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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刚刚从战争的硝烟和炮火中摆脱出来的郑州人民，开始在废墟上建造新的家园。此时，郑州南小街小学一位叫韩维周的教师，于教课之余，经常到旧城四周新开挖的工地边转悠，目的是寻找地下出土的古物。当然，他寻找古物不是要做古董商，而是为了收藏和研究。

韩维周原为河南巩县马峪沟村人，早年就读于开封河南国学专修馆。毕业后，进入当时在开封的河南古迹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河南地方机关共同组建，委员长由河南省通志馆馆长张嘉谋担任，主任为李济，秘书长郭宝钧主持日常工作。成员有董作宾、关百益、刘耀、石璋如、赵青芳等人，其职责是负责河南地区的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韩维周进入古迹研究会后，以技工身份多次参加安阳殷墟和豫北浚县大赉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的发掘，同时学到了一些考古和文物保护知识。抗战全面爆发后，韩离开研究会，到一个乡村小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到县政府任参议，后到郑州南小街小学任教，一度出任过郑州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等。

正是基于这样的条件和职业习性，他在课余时间，经常到离学校不远的旧城施工工地转上几圈，看有没有文物出土。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见过的陶片，尤其在郑州烟厂工地，发现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韩维周将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来，按自己掌握的知识分析研究，认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点可能是一个商代遗存。如果真是商代的遗存，那就非同一般，说不定会产生第二个安阳殷墟——他知道，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大约为盘庚迁殷后的都城，商代早期都城或主要活动地点还没有发现。想到这里，韩维周不敢怠慢，便迅速向刚刚成立的河南省文管会做了书面汇报。

河南省文管会接到韩维周的报告，迅速派出安金槐、赵金嘏、裴明相三位专职文物干部赴郑州调查。当三人来到韩维周住室时，只见满屋摆着各种各样的陶片，活像个陶片博物馆。韩维周的见识和对文物保护的责任感，让三人大为感动。

调查结果表明，郑州二里岗与南关外一带确实是一处商代遗址。河南省文管会得到此消息，高兴之余又多了一份谨慎，为做到更有把握，分别把调查情况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并请派专业人员前来复查。中央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报告，先后派专家到郑州做了实地考察，进一步证明二里岗一带遗迹是一处很重要的商代遗址，并认为这是河南甚至是整个中原地区继安阳殷墟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商代遗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阳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遗址。这一发现，很快引起了国内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随着发掘的深入，相继发现了商代二里岗期的铸造青铜器、烧制陶器和制作骨器的各种作坊遗址。从遗址出土的陶制品种来看，这两处铸铜作坊之间似乎已有所分工。此外，还出土了一片类似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所谓“习刻文字”。这些商代二里岗期遗迹与遗物的发现，对研究郑州商代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55年秋天，郑州市城市建设局在郑州商代遗址东北部白家庄一带挖掘壕沟、铺设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发现一片坚硬的夯土层和许多陶片。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派安金槐前往调查，想不到这一查又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人类没有发明烧制砖瓦之前，中国建筑的基本方法是夯土，亦称“版筑”。墓葬的回填土，也以夯砸实。所以，有经验的考古人员凡一见夯土，就知道不是夯土墙或夯土台基，就是墓葬了。至于陶片，则是历史的脚印，有了它们，考古学家们就可以依据其器型、纹饰等种种工艺特点，把大约一万年以来的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区分开来，并确认某一文化层属于哪一历史时期。因而，当安金槐看到夯土、陶片后，认为是一座大墓，遂率领考古人员就地开挖10平方米探沟，以考察遗址布局。出乎意料的是，只见层层坚硬的夯土、清晰的夯窝，却未见夯土边缘。

为摸清地下情况，考古人员开始改为探铲钻探。至1955年冬，已钻探出商代夯土东西长100多米，其东、西两端仍继续在延伸着。这时，安金槐与他的同事才意识到，延续如此之长的商代夯土，已不可能是商代大墓中填打的夯土了。

1956年春，安金槐等人在二里岗一带继续进行地下考古钻探调查。通过近半年的追踪钻探，惊奇地发现夯土层构成的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700米，略呈南北纵长方形的遗址，原来是一座古老的城垣。且这个城垣遗址围郑州一圈，全长6960米，包含范围比郑州旧城还大三分之一。这是当时中国田野考古中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商代城垣遗址。

1973年起，以安金槐为首的考古人员重新在郑州商城内进行全面考古钻探与试掘，以寻找商代宫殿建筑基址。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在面积约40万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了范围大小不同的商代夯土基址建筑遗存。稍后，又在二里岗一带发掘出数十座商代大型宫殿夯土基址，并在宫殿区周围发现宫城夯土基址和水管道设施。稍后，在郑州商城内外发掘出一部分商代祭祀场地和祭祀后的窖藏礼器坑，并在窖藏坑内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礼器。

早于安阳殷墟的郑州商城就这样被神奇地发现了，以北京大学教授邹衡为代表的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城就是湮没于历史风尘中3000年之久——商朝第一个王——“商汤建都于亳”的亳都。

亚细亚的黎明

1955年，为配合黄河三门峡大坝建设，由国家组织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沿黄河三门峡段上游和渭河流域展开文物普查。当工作人员行至华县城西南、渭河支流西沙河东岸时，一个叫老官台的遗址引起大家的兴趣，通过表面呈现的文化现象可以看出，此处应为一处远古时代的遗址。1959年，工作队对老官台遗址进行田野考古试掘。在清理的两个灰坑中，出土了大量饰有划纹、绳纹、锥刺纹的夹砂粗红陶、细泥红陶、细泥黑陶和白陶等残破陶片。

经过对出土器物以及地层叠压关系进行研究，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时间早于仰韶文化。对此，考古工作者将渭河流域同一类型文化遗存命名为“老官台文化”。

1958年，甘肃省文管会组织的泾渭流域文物普查小组，来到天水市秦安县东北45千米处的五营乡邵店村外，在一个河道山坡上发现了部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遗迹遗物，认定此处“属于需要保护的文化遗存”。

1978年，甘肃省博物馆欲举办一次全省出土文物展览，缺少仰韶时期和更早的鱼纹彩陶。甘肃号称彩陶之乡，彩陶展览是重中之重，必须通过实际发掘搞一部分仰韶或更早的彩陶展出，才能服众。于是，经省文管会研究，派出一支由岳邦湖为首的省文物工作队赴泾渭流域进行调查、发掘。

当岳邦湖等考古人员辗转来到天水秦安县文化馆后，在仓库里看到了一组陌生的陶器，有黑宽带纹红陶钵、黑彩鱼纹红陶盆、光滑如新的彩陶罐等。经询问，几年前邵店村小学修操场、建围墙，挖出了一座古墓，墓中出土了一些陶器，有的被当地村民取回家养花种草，有的拿来喂鸡饲狗，剩下的一少部分被县文化馆干部韩永录收回保存。

岳邦湖当即意识到，这是寻找仰韶彩陶文化遗址的极其重要的线索。于是，由韩永录带领来到了五营乡邵店村外，收集到若干类似残破的陶片。经调查得知，这个地点就是1958年省文管会泾渭流域文物普查小组认定的“需要保护的文化遗存”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