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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这仗打得怎么样？”

“恶心。”

“真恶心。他妈的，我也觉得恶心。”

“你是美国来的吗？”

“是，我家在匹兹堡。我知道你也是美国人。”

“我意大利语讲得不地道吗？”

“反正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又是个美国人。”司机看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用意大利语说。

“中尉，你非要送我回去我们部队吗？”

“是。”

“我们医生知道我有疝气。我扔掉了见鬼的疝带，我本想搞大一些，就不用上前线了。”

“明白。”

“你不能送我去别的地方吗？”

“如果再靠近前线一些，我就送你去急救站。可是，到了这里，你要有病历，我才有办法。”

“如果我回去了，他们就会让我去手术，然后会让我一直待在前线。”

我想了想。

“你也不想去前线吧？”他问。

“不想。”

“他妈的，这是在打什么仗啊？”

“这样吧，”我说，“你下去，到路边摔一跤，把头撞破，我等会儿回来接你，然后送你去医院。阿尔多，我们在这里停一下。”我们靠边停车，我扶他下车。

“我就在这里等你，中尉。”他说。

“一会儿见。”我说。我们继续走，开了大约一英里，就赶上了那支部队，然后过了河。河水混着雪水，从桥桩中间奔流下去。接着，我们穿过平地，把伤员分别送到两家医院。我们往回开得很快，因为是空车，我也着急去接那个匹兹堡人。我们又碰到那支部队，此时比刚才更热，所以行军速度更慢一些，后面跟着那些掉队的散兵。再接着，我们看到一辆救护马车停在路边，两个人抬着那个发疝气的士兵，将他抬进去。他们是特地来找他的。他对着我摇摇头，他的头盔掉了，前额发际线那里流着血，鼻子上破了一块皮，流着血的伤口沾着尘土，头发也白花花的，都是尘土。

“你看看我的头，中尉!”他冲我大喊，“算了，他们找到我了。”

回到别墅的时候是下午五点钟，我去洗车的地方冲了个澡。然后，我就在房间里写报告，除了裤子，我就穿着一件背心，窗户打开着。再过两天，进攻即将开始，到时我会跟着车去普拉瓦。我已经很久没有给美国那边写信了，我知道我应该写，但过了这么久都没写，现在想写也写不来了，实在没什么可写的。我寄过几张战区明信片，把上面的文字都画掉，然后写几个报平安的字。这样应该可以敷衍他们了。这些明信片陌生而又神秘，在美国还挺受欢迎的。这是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战场，但我觉得，跟以前的意奥交战相比，这次算是很不错的，打得够狠。奥地利人的军队是专为拿破仑打大胜仗准备的，哪个拿破仑都能打赢。我希望我们也有拿破仑，可惜我们的指挥官是胖得流油的卡多纳将军，而督战的厄玛努埃尔国王却是一个身材干瘪、伸着长脖子、留着山羊胡子的小男人。在右翼指挥作战的奥斯塔公爵倒还不错。他长得太帅，成不了伟大的将军，不过他起码看上去像个人。很多人希望他当国王，他长得像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指挥第三军。我们是第二军。第三军有英国的炮兵连，在米兰的时候，我遇到过他们的两名炮手。他们都是好人，我们在一起玩了一个晚上，留下很美好的记忆。他们俩都身材高大，但很腼腆，懂得感恩，很善解人意。真希望我是跟英国人一伙的，那样的话，心情会舒畅得多。不过，我还是有可能阵亡。跟着救护车没有危险。也不对，即使开救护车也有危险，英国人的救护车队就不时有司机阵亡。无所谓，我知道我不会阵亡。我不会在这一仗里阵亡。我是局外人。这场仗对我本人的威胁，跟电影里的战火差不多。不过，我还是祈祷快点看到尽头，也许就在今年夏天吧。也许奥地利人会自己先绷不住，他们以前打仗总是绷不住。这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说法国人已经完蛋了，里纳尔迪说法国发生了兵变，军队倒戈开向巴黎。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说：“算了，他们还是被拦下来了。”如果不打仗，我想要去奥地利，我想要去黑森林，我想要去哈尔茨山。

哈尔茨山在哪里呢？喀尔巴阡山也在打仗。无所谓，反正我不想去那里。不过那里可能也很漂亮。如果不打仗，我也想去西班牙。太阳下山了，天慢慢凉下来。晚饭后，我要去找凯瑟琳·巴克利。希望她这时候已经下班了，希望现在就跟她一起在米兰。我会跟凯瑟琳·巴克利在科瓦吃饭，然后，在闷热的傍晚，我们会在曼佐尼大街上散步，然后走过运河，沿着运河边走去酒店。也许她会跟我去，也许她会把我当成她那个已经阵亡的未婚夫。我们走进酒店大门的时候，门童会脱下帽子向我们致敬。我会去礼宾接待处拿钥匙，她站在电梯旁等着，然后我们会走进电梯，电梯会慢慢往上走，每到一层都会咔嚓停一下，到我们那一层也会咔嚓停下来。服务生会来帮我们开门，然后站在门旁边，她走出去，我也走出去。我们穿过通道，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拿起电话让他们送一瓶卡普里白葡萄酒来，要他们把瓶子放在银桶里，桶里放满冰块，然后会听到走廊传来冰块碰撞银桶的咔嚓声。接着服务生会敲门，我会说请把东西放在门口。因为我们会光着身子，因为天太热了，窗户开着，燕子从屋顶飞过，天黑以后，走到窗口会看到很小的蝙蝠，蝙蝠先在屋顶盘旋，然后落到树上，我们会一起喝卡普里白葡萄酒，门是锁着的，天很热，**只铺一条床单，我们会一整夜**，那就是我们的米兰之夜。要这样才对。我想快点吃好饭，然后去找凯瑟琳·巴克利。

饭堂里人声嘈杂。我喝了酒，因为今天晚上我要是不喝酒，就不算是兄弟。我跟神父畅谈爱尔兰大主教，爱尔兰大主教好像是个高尚的人，但他遭受了冤屈，我一个美国人，对他的冤屈也是有责任的。其实，至于他有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听说过，我是不懂装懂。听到大家对他的丰功伟绩夸夸其谈，如果我显得什么都不知道，那是很不礼貌的，尽管这些都可能是误会。我觉得他的名声还是很不错的，他是明尼苏达人，但在很多地方都留下美名，号称是“明尼苏达的爱尔兰”“威斯康星的爱尔兰”“密歇根的爱尔兰”，等等。虽然这样听起来更像是个地名，不，不是的，没那么简单。是的，神父。真的，神父。也许吧，神父。不是，神父。好吧，也许是吧，神父。你比我更了解，神父。你知道更多关于它的事情。神父是好人，但很无聊；军官都不是好人，但也很无聊；国王是好人，同样无聊。酒是不好的东西，但不无聊。它会让牙齿上的珐琅质软化，然后粘在嘴巴里。

“神父被关起来了。”罗卡说，“因为他们发现他名下有年息三厘的债券。当然那是在法国。在这里的话谁会抓他？他说他不知道有五厘的债券。他是在贝济耶被抓的，我刚好在那里，从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就去监狱探望。很明显，债券是他偷来的。”

里纳尔迪说：“胡说八道，我不相信。”

“你爱信不信，”罗卡说，“我是说给我们这位神父听的。这件事寓意深远，他是神父，他听得懂。”

神父笑着说：“你继续说，我听着。”

“当然，有些债券不了了之，但神父确实有三厘的债券，还有一些地方债券，我忘了具体是什么样的债券。于是，我去了监狱。这个故事的要点就在这里，我站在他的牢房外面，像一个去忏悔的罪人跟他说，‘祝福我吧，神父，因为你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