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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三星堆传奇（第3页）

为解开这一连串的谜团，葛维汉、林名均决定先将燕道诚挖出器物又回填的那个坑，重新掘开看个究竟。

此时坑边溪水暴涨，林名均只好指挥工人将欲发掘的一段用泥石断塞，并将坑之两边掘开，使溪水改道经坑边流过。后借助燕氏田溪中所设龙骨车将水车干，慢慢寻找到当初发现遗物的原址开始发掘。

经发掘后，发现其为一长约7英尺﹑宽3英尺﹑深1英尺多的土坑，坑中旧藏遗物已全部被燕氏取去。林名均等“仅得玉圭之残块两片及残缺小石璧数件而已”。因当年器物被取出之后，为寻找金银珠宝，燕青保又在坑中向四周乱挖一气，使考古人员再看到这个坑时，就显得有些杂乱和不伦不类。尽管如此，原坑的轮廓还是能辨别出来。由于坑中受到严重破坏，整个坑壁已难觅到器物挤压停靠的痕迹，当年那些器物到底如何排列组合，也只有听燕氏父子的一面之词了。

面对这个已遭破坏的神秘的器物坑，葛维汉和林名均在此徘徊思考了很久，初步认定这个土坑是一座墓葬或者是一个祭祀坑。既然如此，像这样高规格的墓葬或祭祀坑就不是孤立的，它一定有相关配套的其他设施与器物。在这一学术理论指导下，葛维汉决定就土坑四周布网发掘，尽量搜寻与之相关联的遗迹遗物。

于是，若干年后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于1934年这个阳光明媚、油菜花遍地的春天正式拉开了序幕。

根据考察的情况，葛维汉与燕道诚做了一番交涉，决定先在燕氏当年挖掘的坑边开两道探沟，视发掘情形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发掘事宜由林名均具体指挥。关于此次发掘的详情，林名均在随后发表的考古报告中做了这样的叙述：

吾人预掘之工作地段，为小溪之左右两岸，惟溪南即紧接燕氏私宅，其人迷信风水，不允于其宅外发掘，乃就溪北葫豆田坝及溪底二处作为目标。于是先沿溪开一长四十尺广五尺之第一坑，经时四日，深达七尺。其地表面为近代之黑土层，平均深度约有三尺，其中所含陶片及破损陶器最为丰富，且有若干石器及其残块混入其间，吾人发掘所得，皆在此层之内。以其土层辨别为红色，故葛氏疑其为古代之一陶窑。再次则为未曾翻动之黏土层，带黄褐色，以探锄击洞视之，亦无遗物发现，知再掘无益于事，乃停止第一坑工作改掘溪底。

…………

由于此时川西平原匪患严重，再加上一批古董商人眼看自己的财路随着几个洋人的到来被封堵，于心不甘又颇不服气，便与地痞流氓勾结，四处散布流言，称月亮湾埋有古蜀国的开国之王——鳖灵王开金堂峡口的宝剑和他的坐骑等宝物，而县政府与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军政要员挟洋人以自重，并与洋人勾搭，出卖祖宗，将近千名驻军开赴月亮湾秘密挖宝。陶旅长的挖宝大军敞了蜀王的坟，得了宝剑和一匹镏金马，挖出了两口袋金珠玉器与十几棵摇钱树。而蜀王的坟一旦被挖开，月亮湾甚至整个中兴场和广汉的风水将遭到彻底的破坏，四方乡邻百姓即将大祸临头云云。

这一番蛊惑煽动，使原本文化程度低下，整日在巫术与魔法阴影中苦度时日的劳苦大众，由最初的嫉妒变为眼前的恐惧，由恐惧演变为对县政府与驻军的愤怒，再由愤怒的火星迅速燃起了仇恨的烈火。在烈火的燃烧中，劳苦大众怀揣着关乎自己生死存亡的恐惧，开始主动与各路地痞、流氓、土匪及大胆的刁民勾结，秘密成立了一个“广汉民团乡勇爱国护宝总指挥部”，开始与驻守的军队、团丁展开游击战。

在如此民怨沸腾、险象环生的境况下，发掘队被迫于3月26日撤出工地，整个发掘过程为短短的10天。关于这段有些出乎意料的发掘经过，林名均在他的报告中这样说道：“三月六日发掘工作开始，然附近无知乡民，竟妄造谣言，谓吾人掘有金马，时邻境匪风正炽，恐因此发生不测，且夜间必须步至八九里以外住宿，为避匪患，众皆为苦，故甫十日即行结束。”

此次发掘，在沟底和溪岸，共开探方108平方米，出土、采集了600多件器物，全部移赠华西大学博物馆保存。

揭开古蜀文明一角

1936年，葛维汉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六卷发表了历史上第一份广汉古蜀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最初报告》（APrelimiheHaion）。报告将月亮湾发掘出土的器物、纹饰与河南安阳殷墟、河南渑池仰韶村、奉天沙锅屯出土器物做了比较，大胆而科学地提出了“广汉文化”学说，并断定这一文化的时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则为周代初期，也就是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同时极富预见性地指出：

这次发现的器物，至少对研究古代东方文化的历史学者们提供了三种情况。第一，随葬器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俗。第二，玉、石器以及器物上的纹饰，颇能引起考古学家的兴趣。第三，出土的大量陶片，为研究四川古代陶器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们已经指出，那个令人瞩目的发现是在一个挖掘七英尺长、三英尺深的墓坑内出土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墓葬大小大致如此。玉刀、玉凿、玉剑、方玉以及玉璧等礼品，周代时均系死者的随葬品，玉珠也为死者的随葬物。如果我们假设它是古墓这个结论正确的话，我们认为在四川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的时期。

……目前的这些资料，也只能停留在暂时假设阶段，待将来找到更多的考古证据，以及广汉收藏品极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早期收藏品比较后，再来改变或确定结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是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其上限为金石并用时代。我们这次在四川广汉县遗址发现的玉器、随葬物和陶器系年代很早的标本。

葛维汉的报告发表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广汉月亮湾作为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进行命名和剖析，并较详细地论述了出土器物与这一遗址内在的文化联系，揭示了掩埋者的意图和秘密，将隐匿于历史深处虚无缥缈的古蜀文明掀开了一角。

广汉发掘的消息传到日本，令在革命低潮时期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兴奋不已。很快，林名均和葛维汉收到郭沫若由东京发来的信函，要求赠予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加以研究。郭当时正在做甲骨文研究，林、葛二人此前与郭有过几面之缘，接信后一一照办。郭收到后，于1934年7月9日回信向林名均、葛维汉表示谢忱，并畅谈他对“汉州遗址”的看法，信曰：

林名均先生：

很高兴接到你和葛维汉先生的信。谢谢你们的好意，送给我如此多的照片、图片以及戴先生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的文章，并且告诉我有关发掘的详细情况。你们真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我希望将来你们能取得更大的成绩，研究古代的遗迹和建筑、雕刻、坟墓和洞穴。这一工作将产生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我也希望今后会有一系列的发掘以探索四川史前史，包括民族、风俗以及它们与中国其他区相接触的历史。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很遗憾，我不能归国协助你们的发掘。

你们在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此外，汉州的陶器也是属于早期的类型。你们认为汉州遗址的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如果将来四川其他的地方尚有发掘，它们将显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区域，并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证据。

现在我很忙，就此搁笔。

祝你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沫若

1934年7月9日

就在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学人憋足了劲准备再次赴广汉月亮湾发掘并做进一步研究之时，震惊世界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在大炮呼啸、血肉横飞境况中，发掘工作被迫中断。后来随着形势不断变化，华西大学的洋教授一个个退出了历史舞台，先后情愿或不情愿地返回了自己的国家，发掘月亮湾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了。

自全面抗战起到1948年底，月亮湾经过了一场又一场激烈动**、翻云覆雨的发掘与劫掠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混乱中的广汉文化与月亮湾的考古发掘，又在硝烟散尽的中国西南地区，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姿态，开始了新一轮流淌奔腾。

1956年春，四川省文管会田野组，先后在涪江流域和温江专区做地下文物初查工作，其中温江专区的调查，由文管会的王家祐与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张甸潮主持。借此机会，王、张二人怀揣着一个尚有些朦胧的梦想再赴广汉月亮湾，在燕家院子四周做了较为详细的勘察。

上交宝物

当此之时，老秀才燕道诚已经作古，燕青保主持家政。来勘察的王家祐与张甸潮借住在县城文化馆一间平房里，要到月亮湾工作，来往需步行三十几里，交通和生活十分不便，每当遇到风雨天气，更是倍觉困难与艰苦。面对此情，燕青保主动邀请王家祐与张甸潮住进自己家中，二人推辞不过，便于几个风雨之日吃住于燕家。每到晚上，王家祐与年过六旬的燕青保对床而眠，长夜倾谈，一幕幕往事像流水一样从记忆深处淌出。二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过瘾，越谈越觉得相见恨晚，几个晚上下来，竟成了铁哥们儿，达到了无话不谈、心心相印的境地。

王家祐在交谈中得知，燕家仍有一部分精美玉器深藏不露，便主动做燕青保的工作，告诉他现在已经是新中国、新社会了，整个中国大陆地区已经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那些被压迫被奴役，整天在土里刨食的苦难深重的农民兄弟，已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新中国制定了专门的政策，凡一切出土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藏和倒卖。当年在月亮湾挖出的那批玉石器，如果继续匿藏不交就与新的国家法律相悖。

王家祐的一番话使燕青保幡然醒悟，决定从即日起，将家中所有的藏宝都掘出来如数交给新生的人民政府。

燕青保说到做到。第二天一大早，王家祐尚未起床，燕青保便借着黎明的光亮拿了铁锨来到猪圈。约半个时辰的工夫，便从猪圈的壕沟里挖出了一个石头做成的猪食槽。把槽的封盖打开，里面露出了深藏20多年之久的器物。

为了验证当年燕氏父子所挖玉石器，在中国存留的数量和保存情况，20世纪9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几家藏有“广汉玉器”的单位联系，对各自的藏品进行整理、鉴定。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几家单位所有收藏的玉石器加起来，真品仅为40余件，只相当于当年总数400多件的110。

再后来，四川方面又同台北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求其对院内收藏的“广汉玉器”进行鉴定并告知实情。台湾方面给予了全面配合，得到的结果是，只有2件玉璋属于真品，其他全部为赝品——也就是说，当年燕氏父子挖出的那批玉石器，90%已通过各种渠道流散到国外或佚失了，这个具有悲剧意味的结局，令知情者无不扼腕叹息。

1963年9月，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组成联合发掘队，来到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进行发掘。这是燕氏父子发现玉器坑34年以来，首次由中国人主持对三星堆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月亮湾遗址进行正式的科学发掘。此次具体的组织和指导者理所当然地归属于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时任省博物馆馆长兼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同时，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15名学生全部参加了此次发掘。

此次发掘共开掘12个探方和1条探沟，发现房屋3组，墓葬6座，陶片3万多片，出土了几百件玉石器﹑骨器﹑青铜器残片等极富研究价值的文物。同时，在3个探方的第二层中，分别发现了一些零星的青铜器残块、孔雀石、铜炼渣等遗物，并发现1块沿边附有铜炼渣的粗陶片。经考古人员初步推断，当是坩埚的残片，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炼炉的遗迹。按照原定计划，发掘于同年12月3日结束。

遗憾的是，后来省博物馆在迁址的过程中，由于内部混乱与人为毁坏，月亮湾发掘的器物被弄得七零八落。由四川大学考古教研室马继贤等师生费尽心血，历经一年整理出的极其珍贵的发掘资料，像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样，从此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