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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史 从北京猿人三星堆到清东陵上 第一章 从猿到人寻找北京人的故事（第2页）

带有锋利刃口的石英碎片的出现，令安特生蓦然意识到这是人类在原始时期所用的工具，因为最早期简陋的工具不是由人类祖先加工制造的，而是从他们经过的路旁的山野丛林中捡到的。从发掘的带有利刃的石英碎片数量来看，只有原始人类居住在周口店附近，才会有如此集中并大致相同的石英碎片。这些锋利的刃口，正是祖先用来切割他们捕捉的兽肉的。

安特生做出这一推断的同时，用手中的石英碎片敲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它。如果有可能，你把这个洞穴一直挖到空为止。”

师丹斯基按照安特生的建议又在周口店发掘了几个星期，但最后没有把岩洞挖空便结束了工作，因为发掘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大得多。此时的安特生却不能忘记对岩洞中存在人类的推断，在他的请求下，师丹斯基于1923年夏季再度回到周口店去发掘那个岩洞。由于可供发掘的部位已高悬于陡壁之上，发掘下去极端危险，当师丹斯基把能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又一次向安特生提出结束发掘工作的要求。

“对这个地点存在人类遗骸，我始终充满希望。”安特生企图再度挽留，而这次师丹斯基的决心已定，当他把能够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不再顾及安特生的劝阻，匆匆结束发掘工作，带上化石返回欧洲，在乌普萨拉大学开始了对周口店化石标本的研究。

1921年和1923年对周口店的调查发掘，没有使安特生立即实现找到人类远古遗骸的梦想。其实，他的好梦已经成真，只不过他当时未曾发觉而已。

早在1921年初次发掘时，他们就在堆积物中发现了一颗人的牙齿，但当时的师丹斯基却并未意识到它的真容和价值，把它当作类人猿的牙齿而置于一边，并且直到1923年在《中国地质调查简报》发表周口店的工作报告时仍只字未提。直到1926年夏天，当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发掘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的牙齿之后，才同第一颗联系起来公布于众。而这时的安特生已经在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中取得了显赫成就。

1926年7月某日，安特生接到了瑞典政府发来的信件，内容是瑞典皇太子偕太子妃已于5月动身做环球旅行，几个月后将转往日本和中国。瑞典政府请安特生做好中国科学界方面的安排和接待工作。

这位皇太子就是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古斯塔夫六世·阿尔道夫。他出生于1882年，直到1973年91岁时才在斯德哥尔摩去世。这是一位学识渊博、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当时，他担任着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会长的职务，这个机构掌管包括在中国境内的瑞典科学家进行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考察、研究经费。安特生在中国所进行的古生物和考古调查发掘的经费，大部分由这个机构提供。

因此，在远东科学界，选择安特生出面安排皇太子的活动是极其自然和恰当的。

安特生接信后，立刻动身前往日本东京。在离开中国之前，他对皇太子在中国北京的活动也预先做了安排。他深知这位皇太子的才学和嗜好，如果让皇太子在中国接触有关考古和艺术研究领域的人与物，将会有特殊的意义。他还相信如果安排召开包括其他科学领域在内的一个科研会议，北京的中外学者可能会借此机会宣布一些尚未公开的科研成果。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安特生本人也可以借机公布自己的考察研究成果而出出风头——这是件一举多得的幸事。

安特生迅速给乌普萨拉大学研究所的维曼教授写信，向他索求关于自己在中国发掘化石的有关资料。前面已经提及，安特生在中国发现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不是留在中国，而是运往瑞典供维曼教授研究。他与维曼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而安特生后来之所以能闻名于世，与维曼的帮助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

“北京人”横空出世

10月17日，在安特生等人的陪同下，瑞典皇太子偕夫人从日本来到北京。

安特生一回到北京，就见到了维曼教授寄来的研究成果报告，内容包括在河南、山东发现的恐龙以及一些很奇特的长颈鹿和三趾马等化石的重要研究成果。最让安特生震惊的是师丹斯基在周口店关于两颗人类牙齿的发现，维曼教授将这远古人类祖先牙齿的幻灯片和研究成果一同寄往北京——安特生对周口店存在早期人类的神奇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10月22日下午2时，以中国科学界人士为东道主的欢迎大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北京、天津的中外学者和知名人士。继丁文江之后继任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的翁文灏在会上致欢迎词，皇太子接着致答谢词。第一位做学术报告的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学者梁启超，他作了《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长篇报告。就当时梁启超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声誉，他第一个在这样的场合演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安特生是作为压轴人物最后一个登场的。他代表维曼教授介绍了在乌普萨拉大学关于古生物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来作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的长篇报告——

所发现的牙齿中一颗是右上臼齿，大概是第三臼齿。从照片看来，它那未被磨损的牙冠所显示的特征本质是属于人类的……另一颗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齿。它的牙冠保存很好，没有磨损。照片上所显示的特征是一个双尖齿。

周口店出土的臼齿，在特征上与哈贝尔从北京一家中药店购来的那颗牙齿相似。这件标本在1903年由施洛塞尔描述过。它是一颗左上第三臼齿。它的牙根合并，但齿冠磨蚀得很厉害。根据石化程度，施洛塞尔认为它可能属于第三纪的，分类上暂时放在“真人？”或“类人猿？”，施洛塞尔在描述这个牙齿时所做的推论很值得回味。他当时指出：未来的调查者可以指望在中国找到新的类人猿、第三纪人类或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的材料。因此，周口店的发现对他的预言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现在比较清楚，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领域是至关重要的……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链条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环。

安特生的报告使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蒙了，因为在亚洲大陆上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人类化石，在这个板块上哪怕是一丁点儿关于人类化石的消息，都会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惊。

论文演讲完毕长达一分钟，台下仍然没有丝毫的反应。安特生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局面，是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太强大了，哪怕是极有预见的科学家，面对这个消息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波也无法立即适应。

安特生顾不得听取众人的反响，他相信他们会清醒并由此对自己这一伟大的划时代发现投以敬慕之情的。现在最要紧的是使大家尽快相信这是事实而不是虚幻。于是，他开始放映这两颗人类牙齿的幻灯片……

安特生没有白费心机，一切都如他预想的那样顺利和自然。这次欢迎会，使他语惊四座，一炮打响了。“北京人”横空出世，把安特生的事业推上了辉煌的顶峰，并使他的名字在科学历史史册中理所当然地占住了一席之地。安特生盛名的光环使他同时代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都黯然失色。瑞典民族良好的形象给安特生提供了成功的机遇。安特生不负众望，他的巨大成功，又为瑞典民族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

经与会的美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的葛利普提议，这一人类种属被称为“北京人”。

随后几天，中外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北平《晨报》以《周口店发见之最古人类牙齿》为题在显著位置做了如下报道：

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它使一切致力于远东特别是中国考察的科学家都以无上崇敬和羡慕的心情向周口店集结而来。哪怕稍有一点科学考察知识的人都可以预料，安特生的发现，只不过刚刚揭开远古人类帷幕的一角，在它的后边将会有更加辉煌迷人的风景。

接下来，便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发掘计划。周口店的发掘，开创了一个国际真诚合作先例，取得更加伟大的成果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龙骨山洞中的信息

1928年冬，中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代表、加拿大籍古生物学家步达生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制订出一个为期三年的合作发掘计划。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11万美元经费，予以双方共同发掘研究周口店出土化石。为避免在日后进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麻烦，需正式建立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这是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特别部门，一切发掘研究计划将由这个机构掌管。

1929年2月8日，中美双方在共同拟定的章程上签字。协议规定：

丁文江为中国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持人。步达生为研究室名誉主任。一切采集的材料包括人类学标本在内，全部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标本将暂时委托北京协和医学院保管以便于研究。当标本保存在地质调查所时，亦应随时为协和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提供研究上的方便。一切标本均不得运出中国。

中国政府农矿部很快批准了这一具有非凡科学意义的章程及一切附加协议。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批资助款项已通过北京协和医学院拨给新生代研究室。至此，周口店的发掘研究计划，已彻底将几年前步达生和安特生发起的那个中亚考察计划所取代。不同的是，这个计划的中心点是人类祖先的圣地——周口店。

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开拓了整个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它的直接收获是1929年底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造成了“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

近代田野考古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诞生了。

1929年4月，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裴文中，在接受了严格科学的考古学训练后被认为可以担负起周口店发掘负责人的重任，裴文中走马上任，他指挥民工在此前中外科学家已发掘的地方，由第五层起继续向深处发掘。早在安特生刚刚意识到周口店具有发现古人类的可能时，他就极富经验地提醒师丹斯基：“在冲积地层中寻找人类遗迹，就像在德国公园寻找一枚失落的针，但在同时期的岩洞中寻找古人类，就像在皇家图书馆的阅览室中寻找一根针。后者无疑也不容易，但比在公园中寻找希望还是大得多。”

裴文中自然知道安特生所指，他决定在这个发掘区一直挖下去，直至挖到含有化石堆积的最底部。意想不到的是，第五层却异常坚硬，出现了“凿之为铿锵之声，势如铜铁”的局面。

在一番努力均告失败之后，裴文中毅然决定，用炸药将岩石炸开。尽管这个手段对于考古学来说是一大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以“暴力”手段揭开岩石，似乎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