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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走了，陶正刚怀揣60件带字石片独自来到发现石片的土坑旁，仔细观察坑的形状和土层，不时拿出石片辨识字迹，越来越感到此事的重要。自公元前6世纪以降，铜器铭文尤其是长篇文字已极少见，简册文字在南方易于保存，时有发现，而中原自西晋河南汲县魏襄王墓中出土过一批竹简并整理出《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湮没日久的逸书外，时间的长河又流淌了千余年，见诸文字的先秦资料仍少得可怜。晋国作为东周时期的泱泱大国，铜器铭文或文物上的文字资料竟出奇地少见，已发掘的侯马晋国晚期遗址，特别是铸铜遗址，揭露面积之大，出土文物之多，世之罕有其匹，但很少见到文字资料出土，这种现象令发掘者心中郁闷又徒叹奈何。想不到一年之后，考古人员梦寐以求的文字终于现身于世，且式样之特殊，数量之多，篇幅之大，世之罕见。当前来换班的张守中来到工地土坑旁时，陶正刚手捧布满文字的石片仍沉浸在亢奋与激动之中，尚未开口叙说出土经过，热泪竟刷地流了下来。

侯马出土朱书文字的情况很快传到了太原与北京，文物专家谢辰生、山西省文管会主任张颔共赴侯马查看标本。由张守中对部分出土文字进行摹写，张颔进行简单考释，谢辰生携部分标本、摹本和释稿返回北京汇报。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看罢又惊又喜，立即转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鉴定。郭沫若经过一番研究，很快做出结论，认为朱书文字就是古籍《左传》《国语》《史记》中经常提及，而后人难得一窥真颜的盟书。

侯马盟书的发现很快传遍文物考古界并引起巨大震动，陶正刚等人受命对秦村电厂工地展开了大规模勘探与发掘。至1966年初秋，发掘工作全部结束，共发现祭祀坑401个，清理326个，其中3坑埋有卜筮文字，40个坑出土盟书，总数在5000件以上，有文字可以辨识者650余件，每件字数少者仅10余字，多者达220余字，一般皆在30字至50字之间。大多数为朱书，少部分为墨书，皆用毛笔写在石片上，字体属小篆，一字多形，异体字多，繁简体并行，假借、古体字时常出现，富有独到的艺术风格。据考古人员推测，书写者很可能出自晋国祝、史一类的刀笔吏之手，亦可见当时使用毛笔书写已很普遍，这对流传甚广的所谓秦代大将“蒙恬造笔”的说法做了彻底的否定。

盟书出土后，著名古文字学家张颔对其进行了数年研究，将其内容分为6类12种，后来考古学家谢尧亭参考各家分类意见分为6类，即宗盟类、主盟人誓辞、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其他类。盟书主要记载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到晋定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89年），晋公与赵、韩、魏、智氏等卿大夫联手，以赵简子为首共同诛灭另两家卿大夫范氏、中行氏之事。《周礼·司盟》有“掌盟载之法”注曰：“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春秋战国之时，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这种盟誓活动。盟书一式二份，活动结束后，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从张颔等人的研究成果看，侯马盟书誓辞中无不体现出主盟人赵简子为打击敌人，联络本宗，招降纳叛，多次召集同宗与投靠他的异姓反复“寻盟”的言行和举动，且盟誓次数频繁，持续时间较长，埋藏盟书的土坑有先有后并有打破叠压关系，此点在考古发掘中有明显体现。据史书记载，以赵简子为首的集团与对手的博弈时间长达8年之久，所涉地域除今山西大部，还波及河南、河北西部地区，双方经过数次血战，范、中行二氏终被诛灭。

盟书还给研究者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性提示，这便是赵简子主盟的地点就在“晋邦之地”“晋邦之中”。这个记载以确凿的证据向世人公示，侯马盟书不但是晋国由故绛迁都到新田以后的产物，且埋藏之地就是晋国最后一个都城——新田。

寻找晋国早期都城

就在铸铜遗址发掘之时，考古人员对已发现的侯马古城遗址进行全面的复查勘探，并详细测绘了牛村、平望、台神与马庄等几座古城平面图，并有小规模发掘。经过吴振禄、杨富斗、陶正刚、梁子明、田建文、谢尧亭、王金平等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的努力，在以侯马为中心的汾、浍两河之间，揭示晋国晚期遗址面积达45平方公里，探明和发掘的遗迹共有40余处，发现发掘10座西周到春秋时期古城遗址。从城址规模、地望，以及出土器物的文化内涵等方面推断，除白店古城为晋景公迁都之前的营聚点或居邑外，其他9处都应是晋都新田宫署及其附属遗址。其中最著名的为侯马西北郊的平望、台神、牛村等三座古城，三城呈“品”字形，边角有叠压关系。平望古城夯土台基可分为三级，属于超大型宫殿格局，据发掘者推断，应为晋国的公宫。公宫乃晋国君臣商议国事，颁布政令之处，《左传》多次言及晋公与诸大夫“盟于公宫”，这个“公宫”当指此处。与平望古城相邻且略有叠压的牛村古城，经探明东城墙全长1390米，南城墙宽1070米，一般墙基厚8米至9米，中间至今雄立于表土之上的夯土台基，有可能为史上记载中的“固宫”。正是这3座“品”字形城址，构成了晋国后期200余年经国之业的政治中心。就筑城的先后顺序而言，平望古城是最早的宫城，另二城则是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这一现象恰好见证了晋国霸业从发轫、鼎盛，直至最后衰亡的历史过程。

稍后发现发掘的呈王、北坞、马庄3座较小的古城，或为国之宗庙，或为卿大夫私家势力盘踞的窠臼，而其他3座更小的城址，当为士大夫所居之所。遥想当年（公元前497年），晋国六卿矛盾激化，不可一世的范氏家族，联合中行氏，发私人武装围攻赵氏家族之宫，迫使赵氏家族首领赵简子弃宫北走晋阳。据考古人员推测，呈王、北坞、马庄3城，分别为赵氏、范氏、中行氏3家所拥有的可能性极大，那惊心动魄的搏击拼杀，这3座城池当是最直接的见证者。只是2000多年岁月飘零，风雨剥蚀，无论是古老的大城还是小城，皆成残垣断壁于旷野中形影相吊。往昔的繁华，钟鸣鼎食的盛景，连同宫帷帐下那关系着天下风云的烛影细语、血雨腥风已成为历史的烟尘渺不可及，只有一堆黄土顶着四散飘零的荒草，在无声地提示着那个已经逝去的诸侯大国曾经的辉煌。

晋侯墓地的发现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在“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这个课题中，专门设置了“天马—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这一专题，由北大考古系教授、天马—曲村遗址发掘者之一刘绪具体负责研究。

按照刘绪的解释：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所以设置这一专题，除了天马—曲村遗址像琉璃河、丰镐等西周遗址那样，有比较完整、全面的可供14C测年的系统样品外，它本身的文化从西周早期一直到春秋初年都是连续发展的，特别是发掘的几百座中小型墓葬，含碳标本极其丰富，西周早、中、晚各期一应俱全，这就为14C测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包括天马—曲村遗址在内的晋西南，经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至今未发现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的遗存，而西周早期的文化却突然冒了出来。因为没有商代晚期的文化，西周的文化遗存就更容易确定，同时也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这就是避免了一件器物或一个文化现象出现，有人说是商代晚期，有人说是周代早期的争论。从考古发掘来看，商代晚期和周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不容易分辨，而事实上当西周建立王朝之后，不可能将商人全部杀光，只要人活着，原有的文化就不可能马上消失，必然沿着惯性延续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要准确地划分哪是商代晚期、哪是周代早期是相当困难的。天马—曲村遗址的特殊性就在于，只要出现器物，一看便知是夏代还是周代的，同时也不存在先周文化的混乱情况。至于出现的文化面貌是周代哪一个时期的，可以参照出土的各种器物和现象进行研究、讨论、印证，但必须首先排除商末和先周的干扰，这便是天马—曲村遗址发现、发掘在历史年代学上的独特之处和重要意义。

既然天马—曲村遗址最早的西周文化很容易辨别，那么这种文化就应该接近晋国也就是唐的始封年代。如果接近了唐的始封年代，距武王克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应该接近或相距不远了。又因天马—曲村遗址是离周朝的首都丰、镐最近的一个封国都邑，它的文化面貌跟丰、镐遗址的文化就更容易接近。事实上，从两地的考古发掘来看，所出的器物等文化遗存也是相同的。这样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天马—曲村遗址的文化可牵涉和限制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的定年。也就是说，天马—曲村遗址中最早的西周文化，用14C测年所得的数据，不能早于武王克商之年，如果早于这个时间段，就证明原来学者们推算的武王克商之年的推算是错误的，因为晋（唐）国是在武王克商、周朝建立之后才就封的。同理，该遗址最早的西周文化也不能晚于武王克商许多年，至少不能晚于成王在位的年数。由此，天马—曲村遗址在考古学文化上就将武王克商之年死死地卡在一个有限的时间范围之内了。

技术测年专家对天马—曲村遗址出土的兽骨、人骨等遗物进行14C测年，早期一段的中值在公元前1020年至公元前970年左右。而商王朝最后一座都城殷墟最后一个文化分期——第四期，14C测年为公元前1080年至公元前1040年左右；武王克商后召公的始封地——北京琉璃河遗址第一期一段的墓葬遗物14C测年为公元前1040年至公元前1006年左右。此前发现的沣西遗址分期与14C测年和由殷墟甲骨月食推断的武王克商年范围，大都集中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有了这样两个条件，再结合先秦文献，可使这个论据更加充分。也就是说，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就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这30年之间的某一年。

最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结合天象、出土金文等研究，得出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

这个商周分界之年坐标的建立，如大海中夜航的灯塔，映照身后的彼岸和前方的航程。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为这座灯塔的树立打下了坚强的基石。

晋国列侯排序

作为早期晋都的天马—曲村遗址，由于自汉以来历史学家已不知具体地望，致使这座曾显赫一时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没长达2000余年无人知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986年考古人员正式发掘之前，该遗址从未被盗掘，成为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西周、春秋国都遗址中唯一完整的幸存者。如此罕见的典型性遗址，无论是对晋文化还是对整个华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自1986年之后，遗址被盗墓贼贪婪的目光所注意，在盗墓猖獗的情况下，由文物局批准的考古队对天马—曲村遗址墓地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抢救性发掘。

这些大型墓葬的发掘，让世人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湮没2000多年的珍贵文物的同时，也使人们透过迷蒙的烟尘，真切地感悟和洞悉西周时代晋国的历史风云——

姬叔虞封唐后，在位年限大体与周成王相始终。叔虞死后，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改称晋国。据《史记·晋世家》载，西周至春秋初年晋侯世系为：

从文献记载看，晋国的历史在穆侯之前，似无大事发生，自穆侯之世，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已悄悄深入晋国的权力中心。

晋穆侯在位的第四年（公元前808年），娶姜氏为夫人。穆侯七年（公元前805年）他率兵从周王室之师共讨条戎、奔戎，这是晋国历史上可考的第一次对外用兵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说：“王师及晋穆侯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既然王师败逃，晋师必不能独胜。就在这次战役不久，穆侯夫人生下长子，因穆侯战败不悦，故取名曰仇。穆侯十年（公元前802年），又出师与戎狄战于千亩，并取得了胜利。恰巧这年穆侯夫人又生下了次子，穆侯因该战成功，遂借着胜利的喜悦，为自己的次子取名为成师，也就是能成其众之意。面对长子和次子寓意完全不同的名字，晋大夫师服不无忧虑地说：“国君给儿子命名，太稀奇了！因为命名是用来制订义法，以义法来产生礼节，用礼节来完成政治，用政治来匡正人民，政治上取得了成效才会使人民服从。相反，如果变更了礼节和义法，那么国家将会发生祸乱。相爱的配偶叫‘妃’，相怨的配偶叫‘仇’，这是古人命名的方法。如今给太子取名叫‘仇’，而把少子取名为‘成师’，这是祸乱的预兆。太子将来一定会被废黜的啊！”师服接着说：“太子叫仇，仇的意思就是雠；少子叫成师，这个大号就是成就事业之意。名，是自己起的；世界万物，是自己定的。现在长幼之名相反相逆，此后晋国能不发生内乱吗？”师服的不祥之语不幸应验，当穆侯在二十七年（公元前785年）寂然死去后，晋国就出现了内乱。晋国的嫡长继承制第一次被打破了，不过这次内乱不是发生在太子仇和少子成师之间，而是在穆侯之弟殇叔和太子仇之间爆发。

穆侯死后，太子仇（晋文侯）没有能继位做上国君，而穆侯之弟殇叔以弟继兄成为晋国的统治者，这表明了殇叔在穆侯生前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实权，具有相当大的势力。

太子仇不得继位，避难出奔他国。过了4年，于公元前781年率领家徒私属卷土重来，成功地杀了叔父殇叔，夺回了政权，是为晋文侯。这次内乱从表面上看，对当时晋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算太大。但是，在政治变革的层面上，在晋国敲响了奴隶制社会的主要支柱——宗法制丧钟的第一声，开晋国后来长期内战的先河。

晋文侯在位35年（公元前781年—公元前746年），他在晋国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君主，其统治晋国时，西周王朝已濒临崩溃的前夜。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荒**无道，废掉了太子宜臼，欲立庶子伯服，宜臼奔逃至申，申侯一气之下联合郎、犬戎等攻下镐京，杀死幽王和伯服，拥立太子宜臼为平王。此时犬戎进驻泾渭，侵扰京师。战火后的镐京残破不堪，周王室难以在关中立国，决定东徙成周。这时晋文侯率晋军入陕，与郑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稳定了东周初年的局势。

周平王嘉文侯之功，作《文侯之命》，这篇文诰至今被保存在《尚书》之中。

平王在文诰中盛赞了自己的开国先祖文王和武王功德光明伟大，并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公卿大夫能够辅佐、指导和服侍自己的君主。同时赞扬晋文侯是促成他安于王位之人。勉励文侯能像文、武时代的贤哲那样勤事王室，继承其列祖列宗之余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为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平王还赐予晋文侯“柜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这些弓矢车马是征伐不廷之臣的象征，晋文侯不负所望，在公元前760年又诛杀了非正统的携王，结束了周王室达10年之久的二王并立局面，此时的晋文侯俨然周初的周公旦一样，成为再造周命的功臣。

晋文侯仇执掌国政时，相当于周幽王与周平王时期，晚年已入东周。文侯死后，晋国内战迭起。之后继位的昭侯、哀侯、小子侯、侯湣等，或被杀，或被虏，几乎没有建造陵墓的可能。再之后的晋武公及其以后诸公，死后或葬曲沃，或葬别处，故天马—曲村墓地能够入葬的只有文侯仇之前的诸位侯王。从已发掘的情况看，整个天马—曲村墓地东西约150米，南北约130米，共发现8组17座晋侯及夫人墓。参加晋侯墓地发掘的刘绪、徐天进、雷兴山、罗新等考古人员，根据出土器物特征以及青铜器铭文中所见部分晋侯名字的考释，结合各地已知周代墓葬资料，总结出若干从早到晚演变的规律，并以晋侯墓地各组墓葬与之比较，发表了对晋侯墓各组序列的排比意见。可推定出8组晋侯墓的墓主，依次是：

第一组M9、M13晋武侯宁族及其夫人。

第二组M6、M7晋成侯服人及其夫人。

第三组M33、M32晋厉侯福及其夫人。

第四组M91、M92晋靖侯宜臼及其夫人。

第五组M1、M2晋釐侯司徒及其夫人。

第六组M8、M31晋献侯籍（苏）及其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