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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亚细亚文明的早晨（第1页）

第二章亚细亚文明的早晨

1920年秋，安特生在周口店龙骨山的调查、发掘陷于短暂沉闷。有人告诉他，龙骨除了北京周口店一带出产，河南省地界也多得很，有人专门搜集、挖掘地下的龙骨卖钱。安特生闻讯，既惊且喜，立即派他的中国助手刘长山奔赴河南汤阴、洛阳一带调查“龙骨”的出土线索，并收集第三纪脊椎动物化石，同时让他注意有无石器时代的遗存。

这年底，刘长山结束调查返回北京，收获是：从河南农民手中买了大量的三趾马化石，以及600余件石斧、石刀等新石器时代遗物。刘长山满带自豪地对安特生说：“这些石器都是从一个村的农民那里买来的，这个村叫仰韶村。在那里，农民搜集了他们土地中所有我想要的遗物。”

安特生拿起几件石器仔细端详了一阵，顿时两眼放光，他对刘长山说：“我们已找到了亚洲大陆上第一个石器遗址，看来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国没有发现石器遗址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刘长山闻听自己弄来的东西竟如此的重要，激动得满面红光，连夜把调查经过与器物的详细来源向安特生做了汇报。安特生信心倍增，表示要亲自赴河南调查一番。

1921年4月初，安特生来到周口店，对可能遗存人类骨骸的几条山沟和洞穴再度进行一番调查，并选好几处发掘地点。4月18日，安特生离开北京，携助手刘长山来到河南渑池县，稍做休整，便前往离县城6公里的仰韶村考察。

在距仰韶村1公里的地方，横亘着一条峡谷，这条无名的峡谷后来由于安特生的到来而被世人所瞩目。在这个峡谷的北面，安特生惊奇地发现谷底红色的第三纪泥土明显地**着，并和一层满含灰土和陶片的泥土混在一起。凭着这些特征，他当即做出判断，这就是石器时代的堆积。安特生对谷底做了进一步的搜索，很快便在堆积物的最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色陶片，而且这块陶片被磨光了的表面居然清晰地绘有一方黑色的花纹图案。安特生几乎不敢相信，这些精美的彩陶和石器工具，居然会在同一地点！

这些古老的器物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昭示着一种尚不为人类所知的古代文明吗？

安特生怀着深深的好奇和困惑回到了北京，然后开始日夜琢磨和研究从仰韶村带回的古老器物。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份探索考察的报告，是美国地质学家庞帕莱于1903年和1904年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地区所进行的那次著名的考察经过，报告所载的彩陶图片令安特生眼睛为之一亮。这些彩陶的外表和仰韶村发现的彩陶竟出奇的相似！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内在联系？安特生强烈地预感到，仰韶村的彩陶，有可能存在于史前时代！

同年秋天，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涌动的**，在中国政府和地质调查所的大力支持下，他偕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组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发掘队伍，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从安特生后来撰写的著名传记《黄土的儿女》中，可以看到这位欧洲科学家此时的心情——

在中国助手的陪同下，我于1921年10月27日到达仰韶村。这个地区不仅有如此丰富的地质遗迹，它早期历史的遗迹也让人惊叹不已。只要望一眼，你就会在这儿看到汉代的坟墓和出土的青铜器，而晚些时期的建筑和纪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随处可见。更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两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安宁和战乱时代的磨难。那一个个受尊敬的传说人物，在村落旁的路边立着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可清晰地见到。我深深地感受到对这富饶、文明村落的虔诚和神圣崇拜，很难想象石碑下的早期伟人对我们努力探索这庄严神圣的史前遗迹是什么感受。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和遥远的地质堆积物的发现，都将与我们所知的这地区早期人类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一起了……

仰韶史前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尽管比法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它标志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开始。具有史前历史的彩陶的发现使上古中国的盛世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推测或近似怪诞的想象。

仰韶遗址发掘的资料表明，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与传说中的记载有关，而且与中亚的史前史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些发现物打破了西方历史学家一贯认为的东亚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界外的神话，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次提醒西方历史学家，东西亚文明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是独立分开的。

仰韶遗址与出土器物，特别是彩陶的发现很快闻名于世，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发现，按学术界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的遗迹的小地名为名”的原则，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重要价值，使之很快闻名于世，安特生也因此获得了非凡的声誉。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者，都公认仰韶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源头，它不仅促成了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诞生，而且还为中国学者带来了一套欧洲先进的田野发掘方法——这套方法在整个20世纪都被中国的考古学家们所沿用。

仰韶文化的发现使安特生惊喜异常，从根据仰韶文化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未发现青铜制品和文字等特点判断，他认为其时代应当晚于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早于青铜时代，是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一论断彻底否定了一些外国学者声称中国没有石器时代文化的观点。

至于这一文化的来源，安特生在一度的困惑和摇摆后，宣布赞同某些西方汉学家的“文化西来”的假设，即仰韶遗址所发掘的最有代表性的彩陶文化，其发祥地和源头可能在中亚，经新疆、甘肃一带，最后传到中原地区，并融入以陶鬲为代表的汉文化圈的本土文化之中。

1924年，安特生把这一观点正式写进他所著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这一“文化西来说”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34年，他在其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仰韶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中国的这一观点。

一时间，“中国文明西来说”甚嚣尘上，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当然，这个观点随着另一个考古文化遗址——龙山文化，特别是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加之再后来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的发现，被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不过，这已是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吴金鼎发现龙山文化

1928年夏天，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吴金鼎，遵照此前的导师、考古人类学家李济的教导，借暑假的机会到济南四周进行考古调查。吴是山东安丘万戈庄人，早年就读于齐鲁大学，对齐鲁大地一往情深，很想找机会寻求故乡文明之根。这个暑假正是实现导师嘱托的难得的机会。

吴金鼎提着考古探铲出了济南城，向平陵故城和历城县龙山镇一带走去。当他来到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时，发现河边有一台地，台地不大，平面呈方形，西边与南边高出地面3米至5米。远远望去，很像一座古城残废的城垣，路沟边断崖的横截面，在阳光照耀下闪闪烁烁，一条数十米的古文化层带向远方延伸，文化堆积清晰可见。经仔细观察，断崖上有残存的灰土和陶片，这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此后，吴金鼎先后5次到城子崖实地考察，特别对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城垣之西、南两面断崖仔细观测，在城子崖下层发现了一种非瓷非釉、光洁美丽的黑色陶片。颇有意味的是，这种陶片总是与石器、骨器一同出土。此一非同寻常的现象，无疑向吴金鼎昭示，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地下埋藏着华夏民族的巨大隐秘。

吴金鼎不敢大意，很快写信将这一调查情况向他的老师、正在河南安阳殷墟率队进行田野发掘的李济做了汇报。李济闻讯，与甲骨学家董作宾一起赴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对遗址做了复查，认为吴金鼎所言极是。

在此之前，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尹达等中国考古学家，对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并不认同，只是苦于没有切实的证据加以推翻，想不到吴金鼎突然在黄河下游发现了完全不同于仰韶文化的黑陶，这是否属于一种新的文化？这个文化难道也是从西方传来的吗？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正是怀着对“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服气的心理，李济毅然做出了这个决定：实施发掘，收获一定不小，极有可能挑战或推翻安特生的“西来说”。

在得到自己服务的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同意和支持之后，李济迅速调集安阳殷墟发掘的大部分人马，挥师城子崖，开始了中国考古学史上又一个极具学术意义的重大遗址发掘。

李济率领考古队来到济南，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当地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对城子崖进行发掘。这一方式得到了山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自为考古发掘队筹集发掘经费，解决发掘中的困难。在各方努力下，城子崖遗址于1928年11月开始首次发掘。1931年，由另一位考古学家梁思永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收获超出想象。

城子崖遗址中所出土的文物与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型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城子崖最具特征的“蛋壳陶”，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已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顶峰，并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

除此之外，城子崖遗址还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与殷墟文化有着某种关联的卜骨和长450米、宽390米、基址10米的版筑夯土城墙。这一发现，正如李济所言：“替中国文化源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将成为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为学者们寻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强了信心。

后来，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著名学者编写的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公之于世，并认定叠压于东周文化层之下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由于城子崖遗址在龙山镇，随后将这一文化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遗址。

就龙山文化的最初命名而言，是泛指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但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这一命名已不适应考古学的发展要求。因为此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梁思永、尹达等考古人员，又在山东日照县两城镇发现了一个大型遗址，出土了数量巨大的黑陶，与城子崖属于同一时代但又有自身的特点。再之后，考古学家亦在河南、山西、陕西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黑陶遗址。

鉴于此，考古学界做出新的规定，凡发现以黑陶为特征的遗存，只要在陶器质地、形制、花纹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他方面也与城子崖龙山文化有所不同，则被划分出来，重新进行命名，如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当然，这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夏朝都城在何处？

1959年春夏之交，已是72岁高龄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徐旭生带着助手来到豫西，对文献记载中的“夏墟”展开调查，从而拉开了实质性田野探索夏文化的序幕。

传统文献中，关于夏人活动区域的传说很多，总而析之，夏民族主要活动区域分布在晋南平原，汾、浍、涑水流域；洛阳平原，伊、洛、颍水流域；以及关中平原三个大区。徐旭生此行，选择了最有可能捕捉到历史信息的豫西作考察的首区。徐氏一行数人，在豫西这个既定圈子里来往穿行，每日步行20多公里，每当遇到大雨连绵，鞋子陷进泥中行走不便，徐旭生便干脆将鞋子背在肩上，光脚在泥泞中前行，分别对河南省登封县的八方、石羊关，禹县的阎寨、谷水河等古文化遗迹做了田野调查。

有一日，徐旭生和助手途经偃师县，准备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考古工作站落脚时，路过洛河边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子。徐旭生发现此处有些异常，便停下来四处转悠，以寻找心目中的东西。当他在村外转了半圈后，有一个正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感到奇怪，以为他丢了什么东西，便主动向前询问。

这一问，徐旭生乐了，他幽默地说：“丢了一件大东西，是一座城，几千年的一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