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个医生。莫瑞斯的朋友。没什么问题。我星期四要去城里,就这么一回,您介意吗?我早上送萨姆去上学,他回来自己能认得路。”
“我当然不介意,可我在考虑再把波顿姆雷先生请来吃午饭。”
“哦,萨姆和波顿姆雷先生在一起会非常开心的。”
“你到城里时会去找律师吗?”
“我也许会。”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是换来她新得到的快乐的小小代价。
“你在哪儿吃午饭?”
“噢,我想我会找地方买个三明治。”
“真遗憾你选在了星期四。我已订好了一大块羊肉。不过”——卡瑟尔夫人在寻求将事情朝积极的方面转化——“如果你在哈罗兹吃饭的话,有一两样东西你可以替我带回来。”
那晚她躺在**彻夜难眠。仿佛她得到了一本日历,而且现在可以开始将那些日子一个个勾掉了。和她说话的男子是敌人——她确信无疑——但他不是秘密警察,不是BOSS,她不会在布鲁梅尔被打掉牙齿或被打瞎一只眼睛:她没有理由恐惧。
3
然而当她在布鲁梅尔饭店那嵌满玻璃窗、闪烁着亮光的狭长餐厅的尽头认出来他时,她感到有些失望。他毕竟不是温坡街的医疗专家,而更像个老派的家庭医生,戴着镶银边的眼镜,挺着小小的圆肚皮,在他起身向她致意时那肚皮似乎就搁在桌上。他举着一份特大的菜单而非一张药方。他说:“我很高兴您有勇气来这里。”
“为什么要勇气?”
“呃,这是一个爱尔兰人喜欢放炸弹的地方。他们已经扔了一颗,但是跟德国的轰炸不同,他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炸两次。”他递给她菜单:她看见有一整页都是开胃菜。封面的肖像画上题着“食品单”,整个菜单就像卡瑟尔夫人的本地电话簿那么长。珀西瓦尔医生好意地说:“我劝您别点熏鳟鱼——这里总做得有点干。”
“我没多少胃口。”
“那就先开开胃吧,在我们考虑吃什么的时候,先来杯雪利?”
“我更想喝威士忌,如果你不介意。”当让她挑时,她说,“J。&B。。”
“你替我点吧。”她求珀西瓦尔医生道。这些前奏越早结束,她就越早能得到她怀着一种食物无法满足的饥渴在等待的消息。当他在做决定时她环顾着四周。墙上有一幅很光鲜同时也很让人怀疑的乔治·拜伦·布鲁梅尔[2]的画像——和印在菜单上的一样——装潢陈设趣味高雅,无可挑剔得令人生厌——不惜一切工本,不留任何诟病:寥寥数位食客都是男人,他们打扮得都一样,似乎都来自一个老派的音乐喜剧合唱团:黑头发,不长不短,深色西装及马甲。他们的餐桌都小心翼翼地彼此隔开,离珀西瓦尔医生最近的两张桌子都是空的——她不知道这是安排好的还是巧合。她第一次注意到所有的窗户都用铁丝围了起来。
“在这种地方,”珀西瓦尔医生说,“最好还是品味一些英国特色,我建议尝尝兰开夏火锅。”
“就听你的。”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除了吩咐侍者上酒水什么也没说。终于他将注意力连同他的镶银边眼镜转到了她这儿,并长嘘一口气,“好了,把这苦活儿完成了。现在就看他们的了。”他啜了一口雪利。“您这段时间肯定一直很焦急吧,卡瑟尔夫人。”他伸出一只手碰了碰她的胳膊,似乎他真是她的家庭医生。
“焦急?”
“一天过去,什么消息也得不到……”
“如果你是说莫瑞斯的话……”
“那会儿我们都很喜欢莫瑞斯。”
“你的口气好像他已经死了。用的是过去时。”
“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还是很喜欢他——不过他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一条恐怕很危险的路。我们都希望你别给卷进去。”
“我怎么会?我们已分居了。”
“哦是的,是的。当然该这么做。要是一起走就有点儿明显了。我想移民局还不至于那么笨。您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还有您的肤色……”他说,“当然我们知道他没有在家给您打电话,但要捎个信儿的话可以有很多办法——公用电话亭,找个中间人——我们没法监视他所有的朋友,即便我们都知道他们。”他将雪利酒推到一边以给火锅腾出地方。她开始觉得镇定了些,因为现在谈话的主题已明白无误地放在了桌上——就像这火锅。她说:“你觉得我也是个叛徒?”
“哦,在我们这种部门,你知道的,我们不用叛徒这种词。那是报纸用的。您是非洲人——我没有说南非人——您的孩子也是。这准是给了莫瑞斯很多影响。我这么说吧——他选择了另一种忠诚。”他尝了一口火锅,“当心点。”
“当心点?”
“我是说那胡萝卜烫得很。”如果这的确也是一种讯问的话,那它和约翰内斯堡或比勒陀利亚的秘密警察用的手段则完全不同。“我亲爱的,”他说,“当他真和您联络上后,您打算怎么做?”
她放弃了谨小慎微。假如她总这么小心,就会一无所获。她说:“我会照他告诉我的去做。”
珀西瓦尔医生说:“我很高兴您这么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交谈。当然我们已知道,我估计你也知道,他已安全抵达莫斯科。”
“感谢上帝。”
“嗯,我对上帝可没这么有把握,不过您肯定可以感谢克格勃。(人不可太教条——上帝和克格勃当然可能是一路的。)我猜想他迟早会让您去找他。”
“那我就去。”
“带着孩子?”
“当然。”
珀西瓦尔医生又埋头吃起了火锅。他显然是个喜好美食的人。在欣慰地得知莫瑞斯安然无恙后,她更无所顾忌了。她说:“你们阻止不了我。”
“哦,别那么肯定。您知道,我们办公室有您不少材料啊。您在南非时和一个叫卡森的人很要好。一个共产党特工。”
“我当然和他很好。我在帮助莫瑞斯——为你们工作,尽管那时我并不知情。他对我说是在写一本关于种族隔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