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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贸易自由（第2页）

1846年1月，围绕皮尔提出的议案，一场关于是否废除《谷物法》的议会大辩论开始了，它被认为是“英国近代议会史上最重大、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之一”[58]。在冗长激烈的辩论中，皮尔共作了五次长篇演讲。1846年6月，议案终于先后在议会下院和上院获得通过。

然而，《谷物法》被废除的同时，皮尔的政治生命也完结了——他坚定鲜明的自由贸易立场引起托利党内部的分裂，皮尔被迫辞职。一年多以后，当有人将法国发生二月革命、路易·菲力浦被推翻的消息告诉皮尔时，皮尔指着议会中保护主义者的议席说：“如果我当初听了他们的，法国所发生的事就会在这里出现。”[59]

《谷物法》的废除“炸毁了地主阶级保守势力赖以抵御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最后一道屏障，从而解除了土地阶级独占政权的经济防线”，以皮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强迫保守党完成了自由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最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60]。

尽管皮尔政府的垮台，说明英国保护主义传统及其势力仍有相当的政治能量，然而它们毕竟只是强弩之末。新上台的辉格党罗素政府于1849年宣布废除《航海条例》，至此，英国终于彻底告别以保护关税和垄断贸易为特征的传统贸易政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

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提出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到自由贸易在英国最后实现，其间经历了整整70年，而在它取得胜利的最后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由此给英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变革与利益，已经有目共睹，英国的世界工业霸主地位正如日东升。然而，通往自由贸易之路的最后冲刺依然充满阻力与斗争，这不免让后世读史的人们感到某种困惑——那些激烈反对皮尔的自由贸易举措，反对放弃传统贸易政策的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立场与考虑？难道他们看不到显而易见的事实，看不到英国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吗？

从历史记载来看，皮尔的废除《谷物法》议案在下院经历了三次表决，尽管遭到许多托利党议员的激烈反对，但在辉格党人的支持下均仍以多数票获得通过。而在议案提交上院后，形势却远非如此明朗，因为上院集中了众多的土地贵族，而他们反对废除《谷物法》的倾向是明显的。最后，由于威灵顿公爵的极力劝说，议案终于被上院通过。

历史见证了这有惊无险的一幕。翻开威灵顿公爵在英国上院对皮尔废除《谷物法》议案进行二读时的演讲稿，多少让人生出几许感叹。作为托利党元老和上院议长，作为曾经战胜过拿破仑的英雄，威灵顿的演讲几乎可以说是苦口婆心。根据历史记载，威灵顿并不是完全赞成废除《谷物法》，从感情上他是站在保护主义一边的[61]，但他对皮尔议案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对在上院积极鼓动反对议案的德比伯爵作了坚决的驳斥。

然而，威灵顿在演讲中反复劝诫托利党贵族议员的，并非是自由贸易的种种好处和废除《谷物法》的必要性，而只是集中于两点：第一，议案在下院已获大多数票通过并经王室同意，上院如果离开了下院和王室什么事也做不了；第二，如果拒绝议案，其后果将是政府辞职、举行大选，新组成的政府还是会提出同样的议案。[62]显然，威灵顿公爵清楚地意识到：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已是大势所趋，正如同1832年通过议会改革法一样。

在探究反对皮尔自由贸易改革的人们的立场时，学者往往仅将其归咎于土地贵族阶级势力的顽固与强大，但实际情形远比这复杂得多。发生在19世纪30和40年代的那场斗争，牵涉到最终告别已实行几百年的传统商业和贸易政策，牵涉到一个完全实行“自由放任”原则的市场经济的诞生，牵涉到工业资产阶级继议会改革运动之后政治影响力的又一次壮大，牵涉到在保护主义和垄断殖民地贸易政策下享有各种好处的各个利益集团。总之，如同30年代初的议会选举改革运动汇集了英国社会的种种矛盾一样，40年代英国的主要社会矛盾，似乎都集中体现在保留还是废除《谷物法》、反对还是支持自由贸易的斗争上了。

固守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人，主要来自托利党内部，其核心人物是德比伯爵（14thEarlofDerby1799—1869）和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1804—1881），他们在皮尔最初推行自由贸易措施时就与其意见相左，当废除《谷物法》的大辩论开始时，作为托利党内部反皮尔一派的代表，他们分别在议会上院和下院辩论时进行鼓动，强烈反对废除法案，正式与皮尔分道扬镳。

德比本名爱德华·斯坦利（EdwardStanley），出身于英国最古老最有影响的贵族豪门世家，1851年继承父亲爵位，为第十四代德比伯爵。由于德比是皮尔辞职之后的托利党领袖，因此，他的保护主义立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在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中，德比的政治生涯颇富戏剧性。和许多由保守主义逐步走向自由主义的人相反，出身辉格党贵族家庭的德比早年的政治立场是自由主义的。作为辉格党议员，他赞成天主教徒解放法案，支持议会改革运动，曾经是当时英国政坛主要的自由党人。1833年他在格雷内阁任陆军与殖民大臣，提出并使议会通过了废除英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令，从而在英帝国史上留下自己值得骄傲的一页。但他很快因政见分歧脱离辉格党，不久成为托利党人。1844年德比进入上院，他“在那里积极向自由贸易运动作战，成为英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领军人物”[63]。

德比是皮尔内阁的陆军与殖民大臣，却始终充当皮尔关税改革政策反对派的角色，当1845年底皮尔宣布赞成废除谷物法时，他是内阁中唯一拒绝支持皮尔的人。在他看来，废除《谷物法》，让外国的廉价粮食自由输入英国，不仅会毁掉英国的农业和土地贵族阶级，还将损害英国殖民地的利益，进而破坏整个帝国的殖民体系。[64]显然，德比清楚地看到了新的贸易政策与殖民地和母国传统关系之间的冲突，看到了自由贸易原则将颠覆建立在垄断贸易与优惠关税基础上的整个旧殖民制度。

德比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关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这或许与他在几届内阁中都担任陆军与殖民大臣的职位有关。[65]的确，除了1843年通过的《加拿大谷物法令》（adaAct），作为首相的罗伯特·皮尔对帝国与殖民地事务关注很少。该法令规定加拿大的小麦和面粉进入英国时，可以享受每夸脱1先令的名义关税[66]，以此作为对加拿大向美国小麦征收进口关税的回报。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普通民众来说，“自由贸易即使不等同于繁荣，至少也意味着充足和免于饥饿。而保护主义则与高昂的食品价格和即将衰亡的土地贵族集团的狭隘利益相连”[67]。皮尔政府实际上面对的是整个英国贸易政策的根本变革，和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换句话说，废除垄断保护、实行自由贸易的改革，既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必由之路，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唯一选择。

然而，英国推行自由贸易的改革对于殖民地的影响终究不可避免，因为帝国自身的历史从来都是和海外贸易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旧殖民制度下，英国是殖民地大宗产品小麦、蔗糖、咖啡以及木材的唯一市场，殖民地长期所享有的优惠关税，已使它们的经济对母国市场形成强烈依赖，一旦英国完全打破贸易壁垒，外国的商品得以廉价进入英国，殖民地的优惠关税便会失去意义，最后的废止也将指日可待，而这对于殖民地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当时英国的海外移民殖民地中（英属北美、西印度、南非、澳大利亚），受帝国贸易政策变化影响最大的是加拿大，因为在英国最重要的三大垄断性进口商品即小麦、木材和蔗糖中，加拿大就占了小麦和木材两项。因此，英国的改革在加拿大引起强烈不满，“几乎每一个改革步骤都遇到殖民地人的激烈反对……当改革过程完成时，仍有少数人认为：英格兰的辉煌已是落日余晖，而帝国已经破碎”[68]。对加拿大的殖民地人来说，“废除谷物法法令是一项影响帝国信念的法令”[69]。

许多英国人也预言，殖民地对母国的不满将会直接导致它们与母国的脱离。迪斯雷利在下院辩论皮尔废除谷物法议案时说：“我们不能在决定这一问题时不考虑我们的殖民地。我不认为被美国兼并是加拿大人不可避免的命运，但加拿大已具备所有成为一个伟大和独立国家的因素，命中注定它将成为新大陆的俄国。”[70]

当殖民地在母国市场上被给予优惠关税的待遇时，帝国当局认为它不仅会促进殖民地的贸易，而且能帮助巩固其遥远的臣民对母国的忠诚。事实的确如此，加拿大的农业和木材业一直得益于英国的优惠关税政策，1843年的法令更促进了加拿大商业的繁荣。随着大量小麦和面粉运往英国，运河、铁路、货栈、仓库等运输设施迅速发展起来，跨大西洋贸易使圣劳伦斯河流域和蒙特利尔欣欣向荣。而现在，《谷物法》的废除使所有这一切都受到沉重打击，可以说，自由贸易改革在最初几年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加拿大殖民地人还能保持对帝国的忠诚吗？自由贸易的实现到底将会使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加拿大真的会剪断与母国的联系成为第二个美国？

在英帝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预言与事实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例子。当帝国痛失北美13个殖民地时，英国的政治家曾认为：“大不列颠的太阳正在陨落，英格兰人将不再是强大的和受人尊敬的人。”欧洲的政治家断言：“英格兰现在只是一个像瑞典和丹麦那样的二流国家。”[71]英国的商人们则担心贸易的损失和经济的萧条。

然而，历史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失去13个殖民地并没有使第一帝国从此一蹶不振，相反，一个更为强大的“第二帝国”建立和发展起来。同样，独立后的美国经济迅猛发展，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巨大市场，英美之间的商业贸易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现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中加拿大与母国关系的演变，提供了又一个例证：19世纪英帝国的历史并没有沿着18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轨道运行，《谷物法》废除后，加拿大小麦产品在英国市场的贸易优势虽然受到严重损害，但殖民地人保持了对母国的忠诚，尽管之后在贸易和文化上加拿大与美国的联系日益密切，但它既没有与美国合并，也没有脱离英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然而，帝国贸易政策由保护向开放、由垄断向自由的转变，不仅将改变殖民地经济原有对母国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且必然对英国与殖民地关系乃至整个帝国的殖民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它的意义在当时不可能立即为人们所认识。

由于旧殖民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双重性，殖民地在经济发展和商业贸易上受到严格限制的同时，也享受到产品在母国市场上的关税优惠，即“帝国特惠制”（ImperialPreferential），殖民地人虽然不想失去这种特权，却不满并渴望摆脱母国的控制与种种限制，即英国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与独占。对加拿大人来说，谷物贸易优惠的丧失多少影响了他们对帝国的信念，尤其是那些得益于英国保护主义贸易法规的殖民地各利益集团，他们认为，英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是对加拿大的“抛弃”[72]。但对1849年英国对于《航海条例》的废除，殖民地人却“并不讨厌”[73]，因为航海条例禁止殖民地与其他国家的直接贸易，也限制了圣劳伦斯河的航运业，损害了殖民地的经济利益。

不管怎样，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一系列自由贸易法令，使已建立200年的帝国贸易体系迅速解体。在经历了最初的愤怒、失望和迷惘之后，加拿大人选择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向富裕而强大的美国寻求新的市场。1854年，加拿大明智地作出允许美国新英格兰渔民自由进入英属北美渔场捕鱼的让步，与美国顺利签订了《贸易互惠条约》（ReciprocityTreaty，1854）。互惠条约不仅为加拿大打开了广阔的外部市场，改变了长期以来对英国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且使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英属北美各殖民地的经济都获得极大发展，以至于19世纪50年代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的“商业革命”时期。

与此同时，加拿大利用刚刚获得的关税政策决定权，开始走自己的路。就在英国废除《谷物法》的同一年，加拿大废除了给予英国商品的关税优惠。此后，加拿大在北美殖民地各省之间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逐步走向外部的贸易保护主义，1859年，加拿大开始对包括英国工业品在内的外国商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和毗邻的美国一样竖起了关税壁垒。

传统的帝国旧殖民制度，本是英国人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建立的，而现在，实现自由贸易的需要又使英国人亲手摧毁了它。尽管旧殖民制度的终结并没有造成殖民地的脱离，但却给殖民地争取建立责任制政府和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注入了根本性的推动力：既然英国实行了自由贸易，它就不能否认殖民地的贸易和关税自由，而殖民地一旦获得贸易领域的行动自由，政治的自由就不可能长期被拒绝，因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74]。

这样的逻辑和结局，恐怕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殖民地人民当时都未曾料到。

对于英国人来说，自由贸易改革彻底打破了阻止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障碍，同时也结束了沿袭几百年的旧殖民制度。旧殖民制度，说到底，其核心就是独占殖民地的贸易。在7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统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确切地说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维持独占。……其主要利益，据说就是这种专营的贸易。此种独占，即是此等殖民地隶属我国的主要标志，亦是我国从这种隶属所得的唯一果实。”[75]

对于殖民地贸易与殖民地独占贸易的区别以及对英国的影响，亚当·斯密在作了详细分析后断言：“前者总是而且必然是有利的；后者总是而且必然是有害的。但因为前者是那么有利，所以，即使殖民地贸易被独占，而独占又是那么有害，就全体来说，殖民地贸易，仍是有利，而且大大有利。不过，设若没有独占，其有利程度就要大得多。”[76]

亚当·斯密如此睿智的思想与精辟论述，很快被美国独立后英美两国之间不断繁荣兴盛的商贸往来所证实。这一大大出乎人们预料的事实，给几代务实的英国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也给他们传统的帝国观带来强烈冲击。随着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播，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前进的步伐，以及越来越强烈的获取更广阔市场的愿望，垄断与独占殖民地贸易无利可图的观念，也逐渐为英国的政治家和民众所认识。从18世纪末的小皮特，到19世纪初的赫斯基森，再到40年代的皮尔和罗素，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由逐步开放殖民地贸易到彻底放弃垄断的历史轨迹。

帝国特惠制本是旧殖民制度下英国垄断殖民地贸易的副产品，一旦垄断本身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给予殖民地货物的优惠关税也就没有了继续实行的理由。1840年议会下院特别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可以说集中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舆论。在英国人看来，“帝国特惠制是加在英国消费者身上无回报的捐税，只是为了帮助殖民地的生产者”[77]。因此，《谷物法》和《航海条例》分别废除之后，殖民地货物进入英国所享有的关税优惠虽然没有立即取消，而且保留了一段时间，但由于帝国特惠制日益不得人心，一旦取消程序被启动，便仿佛势如破竹。1851年，英国首先结束对咖啡的优惠关税；1853年，取消对稻米、棉花、羊毛和一些其他物品的进口优惠；1854年，取消对蔗糖的进口优惠；1860年，结束对木材和所有其他殖民地产品的关税优惠。短短十年间，帝国特惠制已不复存在，帝国贸易体系的最后残余迅速成为历史的遗迹。

理查德·科布登曾指出：“除非用自由贸易这种间接办法，把依靠一个自私自利的错误观念将我们的殖民地和我们联结在一起的那条纽带，逐渐不知不觉地松懈开来，殖民制度连同它使人动情的眩人耳目的魅力，就绝对无法摒除。”[78]沿袭几百年的旧殖民制度和帝国贸易体系，在自由贸易历史大潮的冲击下终于解体了，它对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对未来的帝国政策乃至帝国的发展方向，所产生和将要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无论怎么评价也不过分的。

如果说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使英国得以重振世界强国的雄风，那么30年后，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自由贸易的实现，则为整个帝国奠定了一块最为坚固的基石。第二帝国不再只是第一帝国的简单延续，它的旗帜上如今最为瞩目的是“贸易自由”，一个崭新的帝国因此正在形成。在这个新的帝国内，英国人和殖民地人同时面临着新的历史选择：对于殖民地人来说，既然传统的帝国贸易体系已被打破，殖民地不得不走自己的路，那么，帝国对于殖民地又意味着什么呢？此外，既然国内的英国人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政治自由，作为帝国的海外臣民，为什么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

对英国人来说，选择无疑要困难得多。还在美洲13个殖民地刚刚举起反叛旗帜时，亚当·斯密就曾断言：“在现今的经营管理下，英国统治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损失。”[79]如今，英国告别了旧殖民制度，殖民地也已经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不再给予母国任何经济上的好处，那么，这些殖民地对于英国的意义与价值何在？什么样的帝国关系才符合英国的利益？

所有这一切，预示着帝国政策将发生重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