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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告别旧的殖民制度（第1页）

一、告别旧的殖民制度

“旧殖民制度”（OldialSystem）是英帝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术语，在完整意义上，它包括英国对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控制两个方面，但通常特指英国与其海外殖民地之间以法令形式确立下来的经济与贸易关系。它是传统重商主义政策的产物，也是在其原则指导下帝国殖民政策的集中体现。

“旧殖民制度”自17世纪中期起初具雏形，随着英帝国的成长壮大而不断完善，其基本内容与特征是殖民地贸易垄断和帝国内部关税优惠。前者，是指不准欧洲其他国家与英国殖民地直接进行贸易；后者，是指从殖民地输入英国的货物享受低关税的特权。显然，“旧殖民制度”保护的是英国的商业与航运业，这对于自近代以来即将对外贸易作为立国之本的英国来说，确实是题中应有之义。

北美13个殖民地奋起反抗母国的统治，并进而以武力方式获得独立，这对英国人的冲击不可谓不大。尽管有极少数人能以“第三只眼睛”看殖民地，认为英国并未因此遭受任何损失[1]，但对英国政治家来说，殖民地对母国的反叛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不解之谜，他们不知道究竟是因为给殖民地的自由太多了还是太少了，才导致这场冲突的发生。[2]然而，“旧殖民制度”却从未因此而受到触动，不列颠帝国依然意味着“殖民地、保护性商业制度、奴隶与蔗糖贸易以及对印度的掠夺”[3]。

英国著名帝国史学家詹姆斯·威廉姆森（JamesWilliamson）在分析美洲殖民地与英国的矛盾根源时指出：

旧殖民制度，是建立在帝国的自足（self-sufficy）、自立（self-ed）这一理念之上的。在其中，母国生产殖民地所需要的全部工业制成品，而殖民地则提供所有的原材料和正变成英国人文明生活必需品的热带奢侈品。在英国，上述观念受到狂热的、甚至几乎普遍的支持与认同，因为它是所有重商主义观点的共同因素；而在另一方面，殖民地人却对它反应冷淡。[4]

在威廉姆斯笔下，对最终导致美洲殖民地脱离帝国的旧殖民制度，英国社会抱有“狂热”和“几乎普遍”的赞同，这并非夸张之辞，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绝大多数英国人关于殖民地的立场与心态。尽管这里分析的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夕的状况，但由于从美国独立到19世纪初，英国仍然固守着对殖民地的垄断贸易和《航海条例》的种种规定，仍然限制着殖民地与母国及其他国家的商业关系。因此，用它来说明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人对旧殖民制度的看法，显然并不过时。

在英国人看来，帝国的海外属地，尤其是白人移民殖民地，只是英国领土的延伸，殖民地人则是移居到海外的英国臣民，因此，英国垄断殖民地的贸易，不许他国染指，而殖民地人遵守英国制定的法律，乃是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倘若我们由此判断，这种招致殖民地人民不满的旧殖民制度，完全建立在掠夺殖民地资源以促进母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那也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自足”和“自立”的原则，暗含了一种近似帝国统一体的思想，在这个统一体中，殖民地和英国各自作出一些牺牲，又为此获得各自的好处。帝国内部关税优惠制的产生，就很能说明这一点。1636年，英国首次规定：殖民地出口的烟草，不光只能输往英国，而且只能用英国船只装载运输。与此同时，英国对来自外国的烟草征收高额关税，以此作为对殖民地的补偿。[5]此后，随着《航海条例》的颁布实施，殖民地产品进入母国享有关税优惠，便成为一个传统的特权。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旧殖民制度最初所确立的，是一种对英国和殖民地双方都有好处的商业关系，它使垄断殖民地贸易和给予殖民地优惠关税，从一开始就构成英国与其殖民地关系的主要特征，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不可分割。《旧殖民帝国》一书作者欧内斯特·巴克尔（E。Barker）因而认为：“总体上，它并非是一个不成功的制度。殖民地和大不列颠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摩擦，但在主要方面它对双方还是适合的。”[6]

旧殖民制度所具有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殖民地人民对它的双重态度。一方面，他们对殖民地产品在英国市场所受到的保护十分满意，对殖民地航运业由于《航海条例》而免遭外国的竞争也十分满意；另一方面，他们又抱怨母国对殖民地经济发展所作的种种限制，抱怨殖民地不得与欧洲大陆国家进行直接贸易的禁令。

随着殖民地自身经济实力的逐渐壮大，帝国统一体的观念日益苍白，而殖民地的特殊利益则愈加凸显，人们开始对帝国贸易政策的“公平”与“公正”进行质疑，相信“母国正在从与殖民地的关系中得到更大好处”[7]。因此，当英国对殖民地实施高压政策时，革命便爆发了。

但是，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自七年战争之后对殖民地加强控制的结果，“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喊出的是殖民地人民对母国暴政的反抗，并不表明旧殖民制度本身的危机。

在结束美国独立战争的谈判期间，时任英国首相的谢尔本伯爵（2ndEarlofShelburne1737—1805）曾经说过：“我们宁愿要贸易而不要统治权。”[8]这句话经常被人们所引用，以说明英国人对美洲殖民地从帝国独立出去的态度。但事实上，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谢尔本伯爵的这句名言，更多反映的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无奈，而不是政治家的所谓明智选择。因为，在旧殖民体系下，贸易权及商业利益，与对殖民地的统治权密不可分。只有拥有统治权，才能获取相应的商业利益，这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它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独立战争未能对帝国的旧殖民制度产生冲击的原因。

真正从根本上动摇旧殖民制度基础的力量，是工业革命与工业化的逐步实现。

早在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就已如火如荼般展开，战争爆发并没有中断其进程。1815年，在经过20多年的惨烈厮杀后，和平与均势终于降临欧洲，当各主要参战国都被战争弄得伤痕累累时，全世界惊异地发现，作为反法战争的最大赢家，一个更为强大的不列颠帝国已经初具规模。此后，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更以加速度向前推进。短短几十年内，英国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欣欣向荣的工业城镇、魔术般增长的城市人口、迅速扩展的铁路干线、急剧增长的工业产品、大量涌现的社会财富……所有这一切，仿佛是一夜间奇迹般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向全世界昭示着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繁荣与强盛。

作为工业化的领头羊，英国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工业霸主，它不再只是通过海上霸权、广阔的殖民地以及保护性贸易来统领世界经济，近代机器工业及其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廉价的工业品，成为它新的力量源泉。这无疑预示着英国传统的商业战略与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以垄断殖民地贸易和保护性关税为主要特征的旧殖民制度，显然已到了必须进行根本调整的时刻。

1833年，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GibbonWakefield1796—1862）向英国公众信心十足地描绘了大英帝国诱人的经济前景：“整个世界都在你们面前！……让英国人从每一个拥有廉价面包的人手中购买面包吧！让英格兰变成向全世界提供蒸汽产品的工厂吧！”[9]

韦克菲尔德既是19世纪30年代—40年代英国著名的殖民地改革家，又是自由贸易的积极支持者，他的演讲，最充分地反映了工业革命突飞猛进时代英国人的雄心与自信。

从1815年起，英法两国争夺商业与殖民霸权的长期较量，算是真正画上了句号，法国降为二等国家，英国则实现了其“进一步扩展在东方的贸易和夺取世界各地战略据点的目标”[10]，成为傲视欧洲群雄、独享海上霸权的世界级强国，在19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对弈中，大英帝国已经没有敌手。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海权、帝国一起，使英国正走向它在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全球性霸权，在历史学家眼中，“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大不列颠，至少在一个世纪里就达到了顶峰，它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实现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11]乔赛亚·塔克（JosiahTucker）在《商业要素与税收理论》（TheElementsoferdtheTheoryofTaxes，1755）一书中所呼吁的“商业制度中的‘光荣革命’”[12]，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鼓吹的自由贸易主张，终于有了赋予实施的物质力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只有向全世界开放英国的贸易，才是确保英国继续支配世界经济最便宜、因而也是最有利的政策。

由此，在时代与历史的要求面前，作为重商主义帝国核心与基础的旧殖民制度，开始面临真正的危机。

当代法国学者帕斯卡·萨兰认为：“保护主义是国家强制权力的表现。……任何时代，各政府都试图控制贸易，保护本国经济，抵制外部竞争。”[13]他在对贸易保护主义进行历史考察时，分析了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进步性与合理性，指出：近代以来，“随着科尔贝的重商主义者统治经济理论……保护主义几乎流行于整个欧洲”[14]。应当说，他的分析与判断是客观的，符合历史的真实。认清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以英国传统的贸易政策并没有在时代的冲击下立即崩溃，而是走了一条渐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