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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共出土了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这些面具看上去奇特古怪，整个造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因而两坑的发掘主持人“二陈”在共同撰写的《发掘简报》中，最早把这批器物称为“青铜兽面”“纵目兽面像”“青铜纵目兽面像”等。这一提法公之于世后，很快受到了张明华、杜金鹏、高大伦等学者的质疑，并认为这些面具的形象压根就不是兽，而是活灵活现的人，应该称作“人面像”才合乎事实本身。这种面像的形式是从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徽、良渚文化的祖神徽演化而来并更加图案化和人形化的。著名考古学家杜金鹏还指出，良渚文化里的一件所谓“兽面纹”的上半部，原本就不是什么鬼兽，而是一个明显戴皇冠的人的形象。学者高大伦认为杜氏的这一说法更合乎历史的真实，并进一步补充说这种人面是从河姆渡“双鸟负阳图”演化而来。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因而为“二陈”最早所称的“兽面”变为“人面”，做了阶段性的、更加符合理性的诠释。

在这些人面像中，有的两个眼角向上翘起，如同竖眼一般；有的眼球向外高度突出，如同战场上的指挥员架上了现代化的俄罗斯高倍望远镜。如在二号坑发现的15件人面像中，均为半圆形，根据形态可分为3个型号，其中造型最神奇怪诞的就是那件被当作古蜀王“背椅”或“宝座”，并轰动一时的眼球向前突出16厘米的巨大青铜面具。

关于这件通高65厘米、面部至两耳尖宽138厘米的纵目面具的性质，有的学者开始把这件器物往已大体划定的历史框架中乱装猛塞，并根据《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的记载，认为这就是蜀人的始祖神——蚕丛的影像。文献记载中所谓的“纵目”，应是古代蜀人对自己祖先形象的追记，即采取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塑造的蚕丛纵目的图腾神像。这一形象，是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尚处于原始水平时期，对其祖先神化加工的生动写照，就犹如女娲造人以及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传说形象一样。

有学者根据《山海经》所谓天神烛龙“直目正乘”的记载，认为这件青铜纵目面像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古蜀始祖——蚕丛，而很可能就是《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的“烛龙”。这部古代地理名著，除记载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外，还保存了许多远古的神话传说。如在一段故事中这样说道：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西北方的钟山上有一条巨龙，它的身躯很长很长，一伸腰就能达到千里之外。它的样子很怪，浑身通红，虽是蛇身，却长着人的面孔，但眼睛不是横着长，而是竖立起来。

这个人面蛇身的怪物经年蜷伏在钟山脚下一动不动，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怎么呼吸。但只要它什么时候想起来呼吸，普天之下就会立即刮起飓风，搞得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弄不好还会像当今的原子弹爆炸一样，造成房倒屋塌、天崩地裂的恐怖局面。不仅如此，这家伙的眼睛又大又亮，一睁眼就能把天外的阴极之地全都照个通亮，这个时候的天外就变成了白天。待它一闭上眼睛，天外立刻又成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只要它吹口气，天外就立刻会变成狂风呼啸、冰雪漫天的寒冬。它只要轻轻地吸口气，天外又变成了炎炎似火、酷热难忍的夏天。真可谓达到了通天入地、偷天换日的神奇境界。由于它能像蜡烛一样发出光亮，人们便称它“烛龙”。又因为它能照亮天外阴极之地，所以又叫它“烛阴”。

烛龙的眼睛何以如此厉害？《山海经》说它“直目正乘”。“正乘”之意，语焉不详，历来颇多分歧，但对“直目”，大多数注家都赞成晋代学者郭璞的说法，即“目纵”之意。从“烛龙”的眼睛联想到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这件特大号青铜人面像，有的学者便开始颇为自信地认为，这就是烛龙“直目”的真实写照，也是三星堆遗址为什么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不少龙的形象的原因。如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左衽上的龙、青铜爬龙柱形器上的龙，以及青铜神树复原后上面那条长达3米多长的巨型盘龙等，都应与烛龙这个神物有关。

另据当代学者王兆乾等人的研究，认为神话传说中的火神、光明之神和南方之神祝融音读与烛龙相近，因而烛龙又可视为祝融。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十几件眼球突出的青铜人面像，既不是烛龙，也不可能是祝融，就是传说中的蚕丛及其部族的高级官员。

当然，考古人员还注意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和这个被称为蚕丛影像的蜀人老祖宗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鼻梁上装配有“龙”或“蛇”的青铜纵目人面具，此件器物堪称整个出土青铜器群中的绝品。这件面具宽78厘米，通高82。5厘米，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耳和眼采用嵌铸法铸造，角尺形的一双大耳朵向两侧充分展开。最奇特的是一双眼睛，呈柱状外突的眼球向前长伸约l0余厘米。鹰钩鼻子，大口微张，舌尖外露，下巴前伸。出土时尚见眼、眉描有黛色，口唇涂有朱砂的印痕，估计应是这个青铜家族的一位高级神灵。

由于这件文物在构思和制造过程中都被赋予了极其伟大的天才的想象力，使它在各类面具形象中异军突起，光芒四射。尤其是额上那道长长的直立的冠饰，犹如一道灿烂夺目的旗帜，壮美挺拔，迎风招展。只要站在它的面前，似能听到“哗哗”摆动的天籁般神圣高洁的声音。而那完美的造型设计以及精湛的制作工艺，又使这件器物显得威震四座，气盛八方，凛凛然有天神突降人间的神秘震撼之感。如此大胆狂放，具有穿越时空的丰富想象力的造型艺术，不只是在蜀地前所未见，即便是与中原乃至整个世界同期的青铜艺术相比也是闻所未闻，前所未见的。

举世无双的青铜巨人

三星堆出土文物修复后，曾在北京故宫搞过一次展览，布展人员特地将一件形体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安排在整个展厅的中央位置。

这件青铜立人像出土于二号器物坑的中层，身高122厘米、冠高10厘米，连座通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出土时从腰的下部断为两截，下层方座底部残损。经修复专家杨晓邬妙手回春的修复，基本保持了原貌。据陈德安等考古学家推断，此像铸造历史距今已有3000多年。如此巨大的青铜人像，在中国出土的商周器物中可谓前无古人，其精湛的铸造工艺，也为中国美术史和青铜冶铸史所罕见。这尊青铜立人像不仅填补了中国青铜文化在这方面的一项空白，而且就时间论，比古希腊的德尔菲御者铜像、宙斯或波塞冬铜像还要早四五百年以上。即使在古埃及等世界文明古国中，也从未发现时间如此久远、体量如此巨大的青铜人像。1972年，在意大利亚契市海湾发现了两尊希腊青铜武士像，使整个欧洲为之狂欢。14年后，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横空出世，使整个世界为之瞩目，并再度引起了全人类心灵的强烈震撼。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大的远古青铜人像，也是世界上同时期古文化遗存体积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罕见的绝品之一，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青铜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无法逾越的奇峰。

也有学者认为这一青铜大立人像，应是宗庙内祭祀先王及上帝特设的偶像，其作用是沟通天地、传达天神的旨意。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大立人像赴北京展出之前，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复现场，对这件刚刚修复完成的器物亲自做了考察后，对陪同的林向、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等三星堆的发掘者与研究者们曾这样说道：“大铜人站在祭坛上，大家都会推测他是一个神祇。但究竟是什么神祇，似乎难以琢磨。我看，如果把大铜人双手所持之物的原来面貌弄清楚，则神祇的属性就容易搞明白。这个铜立人双手皆握成圈状，握的方向又表示出所持为一长形物品。如做仔细观察，其双手所握之物的断面大体呈方形。在当时存在的物品中，只有琮的形态与这种情况最为符合。由此可推测，铜人双手原持一大琮，如为玉琮，则埋藏时可能取下而置于他处，如为仿玉木琮，则就会因腐朽而不存了。三代之时，礼天用璧，祭地用琮。铜立人既然手持大琮，当为祭地之神，可知大铜人本身也就具有地神的性质。”在这个推论的指导下，俞伟超建议发掘者和修复者一道，仔细查找玉琮的踪迹，以便确认这一推论的可能。遗憾的是直到所有的器物都修复完毕，也没有发现可以和这件青铜大立人相关联的玉琮出现。

通天神树

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共出土了8棵被称为神树的青铜器物，这些树有大有小，但均被砸烂并经火烧，大多残缺不全。最大型的被称为一号的神树，修复专家杨晓邬与他的助手们经过3年多呕心沥血的修复，总算比较完整地呈现于世人的面前。此树通高3。95米，整株树分为底座、树身、龙三部分。圆圈形的底座上有3个拱形的足如同树根状，主干之上有3层树枝，均弯曲下垂，树枝尖端有花朵果实，每一枝的枝头上都站立有一鸟，全树共9只鸟。树的顶端因为残缺，不知顶部的具体情况。但从残缺的顶部仍能看见有一个巨大的果实，推测树的顶部也应该有一只鸟站立，因为它的结构与其他枝头的结构在整体上相同。神树的主干外侧有一条身似绳索的残缺的青铜龙，由树冠沿着树杆蜿蜒而下，那弯曲的身子总长度达到了5米。龙身是用铜管扭成绳索状而成的，直径约18厘米，呈由天而降之势。整个形象看上去大气磅礴、雄壮威武。那高昂的龙头与扭曲的龙身，给人以腾云驾雾、自由流动于天地间之感。这棵神树是中国国内出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全世界范围内体量最大的青铜文物之一。

除排序为一号的大型神树外，那棵中型神树的下半部分保存得比较完整，只是上部已基本残断无存，仅有一根枝头上有鸟造型的树枝大致可以复原。树的底座呈山形状，应表示神树长在神山上，上面刻有太阳和云气纹。座圈的三面各铸有一方台，上面有跪坐人像，人像双手不知握有什么东西。估计此树原高度也应在2米以上。小神树共有4棵，但均因残缺太甚，无法修复了，不过从残件上可看出这些树的树干呈辫绳状，树座盘根错节，浑然一体，树枝端头造型应为人首鸟身像，有学者把它喻为人们常说的“连理枝”。

关于这大大小小的青铜树所体现的主题和用途，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铜树的修复之时，曾受四川方面的邀请到成都做了亲身观察，并对当地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据俞伟超云：三星堆祭祀坑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两棵大铜树和一个大型铜立人像。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形体高大，形象奇特，更在于其含义难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据初步推断，二者都应是当时土地崇拜的体现物。三星堆的早期蜀文化既然存在着很多商文化的因素，当时的蜀人同商人一样崇拜社树就成为很可能的事情。“社祀”是一种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古代的农业部落因为见到粮食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为了祈求农业丰收，所以普遍崇拜土地神，并把这种土地之神叫作“地母”。社树就是一种地母崇拜的体现物。当时的蜀人，既然已经以农业为生，当然会出现这种地母崇拜。况且以后的东汉时期，四川又是铜质摇钱树最流行的地区，这自然潜藏着一种历史文化的传统。如果把这几方面的情况结合在一起考虑，把三星堆大铜树推定为社树的模拟物，看来是问题不大的。

关于敖天照所说的扶桑与若木的提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史家郭沫若曾有过一番论述。当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青铜树的消息披露不久，就有一大批学者以老郭的这篇文章为底本，再次推断、论证青铜神树所牵涉的扶桑与若木等问题。不过如同古人所云，姜还是老的辣。就学术水平而言，后来者似乎都未超出当年老郭论述的范畴。

除郭沫若所说的扶桑之外，在古代还有“建木”与“若木”两种树的说法，并且与四川之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据传在“都广之野”这个地方，有一棵树名叫建木，此树有枝叶、花卉和果实，还有龙蛇等动物。它的位置恰好处在天地的正中央，即所谓“天地之中”。一些名叫“众帝”的神人通过这棵树上天下地，此树由此成了登天之梯。关于这个“都广”的具体位置，学术界大多认为就是现在的成都平原，或更大胆地说是广汉的三星堆一带。而传说中的若木，生长在建木的西边，和扶桑树一样，也是树枝上有10个太阳。那太阳的光华普照大地，大地万物在这光明的照耀下得以生长。

扶桑、若木、建木，这三棵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树到底代表着什么，它们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又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学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权力的魔杖

曾被误认为是“金腰带”而风靡一时的金杖自一号坑出土后，经清理、修复后，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从制作工艺看，系先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一根木杖而成。出土时金皮已被压扁变形，木杖因年代久远早已**然无存，只是金皮内尚存炭化的木渣，依此推测原来内里应有木杖。

这根金杖之所以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除了本身是用黄金做成的器物之外，最为珍贵和富有研究价值的是在杖的一端，有长46厘米的一段图案。这段图案经修复专家杨晓邬用特殊的化学药品清洗除污，极清晰地发现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另外两组图案相同，两只两头相向钩喙似鱼鹰的鸟，在展翅飞翔，背上各有一支射进鱼头的箭——对于这个图案，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表示箭贯穿了鸟身又射中了鱼头。再是认为那不是箭，应叫“穗形物”，并进而推测当时的农业已有了水稻种植。

四川学者屈小强在将这根金杖与中西亚文明做了对比后认为，以杖作为王权或神权的象征，虽然在古埃及文明、爱琴海诸文明以及西亚文明中是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却毕竟不合中华古文明的传统。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都用“九鼎”象征国家权力。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易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并有“楚子问鼎”“问鼎中原”一类的成语典故传世。而古代蜀国为什么不用鼎而是以金杖标志王权，并当作古蜀王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这可能是古蜀王族毕竟与中原华夏族关系较远（虽可能同属北蒙古利亚小种族），不是中原王朝的支裔或封侯的关系。因而，在政权象征问题上，便没有按中原方式去做。这个现象说明古蜀国具有与中原同时期的文化不同的来源与内涵。而权杖所反映出的异域文化因素，则有可能再次证明古蜀社会的对外开放程度，证明古蜀王族可能引进了古埃及文明、古西亚文明的某些政治制度，只是这些引进形式多于内容罢了。

屈小强的这一论断，学者刘少匆明确表示不敢苟同。刘氏认为屈小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中国人用杖，由来已久。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汉书·孔光传》中有“赐太师灵寿杖”的说法。古蜀人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而中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如《礼记·曲礼》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戏曲中，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虽是道具，长度就和三星堆所出金杖差不多。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种甚为复杂。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有。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价？既然可以表示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因此，用金杖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然，寺墩遗址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在形式和性质上都有区别。前者是方国的国君，后者是一个联合王国的君王，将金杖称为王杖，恐怕更为确切。同时可以认为，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但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但直到目前，尚无任何实物能证明鱼凫王朝的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金杖上的图案，第一组当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组、第三组，从顺序上看，是先鸟而后鱼。这种排列方式则很难解读成鱼凫，而应读成凫鱼才对，但历史上的蜀国又没有凫鱼这一名称的国王。所以，要说这根金杖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

关于刘少匆对鱼和鸟这两件图像所做的结论，有学者认为这是刘氏本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表现和明证，并表示这柄金杖上的图案毫无疑问就是鱼凫王的象征和整个族属的族徽的铁证。由此提醒刘少匆不要忽视或视而不见的是，在三星堆二号坑与金杖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青铜大鸟头。这件器物通高40。3厘米，头顶原似有冠饰。出土时，发现其钩喙口缝和眼珠周围皆涂朱砂，原本是一只彩色的雄鹰。鹰颈下端有三个圆孔，估计是做固定用的。从制造形式上看，有可能是神庙建筑上的饰件，也有可能是安装在什么物体之上作为仪仗用途的象征标志。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远古传说，作为远古时代图腾遗存及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之物，鸟与蜀人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几代蜀王直接以鸟为名，足证此点。而三星堆文物中众多的鸟形器物及纹饰图案，更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反映出古蜀先民的鸟崇拜观念。

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鸟头，其造型与鱼鹰（鱼凫）的造型十分接近，应是蜀王（鱼凫）的象征，也有蜀族的族名、徽号之意蕴。结合遗址出土数量巨大的鱼凫造型的勺把即鸟头勺把这种情况，并综合其他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最繁荣的时代属鱼凫王朝时期。如再联系到广袤的蜀文化分布区域内，大量出土鱼凫造型的勺把这种情况，可推测三星堆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的势力，已达到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范围。根据三星堆文化稍后时期的汉中平原出土、不乏带鱼凫造型意味的青铜器群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汉中平原一带是三星堆古蜀国的东北边界，当盛极一时的三星堆古蜀国突然消亡之后，鱼凫氏的一支就迁徙到了此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既然三星堆古城的前世今生已有了较为清晰的线索，那么，在古蜀人类历史上曾辉煌盖世的三星堆古城，又是如何走上毁灭之路的呢？

遗憾的是，古代文献没有点滴记载，专家学者只能根据考古发掘资料透露的点滴信息，谨小慎微地进行探索追寻，以希望有新的发现与突破。若按三星堆遗址主要发掘者陈显丹的观点，三星堆古城是毁于古蜀人参与周灭商的一次军事行动。

按陈氏的说法，从古文献中，可以看到古蜀人不仅与夏人发生争战，而且在商王朝统治时期也常与商人发生冲突。因此，在商王朝的甲骨文中留下了一些只言片语。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至迟在二里头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文化）时期，蜀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往。商、西周时期交往更为密切。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中，除金杖、金面罩、青铜头像、部分玉璋等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为商文化所不见外，其他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与玉璋等都和商王统治区域内出土的商代前期器物的形制、花纹基本一致。在祭祀礼仪上，蜀人用“燔燎”法可与殷墟甲骨卜辞中“燎祭”相印证。甲骨卜辞中的“至蜀”“征蜀”“伐蜀”所指的蜀，应就是川西平原的蜀。这个川西平原的蜀与商是仇敌，但与西北部的西岐是要好的盟友。

由此，陈显丹认为，西岐是周人的领地，当时周人也常与商人发生恶战，周、蜀自然成了朋友和盟军。因此，周武王在与商纣王的决战中特邀蜀军前往参加，蜀军答应后，迅速在预定的甲子日前赶到了集结地应是可能的。历史上著名的牧野决战前，周武王和他的弟弟周公统兵车300辆，勇士3000名，及西南盟军蜀、巴、庸、羌、微、卢、彭、濮等国的精锐之师，在牧野举行誓师大会。誓言说：我的朋友们，纣王的军队虽然很多，但天帝就站在你们的前面，你们必然会打胜的。你们不要害怕，但也不要掉以轻心，拿起你们的戈，举起你们的盾，勇往直前吧！誓毕，周武王率军与商王的17万大军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地进行了生死决战。

周朝的胜利，可以说主要依靠了四川境内几个方国的军队，特别是巴、蜀的军队功不可没。因此，当时的史官在《尚书·牧誓》中这样赞誉道：“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之师前歌后舞，令殷人倒戈。”

陈显丹结合文献《逸周书》推断出结论：“就在周与蜀等国联合灭掉商王朝之后，蜀国的厄运到来了。由于蜀军参战将士对胜利果实的分配不满，加上蜀王不愿受周武王的支配，两国之间便产生了新的矛盾。周王朝认为，商王朝虽已消灭，但蜀国却是一个强国，而又不肯臣服于周，将来必是一大隐患。因此，周武王在克商的第37天，突然派兵袭击蜀军。蜀军毫无准备，被周武王的军队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蜀王手下的霍侯、佚侯等主要将领和其他46名各级军官被生擒，损失车辆辎重达1000多辆，士兵死伤者无数，蜀军元气大伤。周朝自周厉王以后，由于朝野内外矛盾加剧，天下开始大乱。位于西南的蜀国首举反周大旗，并率先称王称帝，以至各国仿效，纷纷割据，自立为王。在楚、秦、晋、韩、赵、卫等国称王时，蜀又改王称帝，并东伐西征。一会儿与楚国交战，一会儿又与秦军对垒，乃至蜀王的江山，曾被楚国的开明氏所取代，直至若干年之后被秦所灭，成为华夏大国的一部分。”

针对陈显丹这一说法，四川大学教授林向明确指出，三星堆古城既不是毁于杜宇攻击的战火，亦不是终结于援周伐商的军事事件，而是毁于一场特大洪水的侵袭。据林向回忆，考古人员在现场发掘的某一天，四川省水利研究所的几名工程师特地来工地参观考察，当他们站在壕沟边听完林向的介绍后，面对发掘后特意留下作为研究之用的巨大“关键柱”久久审视不去。在这根“关键柱”的剖面上，可以看到整体为16层的文化堆积中，第7层是个明显的分界层，这是厚20厘米至50厘米的洪水淤泥层，顶面呈水平状，底面则随第8层的顶面形状而倾斜，呈凹凸不平状。发掘时，考古人员清楚地观察到这一淤泥层在壕沟及其周围存在，颜色为青黑色，纯净而几乎没有什么包含物，只是在底部发现过一柄长24厘米的柳叶形铜剑。在这一层之上，1层至6层分别是现代耕土层到东周层，下面的8层至16层。根据地层叠压与陶器形态分析，可分为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