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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塑造偶像引领潮流（第4页）

尼克让西蒙作各种销售分析，试图计算出我们能卖掉多少菲尔的独奏专辑。尼克担心“创世纪”的乐迷不买他的账，但西蒙证明，在已知的“创世纪”乐迷中，即使有10％的人购买菲尔的首张个人专辑，我们也会赚钱。我们沮丧地望着自己的透支额，以及维珍旗下其他乐队惨不忍睹的销售数字，这时，我们知道自己在拿什么赌博。值得称赞的是，尼克同意我们跟菲尔·科林斯签约，甚至还动用唱片店的备用金，凑够了预付款。菲尔证实自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和歌手。他的嗓音有余音绕梁之感，他的歌词感人至深——他注定要比作为整体的创世纪乐队获得更大成功。

就在这时，《新音乐快讯》提到维珍唱片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事情。如果顾资银行阅读这份杂志——我相信他们不会去读——或许会在我提出增加贷款的要求后三思而行。我立即给编辑写信，试图消除这种猜想。“在贵刊的上一期杂志中，你们猜测本人陷入深深的财务困境，本人需要对贵刊提起诉讼，目的是获得一些没有利息的钱，而不是向银行申请有息贷款，想必你们会欣赏这种做法……”尽管《新音乐快讯》的影响力远不如《金融时报》，但我也意识到，如果不迎头痛击此类谣言，它们就会越传越广，难以收拾。更糟糕的是，它恰恰说对了。

我知道尼克会反对我收购这些夜总会，因此没跟他商量就签订了合同。他怒不可遏，认为我是浪费钱财。望着由此带来的100万英镑额外债务，他认为我即将毁掉维珍。

“它会让我们完蛋的。”他争论说。

“但我们不用支付任何利息，”我说，“这可是无本买卖。如果有人以迷你汽车的价格卖给你一辆劳斯莱斯，你必须接受。”

“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什么无本买卖。”尼克跟我说，“不管怎么说，它终究是债务，我们不可能把它还清。实际上我们就要破产了。”

“这钱又没利息，”我说，“我相信世界上有免费午餐。好好经营，我们就能摆脱困境。”

尼克跟我的看法完全针锋相对，显然我们不得不分道扬镳了。他认为我即将带着维珍一头栽倒。他拥有维珍40％的股份，趁现在还不算太晚，他希望保护它们剩余的价值。在我这方面，除了那些陈年旧事，我对我们俩的职业关系感到不满已有两三年了。尼克和我一直是最亲密的朋友，但随着维珍不断做大，从唱片零售商变成唱片公司，我感觉他已经变得力不从心。尼克认为我们全都力不从心，也许确实如此。唱片公司中没有他的位置，在和艺人们一起参加社交活动时，他不管怎样都浑身别扭，而西蒙、肯和我却不会这样。尼克有一种清教徒似的观念，我非常怀疑，每当我们多点一瓶香槟，他都会因为额外花掉的每一个便士而耿耿于怀，即便这样适度的慷慨能讨好并赢得乐队，可让维珍赚得大笔利润。我总感觉尼克老想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尽管其中大多数确实是拿着钱在新乐队上打水漂。我记得，大概在1977年之后，尼克就不再参加员工的滑雪度假了，要检验我们的关系，这或许是一张有趣的试纸。我总是希望维珍员工开开心心，只要我认为有助于活跃派对的热闹气氛，我就会率先以任何方式自我愚弄一番，以博得大家的欢笑。尼克发现自己对这样的娱乐提不起劲来。我们都非常了解对方，关于彼此的优缺点，甚至都能列出好几页来。最终，我们俩都意识到，最好在我们没伤和气之前分手。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保持友谊，而不是等到我们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在我们的分手问题尘埃落定之后，尼克和我互相拥抱，言归于好。我们俩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为了庆祝我们“离婚”，我们在“屋顶花园”夜总会举行了一场分手派对。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取得了双赢。我们仍是好朋友，经常去看望对方，并且在失去对方后都设法独自把业务做得风生水起。尽管我购买了尼克那40％的维珍股份，但我非常清楚，对于一家倒闭的公司，持有100％的股份跟60％股份没有区别。关于维珍1980年的交易损失，尼克算得很准：我们亏损了90万英镑。

1980年，我不仅跟尼克分了手，而且差点跟琼各奔东西。为了让维珍维持下去，我发了疯似的工作。我知道琼变得越来越心灰意冷。不管我多晚回家，都会有人打电话找我。每个周六早上，我们刚刚醒来，又会有人打电话。有天晚上，我回到船屋，发现里面人去船空。琼走了，给我留下一张纸条：“我怀孕了，我不敢跟你说。我已经离家出走，如果你想我，就给罗丝家打电话找我。”

看着这张纸条，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发生改变。我坐下来，考虑该怎么办。克里斯滕离开后，我有过很多绯闻。我喜欢这种多样化和自由。自从琼搬来和我同居之后，恐怕我对她的存在已经太习以为常了。我与克里斯滕的婚姻失败，让我对感情能否天长地久产生怀疑，因此到那时我还没给琼作出同样的承诺。父母也给我施加压力，要我跟克里斯滕重归于好，否则就在萨里娶个受过高等教育、会打网球的姑娘——琼显然不在此列。

我记得跟父母说过琼搬来和我同居的事情。那时爸爸正在湖岸边钓鱼，妈妈把注意力引向一条就要钓上来的鳟鱼。

在随后的沉默中，爸爸没有把鱼线抛好，它们全都缠在了一起。

“它会断掉的。”他说。

然而，当我手握琼那张匆忙写好的纸条坐在船屋里，想到我们还没出生的宝宝时，我意识到自己是真的爱她。在此之前，我为我之前一直妄想鱼和熊掌兼得而感到内疚：既要享受爱情，又不愿为此作出承诺。我享受过各式各样的两性关系，从不考虑后果。我想很多男性都乐意一辈子过着没有孩子的**生活，直到伴侣逼他们考虑这个问题。我给琼的妹妹罗丝打电话，然后便赶紧跑去找琼。

在因弗内斯医院，琼显然只能把孩子生下来了。因为比预产期早了三个月，所以宝宝活下来的机会很小。一个重量仅4磅的女婴出生了，我们用我姨妈的名字给她命名，叫她克莱尔。克莱尔几乎无法进食，而医院也没有保证她存活的必要设备。

虽然克莱尔睁开了她那双漂亮的深蓝色眼睛，可她还是在四天后夭折了。现在，我只记得她小小的身体。医院不许我们俩抱她或碰她，早产婴儿保育箱成了她暂时的家。她那么小，简直可以放到我的手掌上。我们望着她的脸，对她那双小手以及她睡着时一脸坚定的神情感到吃惊。但如今那些记忆都已褪色。当我试图回忆克莱尔时，我脑海中一团混乱，充斥着医院消毒水的气味、病房里金属椅子擦过亚麻油地毡的声音，以及告诉我们克莱尔已经死去时那名护士脸上的表情。

克莱尔占据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她进入我们的生活又离开，只留下绝望、空虚和爱。她的身体那么小，生命那么短暂，就跟从未来过差不多。然而，在那段令人心碎的时间，她将琼和我紧紧联系起来。我从没想过要孩子，直到看见克莱尔纤小脆弱的身体——就连最小号的尿布对她来说都太大——看见她那么漂亮，意识到她是我们俩的孩子。

克莱尔夭折后，琼和我决心再要一个孩子。让我们高兴的是，过了不到一年，琼又怀孕了。

琼再次早产，这回提前了6周。我们俩都被吓了一跳。那天晚上，我去“立场”夜总会参加一个派对，凌晨3点才醉醺醺地回家。我一觉酣睡过去，直到琼在我的脸旁拍手大叫，说她出现了子宫收缩，我才很不情愿地醒来。我从**滚下来，开车把她送到医院。医生给琼作了检查，把她送进产房。“看起来你没事。”他们安慰她。

然后他们望着我。

“看起来你很糟。最好吃掉这些阿司匹林，上床睡觉。”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我突然惊醒，发现四个戴着口罩的医生正盯着我看。我以为自己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故，正躺在哪家医院的急诊室里。

霍丽出生了，体重还不到6磅。这是我遇到过的最不可思议的经历。到最后（我认为！）我甚至比琼还疲惫。我暗暗发誓，以后决不会在我们的孩子出生时离开。不过，有了克莱尔的遭遇之后，我们迫切关心的是让霍丽活下来。

1981年11月，一个寒冷刺骨的清晨，我们驾车回到船屋，琼将霍丽和自己包裹在一起，躺在**。在那个冬天其余的时间里，她们俩几乎是一直待在卧室，而我则在隔壁的房间工作。彭尼的办公桌放在船底排水泵和楼梯之间的逼仄空间里，她往往要穿过卧室才能走到那里去。

1981年，维珍唱片公司终于开始盈利了。“日本”乐队的《绅士们的拍立得》和《锡鼓》都成为热门专辑。我们最近的热门单曲包括“XTC”乐队的《将军与少校》和《中士摇滚》以及伊恩·吉兰的《麻烦》和《新奥尔良》等等。“专业人士”和滑行乐队也取得成功。我们还不知道菲尔·科林斯会拿出什么作品。在我本月安排的事务中，排在第二十四位的是苏格兰的一场音乐会，由我们的新乐队“头脑简单”演奏，他们的专辑《新黄金梦》十分畅销。

西蒙对“人类联盟”的预言终于得到证实，这是1981年最好的消息。他们的头两张专辑颇具实验性，为他们培养起一批忠实的乐迷。我们注意到它们的销售额在稳步上升，知道我们拥有了最大的突破机会。他们的第三张专辑《挑衅》底气充足，一举闯入排行榜上前十名，然后上升到榜首。《挑衅》在英国的销量超过了100万张，全球销量达到300万张。他们的单曲《难道你不想要我，宝贝？》十分热门，人们翻来覆去地听，将它牢牢记在心里。

维珍曾经飞快地用完自己的现金余额，现在又以同样快的速度让它得到恢复。每次维珍一有点钱，我就会再次寻找新机会。我一直在努力扩大这个集团，以免可供依赖的收入来源过于狭窄，但我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我好奇又好动，而不是因为我有可靠的金融意识。这一次，我以为自己找到一个完美的机会。既然维珍是一家娱乐公司，我想我们何不出版一份自己的娱乐指南杂志，就叫《社交活动》。不幸的是，我们跟那份非常成功的《休闲》同时推出，《社交活动》失败了。

承认失败总是很难的，不过，《社交活动》的失败也有其积极面。它让我意识到将维珍各公司分开有多重要，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将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即使一家公司破产，也不会对维珍集团的其他公司造成威胁。《社交活动》是一场灾难，但它是可控范围内的灾难。每个成功的商人都会有失败的商业投机，大多数管理自己公司的企业家都至少会破产一次。我们没有拖欠债务，而是在偿清欠债后关闭了杂志。

我头一回听说“乔治男孩”和文化俱乐部乐队，是在1981年西蒙到斯托克纽因顿的一个录音棚去观看他们表演之后。维珍已经签下他们的音乐出版权，西蒙尤其感兴趣的是他们那位主唱——他是一位男扮女装的年轻漂亮歌手——以及他们演奏的悦耳、随和的白人雷鬼乐。西蒙邀请乐队回到弗农场，在这里，他们答应签订一份录音合同。

当西蒙把我介绍给乔治·奥多德【31】时，我发现，我正和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握手，他完全不同于我以前遇到的任何人。他的长发编成拉斯特法里信徒那样的辫子，他有一张苍白的脸，弯拱形的浓眉，穿着日本艺伎的华美长袍。

我们知道“文化俱乐部”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杰作，但他们的第一支单曲《白人男孩》失败了。维珍于1982年4月30日出版这张唱片，但没激起什么动静，它只卖掉大约8000张，在排行榜上达到第144名。我们不以为意。我们真的觉得，一旦为“乔治男孩”好好拍一张照片，或者，如果我们能够让他登上《流行音乐精品》，那么他的唱片销量就会上升。只需看到“乔治男孩”的模样，人们就会购买他的音乐。青少年们会为他癫狂。乔治不仅有一副令人惊艳的外表，而且有副不可思议的好嗓子，诙谐而又迷人。他是一个叛逆者，虽然跟“性手枪”或詹姆斯·迪安都截然不同，但仍是叛逆者。6月，维珍发行了“文化俱乐部”的第二支单曲《我害怕我》，尽管它卖得比《白人男孩》好点，但在排行榜上也仍然仅仅达到第100名。“文化俱乐部”继续录制他们的专辑《巧吻》，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是在他们与维珍签约前创作的。

1982年9月3日，维珍发行了“文化俱乐部”的第三支单曲《你真想伤害我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推出这支乐队。好笑的是，无线电二台比一台更早播放这首歌曲，而对这支单曲的普遍评价都很差：“掺水的四等雷鬼乐，恐怖。”《劲爆热曲》评论说。然而，在二台播放该曲后，它在排行榜上逐渐上升，在发行后的第一周升到第85位，第二周升到第38位。我们竭尽全力宣传“乔治男孩”，但BBC拒绝采访他，说他有“易装癖”。接着，我们听说《流行音乐精品》撤了一篇稿子，便想方设法让“乔治男孩”填补这个空隙，《流行音乐精品》终于答应了，我们感觉自己即将造成轰动。

“乔治男孩”凭借他白白的脸、摇摆的袍子、毛毡帽子和弯得不可思议的眉毛，以其他成熟的浪漫乐队——如“斯潘道芭蕾”——擅长的方式，将他们一一击败。所有青少年，不分男女，都喜欢他，甚至八九岁的小孩子和他们的老奶奶也同样如此。根本无法解释他为何如此流行。母亲们想呵护他，女孩们希望自己跟他一样漂亮，男孩们希望自己的女朋友跟他一样漂亮，诸如此类，真是不胜枚举。第二天，维珍的电话铃便响个不停，单曲订单源源不断。《你真想伤害我吗？》升至排行榜第三名。然后，乔治在诺埃尔·埃德蒙兹主持的“晚晚早餐秀”中出现了。埃德蒙兹问他是否痴迷于列勃拉斯【32】。“再也不是了。”乔治说，暗示他们的地位现在已经颠倒。那支单曲升至榜首。当乔治声称自己喜欢茶甚于性时，他就成了国际偶像。

维珍的财务一下子翻了身。1980年，我们亏损90万英镑，到1982年，我们销售额为5000万英镑，利润为200万英镑；1983年，我们的销售额飙升至9400万英镑，利润也升到1100万英镑。我们刚创立“乔治男孩”俱乐部，就无法控制它了。1983年，我们有40％的利润来自“乔治男孩”。在最初的两年里，“文化俱乐部”的故事堪称完美典范。唱片业最棒的一点是：成功会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在上一分钟，“乔治男孩”还不为人知；到了下一分钟，从爱尔兰到韩国，从日本到加纳，整个世界的人都在哼唱《羯磨变色龙》。“乔治男孩”的成功速度就跟音速差不多。许多人发现这样的垂直上升非常可怕，认为它会在公司里造成混乱。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但我一直很高兴在混乱与刺激中兴旺发达。因此，当我们为“文化俱乐部”的成功煽风点火时，我感觉非常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