾进行了全面考察，发现这里并不如班克斯所说的那样美好。由于正值盛夏，这里草木枯黄，土地呈现干燥、贫瘠的面貌，而且海湾太宽阔，缺乏淡水，没有可以避风的地方，海湾内水位较浅，不适宜大船进出。第一次栽种的菜秧很快就枯萎了，斧子砍在弯曲的树根和树枝上时，随即就变钝。铁锹一触到薄土层下边的砂岩就断掉。牲畜要么走失，要么死掉。于是他们决定另觅去处，他率领一个小队调头北上，在大约10公里处发现一个比植物湾略小的海湾，能同时停泊1000艘主力舰，是个天然良港。岸上淡水充沛，适合人类居住。菲利普决定把流放地转移到这里，并以国务大臣悉尼的名字命名，这就是今天的悉尼港。1月26日菲利普率全体人员在悉尼湾举行升旗仪式，这样，一个新的殖民地就出现了。

菲利普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他将犯人编为若干队，指挥军民和犯人展开了殖民地的建设工作。首先要解决住处：清理地面，建造掩蔽所；砍伐树木，张搭帐篷。官员、军人和犯人都住在用旧帆布搭制的帐篷里，总督亦住在帐篷中。总督的办公室是用木、石建造的小房子。解决住处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这以后，就把船上的各种物资和牲畜搬到陆地上来。同时，遵照政府指示，菲利普派海军中尉金（PhillipGidleyKing）率一批犯人东渡大海去诺福克岛（NorfolkIsland），亦把那里辟为犯人移民据点。

在创建流犯殖民地的初期遇到了许多困难，第一个困难是粮食不能长期自给。刚到澳大利亚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凉，而且流放犯大都不善于劳动，也不会种庄稼。官员曾经尝试种植蔬菜，但没有成功，结果只剩下日益减少的咸肉。[218]由于粮食主要从母国运来，一旦补给延误，殖民地就会出现饥荒。1789年庄稼长势不好，播下的谷种又为蚂蚁和田鼠吃掉。1789年11月英国派出的运输船“监护人号”（theGuardian）在好望角失事，两年多的时间内英国没有再向澳大利亚运送补给品[219]，1790年3月，运粮船“赛里乌斯号”在诺福克岛附近水域触礁沉没，使新南威尔士已出现的饥馑更为严重。

殖民地居民遭受到严重的饥饿威胁，被迫采取了粮食定量制度，1790年，每人每周所分到的食品仅有2磅不新鲜的咸肉，2。5磅面粉，2磅大米，可见食品短缺的程度了。此时，一律平等分配，不分男女老少，连总督也没有特权，他甚至把自己仅有的半袋面粉也上交给了公共仓库。在这个饥馑年代，人们争夺食物，连懒汉也拼死力争。食物严重短缺，导致坏血病、痢疾流行，犯人死亡率很高。在最饥馑的年代，“男人卖掉他们的囚衣——蓝色的粗绒布夹克、黑亮的裤子，以购买一点面包，而他们则像土著人一样赤身**工作；女人为生存也被迫去卖**，一些重罪犯就死于饥饿”[220]。据1790年菲利普总督的报告：930名男犯中已有311人死亡，450人生病。[221]所以，许多军官都非常沮丧，一名殖民地军官这样写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难怪菲利普曾哀叹：“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拓殖地的首批拓殖者会像这里那样孤立无助。”[222]殖民地的外科医生写道：“这是令人生畏的地方，唯有诅咒之声大行其道。”[223]

为了减轻悉尼的粮食压力，三周后，菲利普总督又指示中尉菲利普·金把200名犯人送往诺福克岛。但后来由于开往那里的运粮船沉没，该岛也出现了大饥馑，幸而殖民者在该岛发现了大量的海鸥，人们靠捕杀海鸥才得以渡过难关。第三批舰队抵达之后，危机才得以缓解。对悉尼湾内陆的玛拉塔肥沃土地的开垦，保证了殖民地的生存。到1792年底菲利普因病返回英国时，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种植谷物、蔬菜和水果的面积已经达到600公顷，一片郁郁葱葱。此外，海湾内可以捕鱼，昆布兰平原可以放牧。到1792年，这里的生存条件已经大大改善。这一年到任的新南威尔士保安团（hWalessecuritycorps）司令官发现：“令我异常震惊的是，我原以为随处可见的岩石不见所踪，环顾四周皆是硕果累累的果园。”[224]

流放殖民地建立初期所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缺乏工匠及有农业生产经验的劳动力。这里的犯人多为无业游民，其中不少人无劳动习惯，更不用说有生产经验和技术了，只有靠皮鞭的压力，他们才肯干活。最早到达殖民地的一批犯人中，只有12名工匠。所以直到严冬到来时他们才造好两座仓库以存放货物。很长一段时间里殖民地都没有像样的住所，1792年9月才开始建造永久营地，但18个月之后仍未建好。那些毫无技术的第一批殖民者种植的农作物都未长成，经总督再三向英国政府请示，政府才派来50名有生产经验的农民，在他们的指导下，犯人们在悉尼附近开荒种田，后又在巴腊马特河（ParramattaRiver）西岸辟出大约2000英亩农田。这里土地肥沃，灌溉方便，所以庄稼长势良好，加之政府鼓励农民移居该地，还把一批勤劳的释放犯人迁移到这里耕作，这样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犯人殖民地基本做到粮食自给，为殖民地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犯人逃亡和土著居民的袭击也给殖民地带来巨大困难。政府有关方面曾指示：“开启与土著人的相互关系，理解他们的情感，乐见我国臣民与他们和睦、友好相处。”[225]殖民地初期，对于土著人，菲利普总督起初执行友善政策，向土著人赠送礼品以表达善意，对手下骚扰土著人的行为予以惩处。但效果并不明显，土著人经常来袭击，甚至连菲利普本人也曾被土人的长矛刺伤。白人殖民者遂借机大肆屠杀土著居民，大约有3000名土著人四处逃散。一名海军军官写道：“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交往，既不频繁，也不友好。”另一名军官写道：只要土著人“认为我们剥夺了他们的居住地，他们必定视我们为敌”[226]。

随着流放犯人不断被送到澳大利亚，以及自由移民逐渐增加，澳大利亚的人口也不断增加。1790年6月3日“朱利安尼夫人”号（LaddyJuliana）运来221名女囚犯。1790年第二舰队装载1017名犯人开往新南威尔士，但在途中死去14。[227]1791年又运来200名犯人。从1792年到1813年，除了1794—1796年、1804年以外，英国每年都要向澳大利亚运送300—700名流放犯；1788年1月26日到1824年，共有37606名流放犯到达澳大利亚。[228]1792年新南威尔士的人口已经增长到3108人，诺福克岛的人口也有1115人。[229]尽管此时英国政府不断向澳大利亚运送供给品，但流放殖民地的困难局面仍未彻底改变。

与北美殖民地不同的是，澳大利亚殖民地纯粹是英国政府为安置流放犯而设立的，因而在殖民地建立的最初一段时间，这里的统治方式带有军事性质。总督以英国议会通过的有关法案和英国政府颁布的特许状为依据，掌握军政大权，他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有权授予土地、控制商业、赦免罪犯、招募兵员；有权统率军队、保护移民、惩处罪犯、发布命令和法规。新南威尔士没有议会来限制总督[230]，总督既是军队首长，又是行政、立法、司法首脑，他仅对英国政府负责。

英国议会并未赋予流放地殖民者任何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1787年的特许状曾授权总督发布旨在有效地治理移民区的命令，这样总督就实际上行使了立法权。1823年英国议会颁布《司法条例》，决定在新南威尔士成立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协助总督处理政务和立法工作，立法委员会成员由英国殖民大臣任命。条例还规定建立新南威尔士殖民区，这以后澳大利亚殖民地才开始从罪犯流放地转向正常殖民地，而在此之前澳大利亚纯粹是作为大英帝国的“海外监狱”而存在。

流放制度的首要内容是强制劳动。最初，犯人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罪犯们被安排伐木，修筑道路，建造房屋、营房，垦荒等。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罪犯被派往自由移民的农场干活，劳动条件十分艰苦。澳大利亚的开发就是从罪犯的劳动开始的。鞭刑是对罪犯进行管训的最主要的方法，通常是当众鞭打几十下乃至上千下，其场面惨不忍睹，可能会使“任何一个到澳大利亚殖民地参观的人都会认为，英国建立这些殖民地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造犯人，而是要制造犯人”[231]。但殖民地的官员认为：“最能说服人去工作和遵守秩序的办法便是鞭挞。”[232]

尽管澳大利亚有充足的地方可以满足英国安置犯人的需要，但没有英国的支持，它很难生存。[233]殖民地创建初期，大约一半的男人，34的女犯及所有的儿童都需要政府支持，投向殖民地的经费好像是个无底洞。经济问题成了殖民地管理的主要问题，殖民地建立最初五年已耗费英国4万英镑，平均每个罪犯花费13—14英镑，到1798年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234]1800—1804年，英国政府大量的钱花在建造码头，修筑道路之上。而此时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犯人共4930人，如果把这些人关在英国，花费会少得多。[235]因此在1800年，英国政府曾考虑放弃这块殖民地。

菲利普总督不久就认识到一个成功的殖民地不能只靠罪犯来做先锋，他一直希望引入家庭及自由民拓殖者，他曾说：“我不希望用罪犯来奠定帝国的基础。”[236]1789—1792年的大饥馑使菲利普相信，如果殖民地只是依靠犯人在政府农场、公路和公共建筑物上编队劳动，它就不能发展。他认为，只靠流放犯的劳动和母国的供给是不可能使该殖民地存在下去的，因而新南威尔士殖民政府应大力鼓励居民结婚。女犯如果被求婚，就应给其自由，已婚男犯如果申请将其妻子家庭接来新南威尔士，也应鼓励并不收取任何费用。[237]他还制定了维持和发展流放殖民地的新方针：吸引自由民到新南威尔士来，把罪犯指派给他们当工人；把土地授予官员，由罪犯来耕种；把土地赐给那些勤奋劳动，愿意接受这种恩惠的已释犯人。[238]

这些政策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土地授予，即把土地授予军政官员和从母国来的自由移民，并以犯人作为他们的劳动力。1792年，新南威尔士保安队的官员被授予了土地。1795年，零零星星来了一些自由拓殖者。到1819年，有13的军人决定留在新南威尔士，不再返回母国，他们大都已经拥有大片的牧场或农场。此外，也把土地授予刑满释放的犯人，通常为30—50英亩，军官和文职官员都有权征调流放犯到自己的农场干活。这一方针的推行，促成了以农牧业为内容和以土地恩赐制以及犯人劳动指派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到1800年，新南威尔士已经有350个小农场，开垦耕种了7000英亩的土地。[239]

流放制度的另一个内容是对犯人的释放政策，主要是提前释放、赦免和假释等。布里斯班总督执政时期制定了一个有关提前释放犯人的具体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凡被判处七年流刑者，有四年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释放证；凡被判处14年流刑者，有六年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取释放证；凡被判处终身流放者，有八年表现良好就可以获得释放证。不愿返英或不能立即返英的释放犯，一般会赐给土地。大部分释放犯被安置到豪克斯布里河流域，那里土地肥美，宜于发展农牧业。对于那些一贯表现良好但又不够发给赦免证的犯人，政府发给假释证，免除他们的强制性劳役，允许他们在所属警区内出卖劳动力，政府不再提供生活费和住宿，但他们没有公民权。对犯人的这些宽厚政策在流放犯殖民地时期起了巨大作用，使澳大利亚殖民地克服了困难，发展了经济。同令人毛骨悚然的惩罚制度相比，这种宽大的释放政策对罪犯的改造以及日后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不少刑满释放的流放犯后来成了澳大利亚的富商巨贾，在促进澳大利亚殖民地经济发展和政治演进中发挥了不少作用。

陆续从英国运去澳大利亚的成千上万的犯人，是一支巨大的劳动大军。如何安置他们以及安排他们做什么活，是殖民当局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安置，政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许多农场，例如在悉尼附近，在巴腊马塔、纽卡斯尔、温莎、巴瑟斯特和范迪门等地，都兴办了农场。政府利用犯人的劳力发展农业，把安置犯人同解决吃饭问题结合起来，由此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经过拓殖者艰苦的努力，新南威尔士逐渐克服了经济困难，殖民地也逐渐稳固。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其他经济部门也建立起来，如纽卡斯尔的煤矿以及各地的面粉厂、木材厂、屠宰场、采石场、制砖厂、石灰窑、造船厂，等等。这样既为安置犯人开辟了新天地，又发展了殖民地的工矿企业。1791—1792年，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已经粗具规模，殖民地的对外贸易也已开始。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澳大利亚殖民地属于新开辟的殖民地，贸易垄断现象在这里并不存在，许多人都加入澳大利亚的贸易中来。1792—1800年，澳大利亚贸易额超过50000英镑。[240]1792年6月“大西洋号”军需船从加尔各答驶来，10月，第一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也来到澳大利亚，11月，从英格兰来的商船带来了银币，此后，澳大利亚同英国、加尔各答、爱尔兰、美国的贸易逐渐开始。1792年开始，以政府为主导的零售商店计划就已经提出。1797年国务秘书接受了这项计划，开始在殖民地建立零售商店，一些小规模的私人冒险者也出现在市场上。[241]

奠定澳大利亚在英帝国中重要地位的是1802年开始大规模养殖绵羊。澳大利亚养羊业是与英国工业革命相联系的，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纺织业成了英国经济的先导部门，英国对羊毛的需求量激增，而欧洲大陆由于本身工业的需要，对英国羊毛输出量下降。1797年，曾任新南威尔士保安队上尉的约翰·麦克阿瑟（JohnMacarthur）引进了一些西班牙种的美利奴羊，这是澳大利亚养羊业的开始。

约翰·麦克阿瑟（1766—1834）1766年生于英格兰，1789年任新南威尔士保安团上尉，1793年他和其他军官一样被授予土地，在巴拉马塔创办农场。因与总督不和，他于1804年退役，1805年被赐5000英亩土地，因经营牧羊场而发财。他早在1792年就意识到，澳大利亚殖民地需要各种物品，为此，就必须在殖民地生产可供出口的物品，作为进口的交换。他写道：“在距离地球其他文明地区如此遥远的这个小小居民点，是不会有最终成功的希望的，除非它能生产一种用于出口的原料。这种原料必须用最少的人就能生产出来，而需求量却很大，并且还要能够经得起长距离海运。”[242]他预见到澳大利亚将从英国不断扩大的羊毛市场获利，并对母国的繁荣做出贡献。[243]他认为这种出口产品应该是羊毛，因此从1795年起便常年雇佣30—40人饲养家畜。1797年，他设法从好望角购买几只西班牙种绵羊，获得成功。

澳大利亚东部地区适宜进行大规模的养羊业，在南纬35—25度之间有一片长以千公里计的大牧场，这里降雨量适中，气候温和，既没酷热，也没有欧亚大陆上的严寒。这些优越的条件使澳大利亚的养羊业迅速发展起来，到19世纪30年代，大批的羊群出现在东澳大利亚和范迪门。

养羊业作为澳大利亚的一个主要经济部门出现，引起英国的重视，改变了人们对流放殖民地的观念。人们意识到澳大利亚不仅是一个流放犯人的殖民地，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提供原料、进行投资和销售工业品的场所。英国的政策不知不觉中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把大批资本投资于这里的细羊毛生产，不少拥有巨额资本的资本家也移民到这里，经营牧场，政府也开始鼓励小资本家向澳大利亚移民。这样出现了“牧羊业大跃进”（theGreatSguatting），牧羊人随着日益增多的羊群向内陆推进，距离东海岸越来越远。19世纪20年代，牧场主从昆布兰平原迁移出来，所延伸的范围已经距离悉尼250公里。[247]所以说，养羊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发展。

此后，规模巨大的牧羊公司和牧场像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牧羊业开始迅速发展。这与澳大利亚羊毛出口逐年迅速增长有很大关系。1810年开始羊毛出口，仅为167英镑，第二年就猛增了1000余倍，出口了17。5万英镑。[248]澳大利亚羊毛在英国市场的占有率持续增加，从1830年的10%，增加到1840年的25%，再增加到1850年的50%。这个时候，澳大利亚羊毛的销售额达到每年200万英镑，占其出口总额的90%以上。羊毛是维持澳大利亚一个世纪繁荣和增长的主要产品。[249]随着澳洲羊毛走俏国际市场，牧羊业日趋繁荣。1821年，澳大利亚已经有21万只绵羊，30年代增加到100万只，到1840年拥有1600万只羊，人均40只。澳大利亚成了真正的“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正如澳大利亚著名学者汉考克教授所说：“羊毛使澳大利亚成为有偿付能力的国家，并最后成为一个自由国家。”[250]

塔斯马尼亚殖民区建立与巩固之后，英国殖民者随即将视线转向澳洲大陆的西部地区。在拉伦克·麦夸里（LaMacquarie）出任总督三年后，欧洲移民发现了一条跨越山脉沿东海岸而下的道路，便纷纷踏上了这条道路。从海岸上看去，这条山脉就像昆布兰平原天际边的一条深蓝色的长线，于是被命名为蓝山山脉。1814年罪犯们修筑一条横越蓝山的公路，打开了蓝山西部大平原的大门。19世纪20年代之后，澳大利亚开始向内陆腹地发展，殖民者的注意力也投向澳大利亚西部。

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的最初30年时间里（1788—1821），人口逐渐增加，经济迅速发展。据总督麦夸里报告，1810年，新南威尔士的人口为11590人，绵羊25888只，开垦种植土地7615英亩。1821年10月，澳大利亚人口已经达到38778人，绵羊290158只，开垦种植土地32267英亩。[251]在1819年全澳大利亚白人人口中，犯人及其后裔占34以上[252]。近30年时间里，澳大利亚的拓殖者们在这个极端落后的地区建立起崭新的殖民地，新南威尔士殖民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巩固。悉尼的城市建设也粗具规模，已经有“第二罗马”之称。阿诺德博士（Dr。Arnold）这样评论道：30年前，这里完全是森林，但是到了1810年，一个人走进悉尼街头，好像走在大城市；在海滨，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豪华、优美的英国式的最好的餐桌。政府大厦装修精美，窗明几净，大厅悬挂着镶嵌鲜花的彩旗，就好像在英国那样。[253]1817年，麦夸里总督建议采用“澳大利亚”这一名称来命名澳洲大陆，取代以前使用的“新荷兰”。1818年1月26日，为庆祝殖民地创立30周年，麦夸里宣布这一天为公共假日，还举行了庆祝舞会。此后，周年庆祝日成为每年一次的节庆日。[254]

政治斗争最初集中在罗姆酒贸易和对待犯人的政策这两大问题上。罗姆酒是一种烈性甜酒，菲利普总督在职时禁止销售这种酒，认为酒是导致犯人第二次犯罪的根源之一，也是导致殖民地动乱的根源之一。1792年菲利普总督因病去职，新任总督迟迟未能到来，结果几年之中政权落到了保安团军官格罗斯等人手中，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大搞商业活动，搞罗姆酒贸易，贱买贵卖，发了大财。1807年，约翰·麦克阿瑟就曾经购买378加仑罗姆酒，加入水后变成447加仑，出售后获得的利润是154%。[255]罗姆酒在殖民地销路极广，饮酒风气给殖民地社会带来极大的灾害，许多人的劳动所得大部分消耗在罗姆酒上，以至把劳动工具、衣物、家产都作为买酒的抵押。

1806年8月，威廉·布莱（WilliamBligh）出任澳大利亚总督。布莱曾随库克到过澳大利亚，也曾在威尔逊海军大将手下作战，立有战功。但是布莱为人呆板固执，好争辩，脾气暴躁，语言粗野，态度骄横。他一上任便用强硬的手法严厉禁止用烈性酒交换钱物，并将麦克阿瑟等一批违法军官逮捕入狱。布莱总督的做法引起了许多军官、士兵和市民的不满，他们走上街头议论布莱的专横。1808年1月，在新南威尔士保安团司令乔治·约翰斯通（GeeJohnston）带领下军官发动政变，逮捕了布莱总督，释放了麦克阿瑟。总督被逮捕后，政权便落到了以约翰斯通为首的一批军官手中，麦克阿瑟任新南威尔士秘书官。这就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有名的“一月政变”，又称罗姆酒暴动（RumRebellion）。“一月政变”是澳大利亚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地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向以总督为首的专制制度展开的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总督的权力开始削弱，为后来的自治运动开辟了道路。

麦夸里采取大量吸收移民和全面开发殖民地的政策，在越过蓝山后，他大力开发大平原。因而在他执政期间，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南威尔士人口增长了3倍，达到了4万人。他遵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对犯人采取宽厚政策，并给予那些有技能的释放犯以较高的社会地位，对那些普通的释放犯予以适当安置。他说：“当一个人获得自由之后，他以前的身份应当被忘却，不要对他本人产生不利影响”。[256]麦夸里总督动用专断权力，赦免表现良好的罪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事业有成的刑释人员被任命担任公职，并在总督府受到招待。他认为：“这个地方应当成为每一个合格的刑释人员的家园，并且是幸福家园。”[257]

但是麦夸里总督依然采取总督专制政策，独断专行。1815年后，殖民地繁荣对自由移民产生很大吸引力，但麦夸里并不鼓励他们移居该地，这种做法使自由移民很不满。加上他对自由移民违法者严厉制裁，因而引起一部分自由移民的不满。这种局面使英国政府感到，不能再用原来的统治方法来治理澳大利亚，必须建立一个咨议性的立法机构，才能避免殖民地再次发生不测事件。

因此，1823年英国议会颁布《新南威尔士法案》（The，1823），这个法案赋予新南威尔士制定法律的权力，法案规定成立立法会议，成员5—7人，由英王任命。决定在新南威尔士成立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协助总督处理政务和立法，立法委员会成员由英国殖民大臣任命。条例还规定建立新南威尔士殖民区，在新南威尔士设立高等法院，采用陪审团制来审判案件；范迪门殖民区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来，建立单独殖民区，设副总督，受新南威尔士总督控制。法案虽然保留了总督的权力，但是他毕竟要受这一法案条文的约束。因此，1823年《新南威尔士法案》是澳大利亚政治转型的开始。澳大利亚本土化是随着这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的，并逐渐形成了澳大利亚现代发展的基本特征。[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