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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组M64、M62、M63晋穆侯费王及其夫人。

第八组M93、M102晋文侯仇及其夫人。

很显然，以上所见8组17座墓，分属于8代晋侯及其夫人，其中包括1位晋侯有两位夫人的墓葬。同样明显的是，同西周晋国所存在的11位侯相比，又缺少3位侯的墓葬。故此，自从晋侯墓地发掘资料公布之后，围绕晋侯墓地的墓位安排和墓主到底是谁的推定问题，学术界展开了长期争论。一个比较公认的结论是，早期两位晋侯没有葬在天马—曲村家族墓葬区，而是葬于别处，具体位置尚待以后的考古发掘。被文侯仇诛杀的殇叔自然不能进入这个墓地，很可能被草草埋入城外的荒野草丛之中了。

神秘的晋侯稣钟

1992年秋，刚刚平静一点的天马—曲村遗址又进入一伙盗贼，并顺利潜入晋侯墓葬区M8号大墓中。狡猾的盗墓贼利用地形地物，先将墓室东南角用炸药爆破成一个竖井状的坑道，然后顺坑道下挖至椁室东南角的底部，紧接着再向西横穿一个圆洞直接到了棺椁的足端。正当盗墓贼顺洞而入并在墓中疯狂劫掠器物时，被当地村民发现，由于村民的制止和报警，盗墓贼携带部分珍贵文物仓皇逃离。

鉴于该墓惨遭洗劫和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考古队，对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就在这次清理中，在椁室的东南角出土了两件青铜编钟。编钟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形制为甬钟。两件甬钟的正面钲部分别镌刻铭文，其中一件有铭文7字，为“年无疆，子子孙孙”；另一件有铭文4字，为“永宝兹钟”。从出土的情形看，这两件甬钟显然有它的同伴，并和它的同伴组成一套完整的编钟系列，而这套编钟的其他几件已被盗墓贼席卷而去了。正当考古人员为编钟的流失悲愤不已、扼腕叹息之时，中国文物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迹出现了。1993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将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中被劫走的编钟全部抢救回来，这个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就是马承源。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不法分子勾结海外走私团伙，大肆走私盗卖出土文物，致使大批国宝流失海外。1992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因公务去香港，出于职业习惯，经常趁工作空隙到香港古玩市场逛逛。也就在这看似轻松的浏览中，他发现许多内地出土的珍贵文物明码标价出售，有不少属于国宝级文物，这种状况让他感到极其痛心和内疚。自此，他暗下决心，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流失的国宝抢救回内地。在回上海前，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在香港的许多朋友，并让他们留意古玩市场的动向。

马承源看罢从香港寄来的照片和铭文拓片，凭借几十年文物工作经验，感觉到这批编钟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级文物。为慎重起见，从文字结构、布局、笔体等方面进行详细观察研究，发现上面的文字的确是后来刻凿上去的，只是他认为后来镌刻的文字，不足以证明器物与铭文是赝品。上海博物馆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馆，内藏丰富，馆内藏有一件外人并不知晓的西周青铜器盨，上面的铭文就是刻画而成，且刻画的痕迹与铸造的痕迹完全是不同的两种风格。除了这件青铜盨，馆内还藏有一件秦孝公时代的商鞅方升，俗称商鞅量。著名的秦国“商鞅变法”统一量制时，商鞅发布的一篇命令就刻凿在量器上。这些刻凿的文字有一个难以察觉的秘密，笔画拐弯的地方，由若干直刻连成，而不是一刀刻到底，显得有些笨拙，这是一种古老、独特的刻法。这种刻法自汉代以后就消失了，原因是工匠使用的工具更加锋利，一个笔画可以从头到尾一笔刻出。马承源认为，香港这套编钟的文字刻凿风格与上述两件器物相同，是一道一道，断断续续地刻凿而成，若不熟悉这种古老刻法的人，就会以为器物与文字是后人假造的。

有了这样一个初步推断，马承源又将编钟的照片和铭文拓片拿给上海文物部门的几位鉴定专家反复察看比较，大家认为这套器物属于真品的可能性极大。其理由是，除了文字的刻凿风格，还有一个现实生活常识，造假者是以追求金钱利益为目的，很难有如此大的胆量，完全违反以前西周青铜器的铸造习惯，造一篇几百字的铭文用刀刻凿上去。于是，几名鉴定专家认为这套编钟当属真品无疑，且是中国青铜器史上极其罕见的重宝。马承源决定立即请示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出资迅速将编钟购回，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因1993年的香港尚未回归祖国，要办理去香港的签证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马承源电告张光裕教授，让其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卖方进行价格谈判。

编钟到手后，张光裕教授将其一件件包裹好，乘飞机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馆，流失的国宝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4件编钟在上海博物馆秘室被打开时，仍保持着出土时的原貌，铭文绝大部分为厚厚的土锈所掩盖。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和科学考古实验室清理剔除，铭文全部显露。这14件编钟明显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为大钟，第二类为中小型钟，两类钟的纹饰和特有的旋、斡等皆不相同。由于有以上的差别，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顺序，因而马承源等研究者对铭文产生了种种推测，或以为铭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为铭文并不按钟的大小次序镌刻；也有的认为全铭为一篇铭辞等。马承源等研究人员在对各编钟文字做了反复研究、释读后，按照文辞先后排出编钟序列，而后检验各钟的音阶是否和谐。检验结果发现，第一组8件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具有两列八度音。第二组6件钟，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只是最后缺少相协的尾音。显然，同第一组相比，第二组缺少最后2件编钟。两组编钟何时何地出土？最后2件编钟匿藏何处？成为一个令人思索而不解的谜。

正当马承源等人困惑不解时，一个新的巧合出现了。北大考古系教授邹衡来上海开会并应邀到博物馆参观从香港购回的编钟。邹衡一见，即被眼前的编钟镇住了，这与晋侯墓中发掘出土的2件编钟是何其相似，难道二者有内在的联系吗？经过对器物观察以及与马承源等人交谈，邹衡认为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那残存的2件编钟，与眼前这套编钟很可能是一个整体。这个意外插曲，令在场的专家学者兴奋不已。鉴于此情，马承源很快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取得联系，迅速得到了相关发掘资料和照片，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2件小编钟的铭文也是刻凿而成，由此可证与上海博物馆所购编钟为同一个系列，且编钟的大小、铭文完全可以排列连缀起来。若将晋侯墓出土的2件编钟与购回的第二组编钟连在一起，正好也是8件一组。上海博物馆请音乐专家对2件小钟进行测音试验，其音阶与同组的另6件钟相协，这就更加证明两组16件编钟共同出自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按郑玄注《周礼·春官·小胥》载：“半为堵，全为肆。”一肆为两列八度音，是基本单位，二肆16件为一虞，这是西周晚期的礼仪用器制度，可见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出土的编钟为一虞之数。

根据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出土的材料推断，这座墓的墓主是晋侯稣，而此墓所出编钟的铭文中也有“晋侯稣”的记载，但《史记》所载晋国历代王侯中，没有一位叫“稣”的人。《世本》及三国时代的历史学家谯周皆称晋献侯籍为“稣”。据李学勤、李伯谦等专家考证，“籍”和“稣”相通，因而司马迁所载的晋献侯籍就是编钟铭文中的晋献侯稣，编钟也被学术界称为晋侯稣钟。

两组16件编钟共刻铭文355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土青铜器中最长的一篇铭文，而铭文中所记的7个历日和5个纪时词语，在已著录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前所未见，更彰显了器物的价值。当14件编钟材料和马承源的释读甫一公布，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学术界争论日久的西周月相和西周王年的研究随之有了突破性进展。

稣钟揭开厉王隐秘

晋侯稣编钟铭文中有“惟王卅又三年”字样，这个“王”指的是西周晚期的周天子，晋侯稣就生活在这一时期。根据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记载：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

通观整个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天子”，只有周厉王和周宣王，而当周宣王十六年的时候，晋献侯稣已死亡，由此可见编钟铭文所说33年，绝不在周宣王时代，只可能在周厉王时代。按照李学勤、李伯谦等专家的推断，铭文中的晋侯稣系厉王即位后追称，编钟的一部分原是他随厉王出征作战的战利品，后来将之配成了全套，作为纪念。因俘获的编钟不会有事先铸好的文字，于是后来加以镌刻，称号也依刻字时的身份而改变了，这就是编钟铭文为什么不是与钟体一次性铸成而是后来刻凿的原因。晋侯稣钟的“卅又三年”，应为周厉王时期的年数。为了检验这个推定的正确性，测年专家对天马—曲村遗址M8墓中出土木炭样品进行常规法14C年代测定，为公元前816年—公元前800年。《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籍（稣）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其年代与测年结果相吻合，因而可以推断晋侯稣钟的“卅又三年”当属周厉王时期。

既然编钟铭文“卅又三年”已定为厉王时期，根据《史记》记载，由于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文献记载中明确的历史纪年始自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那么厉王在位之年又是多少呢？

由于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奔彘，至此，可定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

这是晋侯稣钟为中国年代学所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也是天马—曲村遗址与晋侯墓地发现、发掘的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科研成果。这项成果的产生，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表的最终建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由于厉王的出逃，使得周人无君，天下无主，在诸侯的推举下，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代行王的职权，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共和政治，而召、周二公行政的始年称为“共和元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历史有了确切纪年。若以公元纪年计算，这一年为公元前841年。

厉王死后，太子静继位，是为宣王。

宣王自小就历经艰苦磨难，即位之后，认真听取召穆公虎和众公卿的意见，努力治理政事，一时颇有中兴气象。遗憾的是，当周王朝的历史到宣王一代，外患实在太多太大，西北有强劲的戎部族侵扰，东南有夷族劫掠，南面有楚部落的进逼，虽然在召公和宣王共同努力下，最终把他们一一平定，但周王朝的国力也大大地衰弱了。

宣王之后，继位的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幽王，民间久传不衰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便是他的“杰作”。

幽王即位之时，周王室已是危机四伏，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不断袭来，周王室大厦即将倾塌。但这位幽王似乎并不把这凶兆险境放在心上，专事寻欢作乐，尤其在得到了一个叫褒姒的女人之后，更是骄**无耻，荒诞暴戾。当他一意孤行地废去申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后，激怒了申后的父亲申侯，这位申侯一气之下约集曾国和犬戎，联合发兵攻周。气数已尽的周王室力不能敌，镐京被破，幽王在败逃中被杀死，西周王朝宣告灭亡。

幽王死后，鉴于镐京在战火中化为瓦砾灰烬，无法再作为都城，申侯便在自己的国土上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

21年后，周平王在晋文侯帮助下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以周公早年所建的东都洛邑为京畿之地，号令天下，后人始称东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是鲁隐公元年，相传这一年孔子始作鲁国史《春秋》。周平王元年，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