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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告别旧的殖民制度（第2页）

发端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垄断性贸易政策，说到底，是一个充分利用当时英国在地理上、政治上享有的有利地位，使之服务于英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因此，它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重商主义国策及其主要表现形式即旧殖民制度在18世纪中期就开始遭到批评，不断有政治家宣称自己是亚当·斯密的学生，但自由贸易时代却并未呼之欲出。

历史的运行似乎有着某种强大的惯性。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世纪40年代—50年代，英国人对建立一个什么样帝国的争论就没有中断过。是基于面向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还是基于殖民地基础上的保护贸易？在政治家之间、学者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答案是不同的。

对19世纪上半期的许多英国人来说，放弃垄断与保护，实行开放性自由贸易，其好处并非不证自明。例如，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1766—1834）就认为：一个依赖于对外贸易的社会，其基础是最不确定的，只有农业才是“更重要更永久的财富来源”[15]。马尔萨斯因此对废除《谷物法》持强烈反对态度，认为这是冒着摧毁英国的社会基础即农业的危险，去实现可能只是暂时的商业利益，因此是一种愚蠢的做法。[16]

可见，在当时的英国，与政治上的激进和保守相对应的，还有赞成和反对自由贸易这两股对立的经济思潮。所以，尽管19世纪开始时不列颠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贸易国，但在冲破传统束缚、走向自由贸易的进程中，却只能走逐步渐进的道路，这就是20年代进行的赫斯基森改革。

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Huskisson1770—1830）是19世纪初期英国杰出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学说的信徒，众所周知的自由贸易论者。他认为“开放性贸易，尤其是对一个富裕和繁荣的国家，比任何形式的垄断都要有价值得多”[17]。1823年初，赫斯基森进入利物浦勋爵（2ndEarlofLiverpool1777—1828）的托利党政府，担任贸易大臣。在此之前，政府内自由派人士对传统贸易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赫斯基森上任后，立即对被他称为“旧的、没有希望的贸易保护体系”大力实施改革，整个20年代因此被打上了鲜明的自由主义烙印，并成为英国走向自由贸易时代的重要过渡时期。

19世纪初，困扰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障碍，一个是《谷物法》（TheofLaw），另一个是《航海条例》（NavigationActs），两者实际上都是传统贸易政策下旧关税体制的产物。

1815年，英国议会不顾新兴工业地区的激烈反对和抗议，通过了臭名昭著的《谷物法》，规定只有当国内小麦价格超过每夸脱80先令时，才允许从国外进口谷物。显然，该法令保护的是英国土地贵族和农业资本家的利益。这些人是拿破仑战争期间粮价高涨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害怕战争结束后欧洲传统谷物出口国家的廉价粮食涌入英国，力图继续人为地保持粮食的高价，因而强烈要求政府对农业的保护。

《谷物法》的实施，保证了土地贵族尤其是大地产者的巨大利润，刺激了物价的上涨与投机之风的盛行，使工资劳动者和城市居民深受其害。《谷物法》还直接损害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一方面高价食品带来工资和成本的增加，造成英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国内的失业与贫困带来购买力低下与消费需求不足，最终导致商业的停滞。与此同时，《谷物法》还招致欧洲国家的关税报复，其结果是：既增加了国内生产的成本，也限制了英国工业品在国外市场的销售。[18]因此，《谷物法》成了19世纪上半期英国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产生的一个根源。

《航海条例》是自克伦威尔以来英帝国体系内垄断性贸易政策的基石，后来被所有英国统治者所继承。它对英国工商业发展的不利之处，首先是使制造业阶级无法以最便宜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购买英国工业所需的羊毛、黄麻、木材、丝等工业原料；其次是造成欧洲国家愈演愈烈的关税战。

根据查理二世时代颁布的法令，所有亚洲、非洲、美洲以及欧洲的货物，只有用由英国船员指挥和驾驶的英国船只运输才能进入英国，否则就被课以极高的关税。直到北美独立战争之前，《航海条例》的各项禁令基本上得到顺利执行。美国独立后，也开始对英国船只运输的货物征收同样高的进口关税，结果，两国的船队不得不装载压舱物横渡大西洋。这种关税战的直接后果是商品运输成本的增加，消费者被迫支付双倍的运费。1815年，两国终于放弃代价巨大的关税战，相互给对方以优惠关税。

英美贸易互惠关系建立后，欧洲国家纷纷仿效，要求英国给予同样的优惠，并均以提高对英国船只的关税作为手段。因此，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英国一直处于与欧洲国家激烈的关税纠纷中。

显然，对工业革命进入新的阶段，急需扩张国际市场的英国来说，打破旧关税体制下对贸易的种种限制，允许国外廉价工业原料和食品自由输入，与各国结束关税战，成为当务之急。

这一时期，英国有许多人，或出于信念，或出于利益，都看到了旧关税体制的明显弊端。1820年，伦敦商人首先向议会请愿，要求实现自由贸易。同年，政府开始就英国对外贸易问题进行调查。调查直接导致了随后的关税调整。1821年，英国降低了针对波罗的海国家木材的高额关税。1822年，英国修改已造成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谷物法》，降低了允许外国谷物进口的标准。同年，英国商业部（BoardofTrade）将查理二世时代颁布的《航海条例》中大部分限制条款予以废除。

赫斯基森上任后，为与欧洲国家进一步改善贸易关系，立即向议会提出了《互惠关税法案》（ReciprocityofDutiesBill，1823），建议对所有进入英国的货物，不论用何种船只运输，一律征收同等关税，并在出口转运时实行税后退款。该法案终于以75票对15票被下院通过。[19]《互惠关税法案》起初受到英国国内商船主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对海运业的垄断因此被剥夺。然而，法案实施后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大大补偿了他们的损失，各种不满很快便消散。

赫斯基森担任贸易大臣一职长达四五年，在此期间，他不遗余力地推行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取消了长期以来外国生丝进入英国的禁令，仅在1824—1825年间，就调整、削减了全部的商品进口关税，将关税率从18%—40%降到10%—30%，原有1100个贸易法令也减少到11个。[20]特别是1825年，赫斯基森对《航海条例》再次作出重大修订，宣布向所有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开放英国的殖民地贸易，条件是这些国家也作出相同的让步。这是英帝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措，因此，如果说《互惠关税法案》主要是为了改善与欧洲国家的商贸关系，以满足英国扩张国外市场的需求，那么，开放殖民地贸易这一破天荒的决定，则无疑是插入英国传统贸易垄断政策藩篱的第一个楔子。

赫斯基森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他之所以立场坚定地进行商业与关税政策改革，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随着美国的独立与荷兰的衰落，旧的航海条例和与之相关联的歧视性关税已成为无用甚至阻碍之物。而英国由于工业革命及岛国的自然条件等原因，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原料与食品的供应愈来愈依赖国外市场也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因此，只有更多地依靠工业技术的优势与霸权，而不是用人为手段来增加贸易，才真正符合英国的利益。

对于英国在20年代主要由赫斯基森所进行的改革，史家和赫斯基森的同时代人一样评价不一，有的甚至相去甚远。《19世纪英帝国史》的作者道尔曼（M。Dorman）认为：当赫斯基森接任贸易大臣一职时，“英国历史便开始了一个新时代”[21]。英国著名帝国史学家菲尔德豪斯（D。K。Fieldhouse）指出：实行自由贸易是19世纪英帝国的重要特征：“在一个世纪里，自由贸易对英帝国政策和英国的殖民地产生了重大的塑造性的影响”[22]，他认为“1830年起不列颠帝国即成为自由贸易国家”。显然，他的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指20年代所推行的贸易与关税政策改革，廓清了通往自由贸易的道路。

菲尔德豪斯关于自由贸易与帝国政策之间关系的论述，无疑十分精辟而准确，但他对英国进入自由贸易的年代划分，却未免过于乐观，这既不符合英国1820年代的历史现实，也与赫斯基森本人的观念有很大距离。

实际上，赫斯基森符合时代发展趋向的改革，不仅遭到托利党内和国内保护主义者的反对，也遇到经济萧条的冲击。当1825年底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时，许多人将危机造成的困境归咎于政府的改革与新政策。对此，赫斯基森的同时代人查尔斯·格雷维尔（C。Greville）[23]在其回忆录中，倒是作出了较为真实的评价：“这个国家所有最能干的人都与他意见一致，而人民大众则被人说服，认为他的计划非常有害。”[24]

另一方面，赫斯基森虽然是英国走向自由贸易的先锋，他却不是一个以牺牲帝国利益为代价的自由贸易论者。换句话说，赫斯基森和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抱有很强的“帝国精神”，其改革的主观意图并非去改变旧的殖民制度。20年代英国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触动或削弱帝国内部关税优惠的原则。殖民地对英国商品依然给予优惠关税，而殖民地出产的物品，如加拿大的木材与小麦，东印度和西印度的蔗糖与咖啡，以及开普殖民地的红酒等，也都继续享受英国的优惠关税。

应当说，19世纪初期的英国政治家从来没有忘记帝国与殖民地的利益。例如，当美国对英国的关税优惠政策表示反对，并要求给予同样的待遇时，赫斯基森毫不让步，认为这是“一个在独立的国家之间商业关系中闻所未闻的借口，就像英国要求美国对西印度群岛的糖或甜酒在进入纽约时，给予和路易斯安纳的出产物同样的条件和关税一样没有道理”[25]。在波罗的海国家木材进口税问题上，赫斯基森也拒绝作进一步削减，理由是将会损害加拿大的木材贸易。他认为，加拿大木材“产自我们自己的殖民地，用我们自己的船只运输，因而对大不列颠是最有价值的贸易”[26]。考虑到波罗的海国家的木材要比加拿大木材更适于造船，赫斯基森保护殖民地利益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客观地看，19世纪20年代实行的改革，确实是对传统贸易政策和原则的背离，并且作为改革的副产品，英国还部分开放了其殖民地的贸易，但它终究“只是在垄断与自由贸易之间的一种妥协”[27]，就其实际影响和范围来说，还很有限，离真正的自由贸易相距还很远。例如，《航海条例》虽作了较大修订，但其内容实际上只对拥有大规模商船舰队的国家才有意义，英国商船仍然占有世界航运业的大部分份额；在欧洲国家出产的物品中，仍有相当一部分被列入必须由英国船只或出产国和出口国船只运输的清单；此外，《航海条例》中有关禁令的取消与放宽，也只限于美洲和欧洲国家，对亚洲和非洲国家商品的限制依然如故。

显然，对传统贸易政策的改革，带来英国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扩张，也使旧殖民制度下200年对殖民地的垄断贸易打开了一个不小的缺口。但它只是新时代来临的曙光，自由贸易原则的完全胜利和旧殖民制度的最后终结，还有待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及其所创造的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