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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9页）

“共产主义书籍？”

“当然，先生。传教士送的肯定是《圣经》，对吧？”

“于是你就成了信徒。”

“这是一种孤独的生活，我得承认。您瞧，我绝不可参加集会或是游行。连我儿子也不知道。他们在一些小事情上用我——比如在您进行的活动中，先生。我从您的藏匿地点取过好多次信。哦，您走进书店的日子对于我而言就是快乐的一天。我的孤独感会减轻一点。”

“我少年时代在俄国看到了那么多——我回英国时正赶上大萧条，也看到了很多，这些足够让我对那些个小事情有免疫力了。”

“小事情？”

“如果您原谅我这么说的话，先生，您的良心是相当有选择性的。我也可以对您说——汉堡、德累斯顿、广岛。它们也一点儿不曾动摇您对你们所谓的民主的信心？也许动摇过，否则您现在就不会和我在一起了。”

“那是战争。”

“我们的人自一九一七年起就一直在经历战争。”

卡瑟尔透过雨刷的间隙朝湿漉漉的黑夜看去。“你是在带我去希思罗。”

“不是的。”霍利迪先生将一只手放在卡瑟尔的膝上，轻柔得像阿什瑞奇的一片秋叶。“您别担心，先生。他们在照看着您。我很羡慕您。你要是能见到莫斯科，我一点儿都不会惊奇。”

“你从没去过？”

“从来没有。我去过的离那儿最近的地方就是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那座战俘营。您看过《三姐妹》[7]吗？我只看过一次，但我一直记得其中一位说的话，每当我在晚上睡不着时，也对自己说这个——‘卖了房子，把这儿的一切都了结，到莫斯科去……’”

“你会发现一个和契诃夫笔下很不相同的莫斯科。”

“其中一个姐妹还说了：‘快乐的人不会注意到是冬天还是夏天。如果我住在莫斯科，我才不管那儿是什么天气。’哦，好吧，我情绪低落时就告诉自己，马克思也不了解莫斯科，当我看着老康普顿街的对面时我想，伦敦仍然是马克思的伦敦。索霍区仍是马克思的索霍区。这里是《共产主义宣言》首印之地。”一辆卡车突然从雨里蹿出，一个急转弯，险些撞到他们，然后又若无其事地消失在夜幕中。“这些讨厌的司机，”霍利迪先生说，“坐在这么凶猛的庞然大物里，他们知道谁也奈何不了他们。我们应该对危险驾驶处罚得更重些。您知道，先生，这才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真正出问题的地方——危险驾驶。杜布切克就是个危险的司机[8]——就这么简单。”

“对我而言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想过最后会在莫斯科安身。”

“我估计那会有些陌生——您并不是我们中的一分子，不过您不要担心。我不知道您为我们做了什么，但肯定是重要的工作，他们会照顾您的，这您尽管放心。哎，要是他们颁给了您列宁勋章或是像佐尔格[9]那样上了邮票，我也不会惊奇的。”

“佐尔格是共产党员。”

“我还很骄傲地想到，您是坐着我这辆旧车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路。”

“就算我们开一个世纪的车，霍利迪，你也没法让我信奉共产主义。”

“我只是在非洲的事务上帮了你们，仅此而已。”

“完全正确，先生。您走的是正道。非洲才是论点，黑格尔会这么说。你属于反题——可您是反题中的积极部分——您属于最终会是合题的一员[10]。”

“这些我听来都是专业术语。我不是哲学家。”

“一位斗士不需要成为哲学家，而您就是斗士。”

“并非为共产主义而战。我现在只是一位伤员。”

“在莫斯科他们会为您治疗的。”

“在精神病房吗？”

这话让霍利迪沉默了。是他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里发现了一处小漏洞，还是出于痛苦和怀疑而沉默？他再也不会知道，因为宾馆就在眼前了，车的灯光在雨中显得肮脏不堪。“下车吧，”霍利迪先生说，“我还是别给瞧见好。”他们停下时，从身边经过的车流像一条闪亮的链子，一辆车的前灯照在另一辆的后灯上。一架波音707倾斜着机身喧闹地准备降落在伦敦机场。霍利迪先生在汽车后部摸索着。“我忘了一样东西。”他拿出一只可能以前用来装免税商品的塑料包。他说：“把你箱子里的东西放到这里面来。你要是提着箱子去电梯，也许会引起服务台的注意。”

“这包不够大。”

“不够放的就留下。”

卡瑟尔顺从了他。即便从事了那么多年秘密工作，他还是认识到在紧急情况下，这个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年轻新兵才是真正的行家。他不情愿地放弃了睡衣——心想牢房里会提供的——还有毛衣。如果我真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会让我穿暖和的。

霍利迪先生说：“我有一样小礼物。一本您要的特罗洛普的小说。现在您不需要第二本了。是本大部头，可您将会有很多等待的时间。战争时刻都在进行。书名是《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你儿子推荐的书？”

“哦，我那会儿骗了你一下。读特罗洛普的是我，不是他。他最喜欢的作家是一个叫罗宾斯的。您得原谅我这小小的欺骗——我就是想让您对我儿子的印象好一点，尽管他开了那种店。他并不是坏孩子。”

卡瑟尔握住霍利迪先生的手。“我肯定他不是的。我祝愿他平安无事。”

“记住。直接去423房间，并在那里等着。”

卡瑟尔提着塑料包朝宾馆的亮光处走去。他觉得似乎已经失去了他在英国所熟识的一切联系——萨拉和萨姆待在他母亲的房子里，无法企及，而那儿从来都不是他的家。他想：我在比勒陀利亚时反而感到更自在。我在那儿有工作要做。可现在我无所事事。一个声音穿过雨雾在他身后叫道：“祝您好运，先生。万事如意。”接着他听见汽车开走了。

他感到不知所措——当他走进宾馆大门时他便径直来到了加勒比海。没有雨。棕榈树环绕着一汪池塘，天上繁星点点；他嗅到了那种温暖湿润而又乏味的气息，他记得那是很久以前，战争刚结束时他去度假期间曾闻到过的：他被美国人的口音包围着——在加勒比地区那是无可避免的。不存在任何被长服务台上的什么人留意到的危险——刚拥进来的一群美国旅客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刚从什么机场过来呢？金斯敦，还是布里奇敦？[11]一位黑人侍者从他身边经过，托着两杯朗姆潘趣酒走向坐在池子边的一对年轻人。电梯就在那儿，在他一旁，而且开门迎候着，可是他仍然愣在那里踌躇着……那对年轻人在星空下用麦管喝起了潘趣。他伸出一只手，以使自己相信并没有雨，他身后附近有个人说：“咦，那不是莫瑞斯吗？你到这个鬼地方来干什么？”他伸出的手又缩回来，插进口袋，并四处张望。他很高兴他的左轮手枪已不在了。

说话的是个叫卜利特的，几年前是他在美国使馆的联系人，直到他被调往墨西哥——也许是因为他一点儿不会说西班牙语。“卜利特！”他佯装兴奋地喊道。他们向来都是如此。卜利特自第一次见面后就叫他莫瑞斯，而他对他则一直止于“卜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