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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蜀王本纪》外，另一部还基本完整地记载四川古代历史的文献著作，首推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在这部著作的《蜀志》部分中，常璩论述道：“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均称有关蜀国的开国领袖为蚕丛氏，只是活动的具体年代与地域没有明确记载，仅《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唐代卢求《成都记》也曾说过“蚕陵，即古蚕丛氏之国也”。两书所记蚕丛氏活动的地区大体相符，可见蚕丛氏主要活动在今茂汶一带。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茂汶一带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民族墓葬。这是一种被考古学家称为“石棺葬”的特殊墓葬。当地流传有羌人住居的传说，而同样流传着的还有在羌人未到来之前，该地居住着被称为“戈基”的居民。据称，他们的生理特征是“纵目”“有尾”。这些戈基人后被从北而来的羌人打败而迁走，留下了大量的“石棺葬”。这段史实反映在羌族最早的史诗《羌戈大战》和《嘎尔都》中。按照这两部史诗的说法，作为原生长在青海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羌人来到岷江河谷后，受到了先在此处定居的戈基人的驱赶与顽强抗击。为了争夺这块肥沃的地盘，并在此长久立稳脚跟，羌人与戈基人展开了争夺大战。

据《嘎尔都》这部史诗所说，当羌人战胜戈基人后，双方首领歃血为盟，保证今后互不侵犯，共同开发利用岷山河谷。从此两个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日后庞大的蜀山氏部落群和后来雄霸一方的古蜀王国。在今茂、汶一带有关石棺葬的传说，与上述史诗的内容基本相合，也与前引蚕丛氏“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的记载相合，蜀人来自羌人的演变并在岷山一带繁衍生息确有一些事实的影像可供观瞻，只是其年代难以考证。

当然，蚕丛氏并没有永久地在汶川一带生活，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谱记》有“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一语，已明确透露出后来的境况。只是作者未加以说明这个蚕丛国何以被破和被谁所破，从而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后世有的学者认为是被殷商王朝所破，有的说是为周武王所破，有的说是由于内乱被自己人所破，也就是说堡垒是从内部攻克的。但不管以何种原因，被哪家从内部还是外部所破，以蚕丛为领袖的方国曾遭遇过残酷的战争是可能的。正是由于这场血腥味颇浓的战争，蜀人被迫开始了大规模的流亡与迁徙。

按照《华阳国志》等史籍的说法，蜀族的首领自开国鼻祖——蚕丛之后，接下来是柏灌，再接下来是鱼凫。但这个鱼凫王好景不长，后来也同他的祖宗蚕丛一样，演出了一场国破族亡的悲剧。有关这场悲剧的原因亦有多种说法，就古籍记载而言，只是寥寥数语，可做如下排列：

《蜀王本纪》：“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

《华阳国志》：“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纪》：“（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

鱼凫国破之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有史家说鱼凫王是被从南边来的杜宇王率部所灭。有的说是在岷山河谷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鱼凫王率领部族在湔江与当地濮人不断发生战争，因“时蜀民稀少”，终于战濮人不过，被对方强行驱逐出境，便有了后世史家“得仙”“忽得仙道”“仙去”的记述。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鱼凫国破的根本原因，是与发倾国之兵参与周武王伐纣而遭到了周的暗算有关。这一问题历代学者争论了几千年仍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结论，不过对鱼凫国破这一事件还是公认的，既然鱼凫国破并已不再为王，那下一步就该轮到杜宇王粉墨登场了。

年年啼血动人悲

有关杜宇王的事迹，《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引《蜀王本纪》在叙述完鱼凫得道成仙之后，接着说道，“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为望帝，移居郫邑”。

《华阳国志》云：“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

其实，常璩弄出的那个所谓鱼凫王“忽得仙道”与杜宇帝“升西山隐焉”的故事，实际都是被迫移交政权，与“尧幽囚，舜野死”之说相似。现代研究表明，氏族公社时期的首领是由群众推选交替的，不一定是由本人主动择人授权，更没有父死子承的事。不过群众归心的人，必然是本氏族内的人，只有发展到几个氏族联合建成一个公社时才会有氏族交替的事情出现。可以想象的是，杜宇能教农，就会受大众拥戴，前酋长不能不退位。后来的开明能治水，又会受大众的拥戴，杜宇亦不能不退位，退位是他们必然的归宿，所以杜宇到了晚年便大权旁落了，只是在旁落之后，较前几位国王更加悲壮和令人怜悯罢了。

那么，杜宇的位子是如何被挤掉的呢，挤掉之后又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据《蜀王本纪》载：“望帝（杜宇）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

后世有学者解释，谓《蜀王本纪》文中之“尸”字，与殷墟甲骨卜辞中“尸方”之“尸”相同，与“夷”“人”音同字通，从而把故事中“死而复活”的神话色彩冲刷殆尽。很显然，这个叫鳖灵的人是怀揣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由楚国来到蜀地，并演绎出一连串精彩故事的。

关于鳖灵来自何处的问题，有些学者释荆为楚，但现在看来此“楚”不应当是楚族而是楚国，也就是说鳖灵是从楚国入蜀的。而他为何要由楚国入蜀，是否只身亡命入蜀等，又是后世学者试图解开的一个谜团。有学者根据鳖灵在当了蜀王之后，便自号为开明氏这一点推断，认为其不会是只身入蜀，必有家族若干人同来。来蜀的原因，最大可能是鳖灵随着政治野心的膨胀，策划指挥了一场政变，在这场政变中举邑叛楚。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楚国皇家军队的讨伐，鳖灵的叛乱同样不可避免地要以失败告终。在败局已定，或者在败局未定之前鳖灵就做好了潜逃的准备。大敌当前，鳖灵在做了种种伪装后，率族人躲过了楚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一路辗转到达蜀国。当时的蜀国之王，实际只掌管川西大平原的黄土丘陵地区。平原以外的山区部落，只是蜀国的附庸，只有经济联系，并非政治隶属。在这种情况下，鳖灵率族人到达蜀国后，先在今乐山市地面立稳脚跟，当渐渐解除了后顾之忧后，才到郫邑去晋见杜宇。这样说的证据是，《水经注》南安县云“县治青衣水会，襟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足见鳖灵当年不但率族奔蜀，而且还在今乐山市一带建成过蜀国的附属部落。当鳖灵来到郫邑之时，便抓住蜀国君臣面临的最紧迫也最头痛的水患问题，用楚人治理云梦泽之法游说杜宇。

就地理位置而言，当年杜宇所管辖的成都平原是个冲积、洪积平原，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平坦，坡降3%到5%的幅度。岷江上游每当春夏山洪暴发之际，自灌口汹涌冲出，弥漫整个平原地区，故地表堆积物不断增厚。东部一般厚30米，西部则厚达100米，最厚处300余米。现代考古学家在平原地区所发现的古文化遗存多在地表以下，正是这种原因所致。当年这种洪水四溢，到处奔泻的状况严重妨碍了居民们的生产与生活。鳖灵来自水灾频繁的江汉平原长江沿岸地区，此地的文化与较偏僻的蜀地相比，当更加发达和进步，这里的人通过不断对长江水系与云梦泽的治理，早已积累了丰富的防洪排涝经验。当鳖灵到达成都平原时，目睹了洪水之灾，而杜宇王朝又苦于无法治理。在这种情况下，鳖灵的适时来访，很容易被对方接纳并授权于他，使其率族并许调动部分蜀民治水。心怀阴谋和梦想的鳖灵巧借这一历史性契机，大显身手，在深山密林中“决玉山”以开沟通渠，使高地的洪水得以畅通并分流到大江大河之中。按《水经注·江水》所载：“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氏所凿也。”也就是说当年是鳖灵率人开渠引岷江水入沱江以达到分洪的目的，为了使沱江畅流，鳖灵再率部族与蜀人凿金堂峡，让更大规模的洪水得以宣泄，从而达到了“民得陆处”的可喜成果。

当治水成功、水患消除之后，国人的生产和生活都安定下来，鳖灵自然得到了人民大众的爱戴，成了功德昭著、威望兴隆、如日中天的英雄人物。相比之下，老蜀王杜宇则有些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里外不是人了。在这种强大落差和鲜明对比下，鳖灵取代杜宇已是大势所趋，只是选择什么时机和采取什么方式的问题了。于是，鳖灵在一帮幕僚和他老婆的紧密配合下，弄出了一个天下皆知的桃色事件。这一事件就是《蜀王本纪》记载的杜宇趁鳖灵外出治水之机，跟鳖灵的夫人行通奸之事。

其实，所谓杜宇这一“风流韵事”，在当时的华夏君臣父子之间实在是屡见不鲜，如把这种事情放到“西僻戎狄之国”的小邦之中，更是如同喝一碗凉开水那般平常。但由于此时国人从心理上已抛弃了老迈无用、腐败无能且面目丑陋的老男人杜宇，而像墙头上的乱草一样，随着疾风的吹来全部倒向了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新领袖鳖灵，老蜀王杜宇也就随之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境地了。国人的这种集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倒戈，正好落入了对方事先设好的圈套，从而引发了倒杜的热潮。于是在鳖灵的胁迫、群臣的劝诱以及天下百姓的叫骂、责难中，杜宇交出了蜀国最高的权力。从此，杜宇从豪华的王宫中突然蒸发，仓皇出逃到野外的深山密林，躲在一个密室里，当起了亡国之君。而鳖灵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蜀国的政治舞台，成了新一代领导人，开始了新一轮治国安邦的伟大事业。

杜宇流亡之后，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越来越觉得自己受了冤枉和速转移到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方面上来。他亲自统率他的儿子和部族将士南征北战，东伐西讨，很快打拼出一块比杜宇时代辽阔几倍的疆域，并将周边各部族更紧密地联合到以自己为中心的蜀国阵营中来。到了春秋战国交会的时代，蜀国已是雄踞西南的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了。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其疆域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的辽阔局面。

据《华阳国志》载：鳖灵渐老之后，不能再亲自统兵征战，便把军权授予自己的儿子卢帝，令其继续展开对周边国家的攻伐。为了从强秦手中夺取更多的地盘，卢帝按照老子的愿望，率领蜀国大军出师北伐，并一度创造了司马迁所记载的“攻秦至雍”的辉煌战果。

雍在今陕西凤翔，是当时秦国的首都。蜀国在杜宇时代虽然取得了“以褒斜为前门”的势力，但毕竟还没有跨过秦岭。而此时的秦国正是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在位，综合国力处在急剧上升阶段，出现了“并国三千，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大好局面。就是这样一个处于强势进攻姿态下的秦国，竟被开明氏率领的蜀军一气攻到了都城，蜀势之强劲也就不难窥知了。正是凭着这样的气势与实力，开明王朝最终奠定了“据有巴蜀之地”的大国地位，并在战国初年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与在西北部崛起的强秦保持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又相互制衡的关系。《华阳国志》曾曰：“周显王之世（公元前386年—公元前321年），蜀王有褒、汉之地。”这说明开明二世的地盘已到了汉中接近咸阳了，蜀国的鼎盛气象由此可见。

这种英勇豪迈、气吞山河的气象延续到开明十二世时，整个蜀国已看不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盛景，而是一派江河日下、风雨飘摇的颓败之象了。相反的是，北部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实力迅速增长，已成为地方数千里、带甲百万众的头等强国。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下，秦国君臣滋生了**平天下、统一宇内的野心，从而不断向外扩张。就当时的情形论，经济、文化已经高度发展的中原固然是诸国争夺的焦点，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巴蜀同样也是秦国要铲平的对象。于是秦国君臣制定了一方面东击三晋，另一方面图谋汉中、兼并巴蜀的战略决策。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蜀王非但不痛改前非，亡羊补牢，采取应对补救措施，以挽救大厦之倾斜，挽狂澜于既倒，反而搞得朝廷上下内讧不断，鸡飞狗跳，四方百姓怨声载道，甚至揭竿而起，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蜀国的灭亡已成不可逆转的潮流了。

随着蜀王越来越贪恋酒色，倒行逆施，以及朝廷内外乱象纷纭、政局动**的加剧，许多“灾异”之说也跟着在朝野内外蔓延开来。据《华阳国志》载：开明十二世时，武都出现了一个由男人变成的女人，既美丽又妖艳，其实是山精变来的，蜀王便将其纳为后妃。或许因为这“人妖”有着男人和女人都缺少的万种风情，末代蜀王将三千宠爱集于她一身，对其百般迷恋，以至她死后还要为其大张旗鼓地做个纪念碑式的形象工程以作永久怀念。

周显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47年），蜀王派使者朝秦，秦惠王为达到彻底灭亡蜀国的目的，利用蜀王贪图美色和金钱的弱点，用计引蜀王落入自己的圈套，让其为秦国入侵军队开道，终使蜀国覆亡。关于这个圈套的具体情形，《水经·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记载：“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

这个离奇的故事当然不可能是历史的真相，但后人会从这“春秋笔法”的记载中看到一个历史真相的轮廓。这个轮廓显示的是秦人用计从蜀人那里得到了伐蜀的必经之路这一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既然石牛道的情报已被虎视眈眈的秦人所掌控，处于优势地位并呈战略进攻姿态的秦军伐蜀已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剩下的问题就是寻找师出有名的借口和最佳的进攻时日了。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统领大军开始沿石牛道一路往南，杀气腾腾地向蜀地扑来。此次征伐的目的正如秦国重臣司马错、田真黄等臣僚所言：“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供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这就是说，伐蜀不仅可以得到巴蜀地区富饶的物资、充足的人力，而且还可以取得一块东向伐楚的重要基地。这一高瞻远瞩、避实就虚的策略，为秦惠王所赏识，并终于做出了南下伐蜀的具有重大历史战略意义的决定。

蜀王派五丁力士所开的石牛道，由今陕西勉县西南越七盘岭进入川境，至今广元朝天驿入嘉陵江河谷，是历代由汉中入蜀的主要交通大道。面对秦国大兵突至，蜀王得知消息后仓促下令应战，并亲自率兵在葭萌（治今广元市老昭化城）迎击。想不到两军初一交手，蜀军大败，丢盔弃甲退至武阳（治今彭山），蜀王在溃败中被秦军所杀（《蜀王本纪》作获之）。蜀的丞相、太傅和太子都败死于白鹿山（今彭州市北30公里）。

据司马迁的记载，“冬十月，蜀平。贬蜀王更号为侯”。灭蜀之后，“（张）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

后来的史实证明，司马错等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蜀国灭亡，出现了“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而轻诸侯”“秦并六国，自蜀始”的政治战略格局。

秦统一巴蜀之后，初立巴、蜀二郡，后分巴、蜀二郡再置汉中郡，共3郡3l县。自此，北至秦岭，东至奉节，南至黔涪，西至青衣，包括今阿坝、甘南、凉山等州部分，以及鄂西北在内的广阔地区，都置于秦的郡县制度统治之下。继之，秦国的制度政令逐步推行到巴蜀地区，促使青铜时代的古蜀文明，逐步融汇于铁器时代的中国文明之中。

旧的古蜀王国死去了，一个新的大一统时代到来了。

是人头还是兽面

既然古蜀的历史已有了一个雾中楼阁般、隐隐约约的转承组合系统，下一步就要看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是否与这段历史和这个系统相匹配。也就是说，这些文物与古蜀历史上的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为王的时代有无内在的关联。如果没有，当作别论；如果有，属于哪个时代，相互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何对号入座，并找到自己的最佳搭档等。

1987年5月26日，经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复专家杨晓邬等人的共同努力，对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器物进行了清理和修复工作。按照四川方面的规定，此次修复的器物主要是受到社会各界特别关注的青铜大立人像、大面具、纵目人面像、青铜人头像以及尊、金杖等器物。通过各方修复专家的密切配合与通力合作，修复进展顺利，在4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保存较好的主要文物，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