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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三星堆传奇（第4页）

发现青铜人头

岁月如梭，直到1980年，三星堆的考古发掘才再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80年至1986年，三星堆展开了多次田野考古发掘，每次都能取得丰硕的考古成果。考古发掘进一步证明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方圆6000平方米内，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遗址具有相同的特征，应是古蜀文化遗址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地下形成的16层文化堆积经14C测定，最早年代为距今4800年左右。根据这一数据，结合其他发现、发掘的文化特征，主持发掘的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遗址丰富的地层堆积可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5000年文明史的考古研究建立一个年代学体系，并成为古蜀文化断代分期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1986年7月18日上午，三星堆附近砖厂的几个民工在挖窑土的时候，偶然挖出了一把宽约20厘米、长约40厘米的玉刀，以及其他很多玉石器。

陈德安等考古人员火速赶往现场，发现挖出的器物除完整的玉戈、玉琮等，另有十几件玉器在挖掘与争抢中已被折断、捣碎后扔入坑边和四周的稻田，一时难辨是何种器物。另有一些明显经火烧过泛白的碎骨渣，散落于四周和土坑之中。

从土坑所揭露的痕迹初步观察判断，地表下面一定还有大量的器物和人骨。而如此精美的器物与骨渣同出，说明此处很可能是一处与遗址有关的大型贵族墓葬。如果真的是古代贵族大墓，并且与三星堆遗址有关，其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就不可估量了。陈德安立刻向上级做了汇报，得到明确指令“可以进行抢救性发掘”后，震惊世界的考古发掘大幕即将拉开。

当天下午，南兴镇组织当地各村民兵，与考古人员共同组成一支监护队伍，昼夜对现场看守保护。陈德安派人到镇上买来竹竿和凉席，在土坑上方搭起棚子，以防日晒雨淋对地下文物造成损失。

1986年7月19日，在中国西南部乃至整个长江中上游地区发掘史上，最为辉煌壮观的考古发掘开始了。

关于此次发掘的具体情形，许多年后，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考古专家陈德安回忆道：

首先在已暴露的部位布探方两个进行发掘，考古人员不顾夏日的酷暑，冒着蚊虫的叮咬，夜以继日地工作。大家用锄头、小手铲、竹签等，一点一点地挑，一遍一遍地刮，可谓名副其实的“刮地皮”。

7月23日，探方内文化层清理完毕，两探方已露出坑的边缘，坑内暴露出夯土。考古人员在距地表深60厘米至75厘米的黄色泥土中，刮出了一个长方形、具有三条道沟痕迹的五花土。黄色的生土和棕红、棕褐、浅黄、灰白相杂的五花夯土，以及文化层以下的原生土区，分界线十分明显，考古人员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摄影师江聪及时上高梯摄下了这个重要现场。绘图员立即绘制平面图，以期完整记录发掘过程，以便为日后研究提供详细的发掘资料。根据以上情况，考古人员初步推断这是一座规模颇大的“蜀王陵”。

考古人员非常激动，按照所暴露的五花土范围继续下挖。为避免地下文物招致损坏，考古人员只能改换小手铲和竹签一类的小工具发掘。由于地下的夯土是经过无数次夯打而成，又黏又硬，清理起来特别费劲儿，考古人员吃尽了苦头，个个手上都打起了血泡。

7月26日，坑内夯土大致清理完毕，当考古人员对夯土下方一层被焚烧的骨渣陆续清理时，一件件全身长满了绿锈的大型青铜龙虎尊、青铜盘、青铜器盖等具有商代前期风格的青铜器皿相继出土。面对新鲜、奇特、庞大的器物，所有在场的人情绪立刻高涨起来。刘光才等几个参加发掘的民工，亢奋加茫然地瞪大了眼睛高声叫嚷道：“下面肯定还有更好的东西，快挖，快挖，看看到底都有些啥！”说着便以冲锋陷阵的姿态欲把脚下的祭祀坑弄个天翻地覆。

在场的陈德安见状，忙上前阻拦道：“不要胡来，大家都要按程序一点点地挖，谁也不能犯神经，把事情搞砸了。”

陈的话音刚落，只见在坑内西部躬身伏首一直默默收集骨渣的另一外号“铜罐”的民工杨运洪，冷不丁地尖叫起来：“人头，人头，陈老师，我挖出了人头！”说着两手向外一扬，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这一声叫喊，几乎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打了个哆嗦。陈德安惊魂未定，火已在胸中腾地燃烧起来。他快步上前，想朝“铜罐”的屁股猛踹两脚，以示对其“扰乱军心”的惩罚。待来到近前，蓦然发现一个硕大的青铜人头倒放在一边。与此同时，众人“哗”地围了上来，看到了这一奇观。

“都不要动！”陈德安顾不得再用脚去教训“铜罐”，高喊一声，把右手向后一挥，先是做了个阻止的动作，然后和陈显丹等考古专业人员，蹲下身详细观察起来。

只见出土的这个青铜人头跟真人的头大小相等，头部为子母口形，蒜头鼻，高鼻梁，表情温和，慈祥端庄，眼睛中透着朝气蓬勃的神采，具有很强的写实艺术风格。可惜自颈部以下残损，由颈中看进去，整个头像内部中空，筒壁发现有残留的泥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范或内模。陈德安与其他考古专家等围着这具青铜人头经过画图、测量、拍照等一连串程序之后，怀揣惊喜与迷惑之情，小心地将其取出坑外。

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人头如同暗夜中前来报告消息的哨兵，预示着庞大的部队就在身后。根据这一启示，考古人员集中精力开始有针对性地发掘。接下来，一件又一件青铜人头像神话中的英雄豪杰一样，以不同的姿态和风貌相继破土而出。有的头戴平顶帽、脑壳之后拖着一根梳理整齐的独发辫；有的头戴双三角尖头盔，蒙着一个神秘的面罩，其形象看上去严肃威武，虎虎而有生气。

7月27日0点，由陈显丹、张文彦率领的一组发掘人员开始接班发掘。此时，蒸笼一样的酷暑渐已退去，薄薄的雾霭裹挟着淡淡的微凉在天地间飘散开来。浩瀚无垠的苍穹繁星密布，宽敞明亮的银河，横贯寰宇直通遥远的天际。弦月高挂，星光灿烂，天地分外清新辽阔。

凌晨2时多一点，发掘人员正各就各位用竹签一点一点地挑土，参加本组发掘的民工杨运洪突然发现有一个竹皮状的黄色物体在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他顿时来了精神，握紧手铲，顺着这根“竹皮”的延长方向用力剜动起来。过了一会儿，杨运洪发现眼前的黄色物体并不是刚才所想象的“竹皮”，而是一根金属物。

金腰带破土而出

这根金属物看上去有些像铜皮，但上面没有绿锈，也比以前所见到的青铜明亮光滑很多。因一时无法弄清这件物体的底细，杨运洪没有及时向带班的陈显丹汇报，只是照旧默不作声地继续铲挖。随着泥土不断铲除，黄色的物体越来越长，上面开始显露出雕刻的花纹，花纹的前方又显露出一尾栩栩如生的鲤鱼，紧接着一只鸟又露了出来，看样子这件物体还在不断延伸。

这一连串的景致，杨运洪觉得纳闷，心中暗自问着：“这是啥子东西，咋有这样的花花图？”在好奇与不解中他一时兴起，低吼一声：“我看你还能伸到成都去？”说罢，他挥动铁铲，三下五除二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截。正埋头操作的陈显丹听到杨运洪刚才那一声低吼，转过身轻轻问道：“‘铜罐’，看到啥了？”

经陈显丹这一问，杨运洪才猛地想起目前所从事的这份职业与挖泥烧瓦大为不同，遂以攻为守地回答道：“陈老师，我掘出了一根东西，不知是啥，上头还画着鱼和鸟。”

陈显丹听罢，大惊，急忙起身前来察看。只见一件如腰带宽的黄色物体，发着明晃晃的亮光，蛇一样伏在地上，弯弯曲曲有一米多长。物体的另一端仍插在泥土里，不知其形状与长度。从已显露出的部分看，这件物品是用纯金制成，不仅上面有花纹及鱼和鸟的图形，更重要的是，在延长部位还有人的头像。就考古学家而言，无论发现发掘出什么器物，对上面的文字和类似文字的符号，以及各种图像都极为看重，因为透过这些密码，更容易触摸到远古历史的脉搏，接近历史的真实，从而揭开历史烟尘中湮没日久的史事。多少年来，无数考古发掘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条铁律。可以想象，将这些神秘的图案刻在一根纯金的物体之上，这就意味着并非等闲之物，内中所蕴含的重大学术价值不可限量。

按陈显丹的想法，先故作满不在乎把这件器物埋起来，待拖到天亮再想法提取，比现在深更半夜挖出要安全得多。想不到此时所有的人都已围过来观看这件黄色物体。见陈显丹下令掩埋，有一民工不解地问道：“陈老师，这个东西这么黄，这么亮，是不是金子做的？”

陈显丹心里一惊，暗自说声“坏了，被这帮家伙识破了”，还是强行稳住有些慌乱的心，摇了摇头辩解道：“哪里是什么金子，一块普通的铜皮，这亮光都是灯光照出来的。”

“你说得不对，要是铜的为什么身上不长绿锈，是黄色的？其他的铜器都有锈，是绿色的。你是在骗人吧？”对方也学着陈显丹的样子摇了摇头，颇不服气地高声争辩起来。其他几位民工也凑上前来，跟着高声吵嚷道：“眼见为实嘛，这铜和金子还能分不出来？陈老师是在骗人，胡日鬼哩！”说着就要将这件器物强行拉出，验明正身。

一看这阵势，陈显丹冷不丁打了个寒战，一道凉气“嗖”地沿着脊背蹿到头顶。为掩饰刚才的慌乱，他抬腕看了看表，见指针正指向凌晨3点12分。此时，三星堆与月亮湾连片的原野，已是万赖俱寂，大雾弥漫，四方静得让人心中发毛，脊背发凉。考虑到此时整个工地既无军警保护，又无先进的通信设备与外界联系，为出土文物和考古人员的人身安全考虑，陈显丹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万一。

只见他微笑着对几位民工说：“这铜器长锈与不长锈的，是两种不同的金属物，你们要不信，叫陈德安老师来看看。”说罢，他对身旁的助手张文彦使了个眼色，大声道：“你去把陈德安老师叫来看一看，快去快回。”

年轻灵活的四川大学考古系学生、发掘队员张文彦，正为刚才的阵势暗暗捏着一把汗，听陈显丹如此一说，立即心领神会，说了个“好”字，跳出土坑，撒开双腿向考古人员驻地飞奔而去。

大约3分钟后，张文彦从驻地返回工地，不动声色地和陈显丹成掎角之势，站在了坑外另一处高坡上。又过了大约5分钟，陈德安率领几位考古人员和技工气喘吁吁地跑来了。陈显丹见援军已到，危机得以缓解，遂精神抖擞地带领陈德安等人仔细察看坑中的黄色物体。

根据显露的遗迹，“二陈”和其他考古人员当即认为，这件非同寻常的器物是用纯金制成的已无可置疑。从器物的长度和上面分布的图案推断，可能是古蜀王国某一位国王或高级贵族使用的一条金腰带。

鉴于这件器物的特殊性、神秘性和重要的学术价值，“二陈”认为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上级并请派武警保卫守护。

陈德安赴成都报告后，省考古所的赵殿增、朱秉璋、沈仲常，以及省文化厅和省文管会等几名业务干部，乘坐一辆面包车一路疾行赶到了三星堆发掘工地。此时，整个发掘现场已被公安、武警控制。

一切安排妥当，考古人员开始发掘“金腰带”。在一片惊愕与欢呼声中，“金腰带”闪着光芒破土而出。经测量，器身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

经仔细观察，发现原来推断的“金腰带”不正确，从残留的痕迹看，此物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一根木杖之上而成为一个整体。出土时内层木芯已朽，但尚存碳化木渣，可知内有木杖。因发现时金皮已被压扁变形，其长度、宽度都与现代人的腰带相似，故“二陈”等考古人员认为是蜀王的“金腰带”。实际上，这件器物是一柄金杖。

关于这根金杖的性质和用途，有的学者认为具有巫术性质，是一种法器，不是实用器。有的学者认为是图腾式的族徽标志。而几位发掘者认为是古代蜀国象征王权的权杖。因为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都用“九鼎”象征国家权力，古代蜀国则以金杖标志王权，金杖成为古蜀王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同时，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古代蜀国具有与中原同时期文化不同的来源与内涵。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商代最大、分量最重的金器，表示王权神授、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其工艺之精湛，内涵之精深，令人叹为观止。

在发现这根纯金权杖之前，世界考古学界、史学界、文艺界等，许多颇具权威的大佬曾有过定论，认为权杖这样的器物，从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用途判断，中国甚至整个远东地区都不可能存在。只有中东、近东和西方才有可能出现，或者说这种权杖只是古埃及法老和希腊神话中的万神之祖宙斯的专利品。然而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三星堆遗址，还是出土了象征王权与神权的金杖。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彻底地推翻了原有的那些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