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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塑造偶像引领潮流（第3页）

我试图向他们指出，维珍即将成长为一家大公司。我们的销售很好，就像任何正规企业一样稳稳当当地赚大钱。但银行家们从不这样看问题。“你们做得非常好，”银行经理说，“不过，你们的盈余品质很差。我们顶多能提前一个月预知它们未来的走势。”

尽管这种分析令人不快，但在1978年底，我们感觉非常自信。在英国，我们享受到一个好年景，拥有一连串名列排行榜前十名的热门唱片，唱片店的销售业绩也不错。然而，到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后，利率升高，我们遭到一次严重经济衰退的打击。英国的唱片销量二十年来首度下降，我们的连锁店亏损严重。肯在纽约的运气也不好，维珍在那里制作出第一支单曲后，花了50，·000美元作宣传，结果却一败涂地。我们不太情愿地决定关闭纽约的办公室，让肯回国。

似乎一切都不对劲，就连家里也是如此。1979年11月，琼给我打电话说，船屋有沉没的危险。我让水泵一直开着，可它非但没把水抽出去，反倒像虹吸管一样把水吸了进来。我们在魅力号上碰头，试图趟水抢救出家具和一盒盒档案。在我们将能够挽救出来的都抢出来之后，我们站在拉船路上，跟邻居讨论怎样把船拖上来最好。有位邻居移动了一个盒子，一只巨大的振动器掉了出来，让我们尴尬不已。当它撞到地面时，开关被撞开了，然后它就开始震动。我们全都望着它，它“嗡嗡”地转来转去，最后掉进运河里，像鱼雷一般在水里飞快地移动，终于从我们视野中消失。

“它跟你有关吗，理查德？”琼挖苦地问。

“不。你呢？”

“当然无关。”

那只盒子已经放在魅力号上好多年（当然！）。振动器沉没处留下一圈圈波纹，似乎给20世纪70年代划上一个个恰如其分的句号。

1980年，我前往洛杉矶，试图引起美国唱片公司对英国艺人的兴趣。这次旅行就是一场灾难。我带去一堆样带，但没人对任何新东西感兴趣。麦克·欧菲尔德仍然流行，一如从前——有人甚至把他的名字误拼为“Oilfield”，意为油田，当然，对维珍来说，这更接近于事实。然而，对于我试图授权的其他乐队，如“滑行”“发动机”“XTC”“日本”“夜半行军”（“等等，理查德，”来自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买主说道，“我们不能一整天弄这个，为什么不把他们简称为‘OMD’呢？”）以及“飞行蜥蜴”，人们怀着彬彬有礼的兴趣倾听，但几乎无人报价。

眼看着维珍的收入逐渐枯竭，我不断列出一连串我们能够节省的开支。我卖掉了登比台屋，把钱投入维珍，我们卖掉了自己在弗农场的两套公寓，想方设法削减开支。最近，我在笔记本上看到一长串当时需要立即优先处理的事情。它又让人回忆起那种陷入绝境的感觉。

1。再次将庄园抵押出去；

2。关掉游泳池的加热器；

3。签下“日本”乐队；

4。卖掉弗农场的房子；

5。问问麦克·欧菲尔德能否让我们暂时不给他付钱；

6。卖掉船屋；

7。卖掉我的汽车；

8。出租所有录音设备；

9。尼克可以把他的股份出售给一家商业银行或华纳兄弟公司；

10。卖掉“立场”夜总会。

我写信给维珍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得不赶快勒紧裤腰带：

好消息是伊恩·吉兰的新唱片直接登上排行榜第三名。但坏消息是它只售出了70，·000张，仅相当于去年一张名列第三名的唱片一半的销量。我们的管理费用没变，因此我们的利润就减少了一半以上。

根据尼克的计算，维珍在1980年的损失将达到100万英镑。

“我不能把我的股份卖给商业银行，”他告诉我，“维珍今年即将损失100万英镑。这些股票没有价值。”

“可是我们的品牌如何？”我问道。

“‘维珍’？它的价值还不足100万英镑，”他说，“他们才不会承认品牌的价值呢。作为一个品牌，英国利兰【30】能有多少价值？”

维珍突然陷入绝境。1980年的经济衰退如同一场突然袭来的海上风暴，出人意料地抓住了我们。我们不得不二度裁员：共有9人被解雇，他们代表了维珍唱片公司全球员工的六分之一。跟当时的其他唱片公司相比，我们的裁员比例要低得多。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令人肝肠寸断的打击。尼克、西蒙、肯和我花了一个又一个小时争论我们该怎么办。在我们的花名册中，没有能一炮走红的重要摇滚明星，因此维珍也就没有可预测的未来收益。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拼命挣扎，试图证明顾资银行错了。我们再次仔细检查我们的乐队目录，裁掉几支乐队。我们不得不放弃在牙买加签下的大多数雷鬼乐乐队，因为尼日利亚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一切进口都被取缔，我们的销售毁于一旦。

当尼克和西蒙争论维珍该保留哪些乐队时，他们俩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尼克提出，维珍应当放弃“人类联盟”——这支年轻乐队来自谢菲尔德，演奏电子合成器。

“除非我死了。”西蒙告诉他。

“可他们无利可图，”尼克争论道，“我们没法一直养着他们。”

“我就是为了‘人类联盟’才干这一行的。”西蒙说，他努力控制自己的脾气。

“你就会把我在店里省下的钱花个精光。”尼克说道，他的手在西蒙面前挥舞。

“你听好了，”西蒙突然站起来，厉声说道，“永远、永远别再对着我的脸，挥舞那根该死的手指头。而且‘人类联盟’也必须保留下来。”

我望着争论不休的西蒙和尼克，意识到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尼克是我的主要合伙人，是我最亲密的发小，我们从《学子》时代就开始合作了，那时我们年仅16岁。可他沉迷于削减开支，省吃俭用——尽管在我们深陷困境时的确值得称赞。可我却再次感到，除非我们有点大动作——这意味着花钱——否则就永远无法摆脱困境。

尼克和西蒙都怒气冲冲，陷入僵局。他们转而要求我在他们之间作出公断。让尼克大为光火的是，我居然支持西蒙。这是我们仨关系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合作得那么好。我觉得，只有西蒙的音乐品位能让维珍摆脱困境。没有西蒙的新一代乐队，我们将依旧裹足不前。虽然尼克认为我们把钱花错了地方，但他还是回到唱片店，决心从牙缝里再挤出点钱来。

在另一次会议上，我们争论是否跟一位来自创世纪乐队的鼓手签约。1980年9月，西蒙想花65，·000英镑签下作为独立歌手的菲尔·科林斯。西蒙再次超级自信地认为，这是正确的行动，他勇敢地抵挡住了尼克的怀疑和批评。我们之所以能找到机会跟菲尔·科林斯签约，是因为我们扩大了录音棚业务。除了庄园，我们还收购了西伦敦的一家录音棚，把它称为“都市华宅”，在它的后面，我们又建起第二间录音棚，以较低的价格租出去。我们没采用能隔除所有噪音的普通隔音墙，而是用石头砌成一个。当菲尔·科林斯想录点音乐时，他觉得自己用不起一流录音棚，于是便租下了“石墙”。他发现，自己在那里录制的《今夜在空中》音带最棒，听起来奇异怪诞。菲尔跟录音师相处融洽，不久便和西蒙谈笑风生。我们还没明白过来，他已经准备好与我们签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