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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贸易自由（第1页）

二、实现贸易自由

《英帝国与英联邦》的作者哈塞（W。D。Husssey）认为：从1763年起，大不列颠帝国政策的目标，就是向全世界扩展贸易，以及控制那些能够保护英国贸易的战略要地。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在上述政策背后的动机，是英国对出口市场的需求，大不列颠正在日益成为工业国，她要求能出售自己产品的海外市场”[28]。哈塞的判断与分析，在总体上是正确的，尤其是突出强调了对外贸易与帝国政策之间的关系，让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帝国扩张的动力与存在的价值。但他把七年战争结束后的英国说成是正在日益工业化的国家，却未免让人迷惑不解。撇开“1763年”这个具体的年代，用上述话语来描述19世纪上半期的英帝国政策，又有谁能表示反对呢？事实上，倒可能更加恰如其分。

对此，我们可以说，这种两个不同时代帝国政策在总体上的惊人相似，一方面说明了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极其重要性；另一方面，恐怕也说明了新旧英帝国在本质上的某种同一性。如果说，在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时，英国已经有强烈的扩张海外市场的需求，那么当19世纪30年代—40年代，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之际，贸易与市场对于英国而言，就更加是关系到民族生存与国家强盛的根本问题。

然而，将扩张对外贸易作为帝国政策的主旨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英国人看来，贸易与海外扩张及殖民地的建立，与英国航运业的繁荣与海军的强大，都是因果链条上不可缺少的环节。早在克伦威尔和复辟王朝时期，英国对外政策的这一取向已清晰可见：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英国必须富裕，而获得财富的最好办法，是通过成功的海外商业，这就需要占有和利用殖民地；为了进行海外及殖民地的贸易，拥有一支巨大的商船队至关重要，同时还需要强大的海军；而只有富裕的国家才能够维持和支撑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舰队。

看上去，这似乎成了一个互为因果、分不清目的与手段的怪圈，以至于到19世纪初，著名的功利主义思想家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1748—1832）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殖民地的好处是什么？是养育了如此庞大的海军。而拥有如此庞大的海军的好处是什么？是维持和征服殖民地。”[29]

不管怎样，贸易与殖民地、商船与海军舰队，成为重商主义时代英国不可动摇的传统国策，并且还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广泛认同。一个叫乔赛亚·柴尔德（SirJosiahChild）的爵士于1672年写的一封信为此作了充分的说明：“英格兰无可怀疑的利益就是贸易，因为只有贸易才能使我们富裕和安全；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将成为邻国的捕食品，而没有贸易，我们则既没有水手也没有舰队。”[30]

这种重商主义国策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英国与西班牙、荷兰以及法国等强国在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上的激烈争夺，只能是英帝国用商业战争手段赢得的海运业优势及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因此，丝毫不奇怪的是，它给英帝国200多年的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也给决定帝国政策的政治家们留下一份可珍视的历史遗产。这份历史遗产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到了19世纪上半期，仍然被视作不可动摇的信条。固守这一传统的势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从19世纪初期开始，英国国内自由贸易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的尖锐分歧与论争就从未停止过。

当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独树一帜地提出他的“自由贸易”理论时，他也并不主张立即开放殖民地的贸易，而是认为应“适度地、逐渐地放宽那给英国以殖民地贸易独占权的法律，一直到很大自由为止”[31]。他还提出：“殖民地贸易应怎样逐渐公开；什么限制应首先撤除，什么限制应最后撤除；完全自由与正义的自然制度应怎样逐渐恢复，这些问题，留待未来政治家和立法者运用智慧去解决吧。”[32]亚当·斯密这段预言般的文字，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在他之后，英国走向自由贸易道路的漫长与坎坷。

的确，小皮特（itt，TheYounger1759—1806）从1783年起担任英国首相，就曾公开宣布自己是亚当·斯密的学生，迪斯雷利则认为他是“自由贸易信条的第一个制定颁布者”[33]。但他在反法战争爆发前的10年间，“面对来自权力利益（集团）的反对，只是设法对当时通行的关税水平进行了适度削减”[34]。而在19世纪20年代积极推行关税改革、力图为英国的对外贸易开辟出一条坦途的赫斯基森，虽然废止和取消了许多旧关税体制下的贸易限制，从而使英国在通向自由贸易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但他对殖民地贸易的开放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而他对殖民地传统贸易利益的维护则是坚定的、毫不动摇的。

英国真正实现自由贸易是在40—50年代，尤以1846年对《谷物法》的废除为重大标志。

从赫斯基森的改革到废除《谷物法》，又经过了20多年，这期间，英国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向前推进。棉花时代、蒸汽机时代以及铁路时代的来临，改变着古老英格兰的面貌，“全世界机器制成品40%以上的产量来自英国”[35]，而英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食品和工业原料的进口。因而，越来越多的英国人相信，“自由贸易是确保不列颠继续支配世界经济的最廉价的政策”[36]。1842年，著名辉格党人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男爵（ThomasBabingtonMacaulay1800—1859）旗帜鲜明地指出：如果《谷物法》被废弃，那么英国人就可以向全世界提供自己的工业品，在享用从密西西比到维斯杜拉河岸丰富物产的同时，英国几乎可以垄断整个世界贸易。[37]

反《谷物法》运动的领袖人物约翰·布莱特（Jht1811—1889）宣布：“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必须认识到，贸易应当像天国里的风儿一样自由。”[38]另一位反《谷物法》的领袖人物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1804—1865）则论证道：对进口谷物征收保护性关税，不仅抬高了国内面包的价格，是为了少数土地集团的利益而加在穷人身上的一种不合法税收，而且束缚抑制经济的发展。一旦谷物的价格由供求关系来确定，而不是由政府来确定，生产和消费都将得到增长。[39]

的确，对许多19世纪中期的英国人来说，自由贸易似乎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首先，“自由贸易意味着他们得以自由地在世界上的所有市场中出售更廉价的商品；其次，英国能迫使低开发国家把自己的产品——主要是食品和原料——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卖给英国，并用得来的钱购买英国的工业产品”[40]。

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的实行，应当是工业革命的完成及其所产生的要求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事情并非仅由议会通过两个法令那样看上去那么简单。实际上，当英国的工业已享有无可争辩的霸权，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不仅变得多余而且有害时，英国仍在完全开放贸易的门槛下徘徊不前。

不列颠民族历来是特别务实的民族，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国家的政策、利益追逐的方向，乃至国民的心态。换言之，英国人在无法固守传统时，往往会主动地寻求变革。那么，是什么阻挡了他们彻底踏上自由贸易这条利国利民的康庄大道？著名英帝国史学家劳埃德（T。O。Lloyd）指出：“1815年《谷物法》影响了英国的贸易政策整整30年。”[41]《谷物法》的存在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它的长期实施，反映了英国土地贵族利益集团势力的强大和政治影响力的持久。

在英国彻底改变保护主义政策走上自由贸易的过程中，有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他就是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RobertPeel1788—1850）。

皮尔本人出身于纺织工厂主家庭，但在早年政治生涯中却曾经是一个极端保守派。他在19世纪10年代先后担任过托利党内阁的陆军与殖民部政务次官和爱尔兰事务大臣，从1820年前后起开始向自由主义转化，与乔治·坎宁（Geeg1770—1827）等人组成了托利党内的改革派，在坎宁大力推行自由主义外交、赫斯基森进行关税政策改革的同时，皮尔在内务大臣任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内政改革。

皮尔作为政治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善于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法国的基佐对皮尔推崇备至，认为他“本质上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每走一步都要观察一下是否切合实际情况，就如海员不时地观察天象一样”[42]。

皮尔曾和威灵顿公爵（DukeofWellington1769—1852）一样是议会改革的反对者，他认为议会改革将会摧毁“英国的混合宪法”，产生一种民主的暴政。在议会辩论时他多次发言反对改革法案，明确表示：“我一直反对去改革原则，因为我不愿意打开一扇我认为不可能再关闭的门。”[43]但当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通过后，他则根据新的形势，致力于托利党的全面改造。

对于30年代末由“反谷物法同盟”掀起的自由贸易运动，皮尔最初也和大部分托利党人一样持反对态度。直到1841年担任首相，皮尔“仍然是一个保护主义者和‘反谷物法同盟’的反对者”[44]。但几年以后，正是皮尔废除了《谷物法》，以至于辉格党人甚至抨击皮尔从前“在辉格党人当政时反对自由贸易是为了随后自己去实行它”[45]。

辉格党人对皮尔的这种攻击似乎不无道理，因为从30年代起，自由贸易问题不仅成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党派斗争的重要内容。

整个30年代是辉格党人掌权的年代（1830—1834为格雷内阁，1834—1841为墨尔本内阁），然而，赞成自由贸易的辉格党人尽管有些降低关税的尝试，但在英国走向自由贸易的历史进程中却基本上毫无建树，有史家评论是因为辉格党人在政府各部门工作协调上的低效，及财政金融管理上的失败。[46]然而这个分析未免过于表面和简单。从根本上说，英国没能在30年代沿着赫斯基森改革的方向继续走下去，还是由于国内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从30年代末开始的两党日益突出的自由贸易政策之争，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贸易主张和保护主义传统之间的分歧与斗争。

1840年英国议会下院成立专门调查进口关税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分析了英国现行关税状况，指出：保护性关税政策以牺牲国家财政收入、牺牲英国与其他国家商业往来为代价，满足的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而给予殖民地的优惠关税，则牺牲了母国的利益。[47]这份“不亚于一个自由贸易宣言”的报告，对英国的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辉格党政府决心向英国的三大保护主义利益集团发起进攻，他们提出议案，要求以固定税率取代1828年的谷物进口调节税，降低来自外国的糖和木材的进口税，同时提高来自殖民地的糖和木材的进口税。

但在下院辩论中，托利党人将火力集中于糖税问题，提出必须保护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用已获解放的自由黑人生产出来的糖[48]，以提高其与那些仍然使用奴隶劳动的国家所产糖的竞争力。托利党人因而使自己的保护主义立场具有了道德的力量，不仅击败了辉格党政府的议案，而且乘胜追击，一举赢得1841年大选，组成了皮尔内阁。

在同时代人的眼里，罗伯特·皮尔是“一个保守党人中最具自由思想、自由党人中最具保守思想的人”，这多半指皮尔在辉格党人支持下，最终顶住托利党内保护主义者的强大压力，一步步使英国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当1850年皮尔因骑马摔伤而去世时，科布登这样评价他：在政治家们中，现在已经找不到具有时代思想的代表了”[49]。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社会改革家沙夫茨伯里伯爵（TheEarlofShaftesbury1801—1885）曾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这个人的政治生涯在政治家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他以反对派开始，却以推行（而不是简单的支持）现今几乎每一个重大问题而结束。……”[50]

事实上，皮尔是个极有远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善于并敢于根据形势的需求及时对自己的立场作出重大调整。此外，皮尔并不是一个极端保护主义者，对于《谷物法》的存废，他考虑更多的是整个全局而不是党派的立场分歧，例如他在1839年的一次议会发言中曾表示：“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除非《谷物法》表现出不仅与农业的繁荣、地主利益的维持相一致，而且也与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持、保护，特别是与劳动阶级状况的改进相一致，否则它实际上就已完结了。”[51]

从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逐步攻陷保护主义最后堡垒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看出皮尔立场的变化。30—40年代正值英国国内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形势困难时期，农业收成从1837年起就一直不好，到皮尔上任时，情况变得更糟。

根据历史资料统计，当时农业工人的周工资只有10先令，城市的熟练工人也只有18先令，每11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属于赤贫。

无论乡村还是城市，经济都是一片萧条，伯明翰人口的15依靠救济过活，而曼彻斯特有116家工厂倒闭，5万人接受济贫救济。[52]

1842初，约翰·布莱特在信中写道：“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乞丐。”而他的传记作者肯思·罗宾斯（KeithRobbins）则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饥饿与政治从来没有像在1842年那样紧密相连”[53]。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对由“反谷物法同盟”（Anti-LawLeague）发起、声势日益壮大的要求废除《谷物法》运动，皮尔决心“要使英国成为一个生活费用低廉的国家”[54]，但他并没有立即改变组阁时维护《谷物法》的立场，而是从降低、取消关税入手，选择了一条“避免剧烈变化”的渐进之路。

1842年，皮尔首先修改《谷物法》，进一步削减了谷物进口税率，接着在1842年政府预算案中不顾各方面的强烈不满与反对，决定开征3%的个人所得税[55]，以弥补削减关税造成的政府收入下降和严重的财政赤字（拿破仑战争期间所得税税率为5%，是引起战后初期英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已在1816年3月被议会废除），紧接着又提出“关税法案”，对几百种商品的税率作了大幅度削减。1844年继续削减包括食糖在内的商品进口税。[56]

和平时期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新财政政策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1844年政府的收入已超过支出200万英镑。到1845年，皮尔提出更加趋向自由贸易的预算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关税改革，几百种包括大部分原料和食品在内的商品进口税被完全废除，1000余种商品的进口税被降低，同时取消了全部英国工业品的出口税。至此，英国保护主义的藩篱已基本倒塌。

1845年秋爱尔兰、英格兰马铃薯严重歉收造成的饥荒，成了攻克保护主义者固守的最后阵地——《谷物法》的导火索。皮尔意识到《谷物法》必须尽快废除，他首先在内阁提出中止征收粮食进口税，建议通过发布枢密院令，或者召集议会进行辩论来解决，但未获通过。这时，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JohnRussell1792—1878）发表著名的“爱丁堡来信”（TheEdier），宣布辉格党放弃以固定税率取代调节税率的立场，呼吁立即废除《谷物法》，“彻底结束已证明是扼杀商业、毁灭农业，引起阶级之间尖锐分裂，成为贫困、疾病、死亡和犯罪根源的保护关税制度”[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