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懂。”
“你没说错,亲爱的。我当之无愧。”
“你是勇敢的人。”
“不是,”她说,“但我想做一个勇敢的人。”
“我就不勇敢,”我说,“我知道我的角色。我出来混这么久,早看明白了。我就像一个球员,他能打到两百三十,但他知道自己就这点本事。”
“什么样的球员能打两百三十?好像很厉害。”
“不厉害。在棒球圈里,那算是很平庸的击球手。”
“毕竟还是击球手。”她说。
“我想我们俩都是自负的人,”我说,“但你很勇敢。”
“没有,但我希望自己是勇敢的。”
“我们都勇敢,”我说,“我喝上一杯,就很勇敢。”
“我们都是好人。”凯瑟琳说。她走过去从衣橱里给我拿来了白兰地和杯子。“喝一杯吧,亲爱的,”她说,“你一直都非常好。”
“我不太想喝。”
“喝一杯吧。”
“好吧。”我倒了三分之一杯白兰地,喝光。
“好极了,”她说,“我知道白兰地是英雄喝的。但你不要喝完就胡说八道。”
“你说战争结束后我们会在哪里生活呢?”
“在养老院里吧,很可能,”她说,“这三年来,我一直很幼稚地盼望到圣诞节就不打仗了。如今看来,恐怕得等到我们的儿子当上少校。”
“也许他会当上将军。”
“如果演变成百年战争,他可能真的当得上。”
“你不想喝一杯吗?”
“不想。你喝了酒会快乐,亲爱的,但我喝了只会头晕。”
“你有没有喝过白兰地?”
“没有,亲爱的。我是一个很老派的妻子。”
我伸手拿起地板上的瓶子,又倒了一杯。
“我得去看看你的同胞,”凯瑟琳说,“你看看报纸吧,等我回来。”
“你必须去吗?”
“现在不去就等会儿去。”
“好吧,现在去。”
“我一会儿就回来。”
“等你回来,我报纸就都看完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