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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以其神奇而辉煌的古代文明令世人瞠目，如今，又一个堪与三星堆遗址并驾齐驱的“金沙遗址”在成都西郊现身惊世。4月4日，记者从有关方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此发掘出土1000多件极其珍贵的玉器、金器、青铜器、象牙器、石器等，其中有属“国宝”级的文物数件。会后，记者在发掘现场看到，200多名考古人员与民工正在紧张发掘。据介绍，现共布探方50多个，发掘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目前的发掘工作仅是冰山一角……

随着这一消息的公布，金沙遗址立即进入世人的视野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人们以极大的热情与好奇将目光投向成都平原以及那个被称作金沙的城郊一角。遥想当年，三星堆遗址初露峥嵘，特别是1986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与一大批青铜器的横空出世，在震惊寰宇的同时，也让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又大伤脑筋。成都平原突然出现的这批如此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究竟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这个文明为何到了商代晚期在毫无历史迹象和记载的情境中突然断裂消亡？消亡之后它的孑遗又去了哪里……诸如此类的种种谜团，使无数专家学者于困惑之中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探讨热潮。在为期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论争中，尽管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猜测、不同的论证不断抛出，但参与论争的所有专家、学者都曾近乎一致地预言：“三星堆文明在商代晚期因某种外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突然断裂消亡之后，他的孑遗如同在滔滔洪水中漂流而去的诺亚方舟，永远地离开了成都平原，再也没有回来。这个辉煌盖世的文明可谓是孤峰独立，一骑绝尘，整个成都平原甚至长江流域再也没有与其相匹敌的古代文明了……”

意想不到的是，随着金沙遗址地下宝匣的突然打开，此前各路专家的一系列论证、预言、神话甚至胡话相继宣告破灭，一件件鲜活的出土文物以叮当作响、清脆震耳的铁证，昭示着三星堆文明在突然消亡之后，并没有从蜀地这块热土上蒸发，而是从广汉悄然迁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继续维系和延续着这一文化血脉，并以其独特的**和更具魅力的文化气象迎来了古蜀文明第二个奇峰。面对金沙遗址这座突兀而起、诡谲奇异的文化昆仑，凡参与考察的专家学者们在大感惊讶与惊叹的同时，不得不开始重新思索一个无法绕开的命题——三星堆文明是如何兴起与消亡的，它和金沙文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内在联系？金沙文明真的是三星堆文明的孑遗吗？

太阳神鸟再现人间

随着金沙遗址被发现的消息公布，考古人员对此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发掘，遗址的文化内涵以及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也越来越清晰明了，林向等考古学家的预言与推断，在一点点地得到证实。

自2001年下半年开始，成都市考古所的考古人员，又对出土玉石器、铜器、象牙等器物的地点进行了普遍调查。与此同时，考古队还集中精力，对遗址范围内的摸底河南侧金沙村一带进行了文物勘探与考古发掘，并对摸底河北侧的黄忠村、龙咀村周围，及沿河地带进行了大规模考古钻探、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2003年9月，考古人员进行文物勘探的工地达66个，共分布探沟1700余条，钻孔5000余个，布置5米×5米的探方2200余个，发现各类遗迹单位近3000个，商周时期文化堆积面积近35万平方米。基本弄清了遗址的大型建筑基址区、祭祀区、一般居住区、墓地等几大功能分布区，对遗址的性质、时代等也有了较清晰的了解。发掘钻探可知，整个金沙遗址面积达到了5平方公里以上。

从考古人员勘探和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可知，金沙遗址有着严格的布局结构。遗址的东部是宗教仪式活动区，遗址的中南部是居住活动场所，遗址的中部则是居住区和墓地，遗址的北部，是先后进行过两次大规模发掘的黄忠遗址，其主体遗存的时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据考古人员推断应是金沙遗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发掘成果表明，遗址内文化现象极其丰富，共发现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近千座。其中有10余座房址长度在20米以上，最大的一座六号房址长度为54。8米，面积达到了500多平方米。这些大型的建筑布局都遵循一定的规律。据考古人员分析可能属于同一组建筑，而这组建筑极有可能就是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无独有偶的是，这一地区的位置分布与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和内城宫殿区的分布格局完全一致。发掘人员由此推断，这可能是一处与三星堆遗址性质相同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区域，是三星堆古城毁弃之后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数量来看，可谓数目众多，种类丰富。已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骨器、漆器等3000多件，另外有数以万计的陶器和陶片。其中仅出土的金器就高达90余件，器物种类有金面具、金冠带、蛙形金箔、太阳神鸟金箔、鸟首鱼身金箔、金喇叭形器、金盒形器、鱼形金饰及大量金器残片等。在这些出土物中，以金冠带、太阳神鸟金饰、金面具最具特色和文化价值，器物制作工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堪称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之作。

最引人注目的金冠带为一圆圈形，直径约59厘米、宽约4厘米、厚0。02厘米。此器物表面錾刻四组图案，以其中的一人面纹为中心，分布两侧的图案完全对称。每组图案由一鸟、一鱼、一箭和人头图案组成，纹饰构图简洁，主要使用錾刻技术，间或采用了刻划工艺。考古人员发现，金带上的图案和錾刻工艺与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的图案几乎完全相同，因而可进一步说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关系极其密切，属于一个连续的文化系统。

为此，成都市文物考古所所长王毅通过研究对比后，曾明确对外宣称：“这条金冠带不是一般的装饰物，它肯定是当时此地最高统治者戴在头上，象征着特殊权力和地位的装饰物。金冠带上的花纹也不是普通的图纹，而是这个民族或统治阶层的特殊徽记，具有特殊含义，并非一般人可以使用，这种花纹在其他的考古发掘中极少发现。金冠带上的鱼、鸟纹饰与三星堆遗址最高权力的象征──金杖的图纹惊人相似，这几乎可以肯定金沙遗址的主人与三星堆的统治者一样，同属于蜀王，而不是隶属于三星堆统治者的藩王。而两种文化也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并且两个遗址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尽管具体联系的情况一时尚难以确定，但可以初步推断这个遗址的主人肯定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之一，与三星堆的统治者地位相当。”

至于这条堪称绝品的金冠带出土的具体情形，据当时发掘的考古人员张擎事后回忆说：“金冠带的出土使我们激动不已，但也让我们深感后怕，因为这条金冠带出自雨水管道的回填土中。要知道这些回填土是挖掘机从沟中挖出，又堆放在人来人往的露天地方，待管道修好后，再由人工进行回填夯筑，我们就是从杂乱的回填土中发现了它。现在想来，这件宝物没有在中间的流动过程中被不法分子趁火打劫，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斯言甚是。

遗址内出土的另一件堪称神品的金器——太阳神鸟金箔，器身为圆形薄片，空心部分是图案，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仅0。02厘米，重20克。从外形上看，与现代剪纸工艺制出的物品极为相似。据器物的发掘者朱章义、张擎等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中心镂空的圆形代表太阳，其外侧12道弧形代表太阳的光芒，整个器体形象地表现了运行中的太阳特征。在器物外缘与12道太阳光芒之间又镂空出4只飞鸟，鸟的形制相同，均引颈伸腿，首足相接，张开的喙微微下钩，逆时针同向飞行。中心的太阳及光芒和周边的4只鸟，共同组成了一个圆形的极具动感的图案，因而又被称为“四鸟绕日”图。其构思新颖，极富现代气息，在商周时期出土的文物中属于极其罕见的神品，达到了同时期工艺技术的顶峰。2005年8月17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采用成都金沙“四鸟绕日”金饰图案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关于这件器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学术界基本倾向于“太阳崇拜”说。远古时期的人类对太阳的东起西落，还没有像现代人这样具有科学认识。他们看到能在天空中飞翔的只有鸟，因此认为太阳的东起西落，是鸟背负着在天空中飞行，而且由一只鸟来背负着又大又热的太阳飞来飞去，一定感到很累，所以想象中应有多只鸟轮换着背负才比较合理，于是便有了白天和黑夜。《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木，其叶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通过这个记载可知这件器物表明了古蜀人对太阳的认识和崇拜。

金沙——大时代的终结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均为小型器物，大多不能独立成器。据考古人员分析判断，应是大型铜器的附件。而在发掘中发现的少量铜尊圈足残片和大型铜异形器残片，则暗示着在未来的发掘中极有可能出土大型青铜器。此次出土的器物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牛首形饰、铜戈等。其中青铜立人像高约20厘米，重641克。人体立于座上，头戴有13道光芒的太阳帽，长辫及腰，脸形瘦弱，两耳有穿孔，双手握于胸前，手腕上戴一铜饰物，腰系带，内插一物。其造型特征与人物形象和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极其相似，这一鲜明特征再度反映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在文化脉络上惊人的一致性。

除金器与青铜器外，金沙遗址出土玉器1000余件，这在所有出土文物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器类有玉琮、玉璧形器、玉璋、玉戈等，尤以十节玉琮、玉璋、玉人面等最有代表性。这批玉器表面色泽艳丽，呈现出红、紫、褐、黑、白等多种颜色，极富层次变化，打磨极其细腻规整，表面异常光洁，堪称玉器中的极品。令考古人员格外注意的是，有几件玉琮在出土时，射孔中均填满了沙子。在太阳的光照下，沙子金光闪闪，异常明亮。考古人员联想到“金沙”的得名或许就是由于古河道中有沙金的缘故吧。

最令发掘者难以忘怀的是2001年2月12日上午。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考古人员张擎手拿微型摄像机正在聚精会神地拍摄发掘人员从散土中清理翻查出来的文物。9时30分左右，一位技工突然喊道：“来，来，快来这里拍一下，我发现了一件宝贝呢！”张闻声立即赶过去，只见这位技工手拿一件东西，正轻轻抹着上面的泥土。仔细一打量，原来是一件青色的大号玉琮。张擎见状大惊，急忙对正在现场检查工作的成都市考古所所长王毅喊道：“王所长，快过来，不得了了，这里发现宝贝了！”王毅闻听急奔而来，从技工手中小心翼翼地接过玉琮一看，脸上立即露出惊喜之色。他捧在手中一边观察一边情不自禁地说道：“旷世珍品，旷世珍品啊！”赞叹声中，众考古人员纷纷围了上来，共同目睹了这件宝器的旷世风采。

只见这件青色的玉器为十节玉琮，高约22厘米，重1358克。青色，上下共分十节，外方内圆，上大下小。玉器上共雕刻出40个神人面，每一个人面均雕刻出冠饰、眼睛和嘴，冠饰和嘴上还雕刻有比发丝还细的微雕。这件器物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琮十分相似，但也有一定的不同之处。从整体上看，良渚玉琮有粗犷之感，一般内壁较为粗糙，打磨不精，而这件玉琮却精雕细刻，内壁打磨十分光滑，看上去比较内敛。特别令考古人员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著名的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而金沙遗址则是位于长江上游的一个商周时期遗址，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异达1500年到2000年，在地理位置上也相隔数千公里。如此大的时间、距离之差，其中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颇令人费解。据王毅、朱章义、张擎等考古人员后来考证，这件器物的制作者可能不是金沙遗址的古蜀人，而是良渚文化的先民。也就是说，这件器物在商周时期已经是一件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文物了。至于这件器物是如何历经1000多年而保存下来，又是如何辗转数千公里而流传到成都平原，并经古蜀人之手埋藏于金沙遗址之中，则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同三星堆遗址有所差别的是，在发现大量精美玉器的同时，金沙遗址还发现了近700件形态各异、用途不同的石器，品种主要有璋、璧、虎、蛇、龟、跪坐人像等。据发掘人员研究，这些器物大多已不具有实用性，而与祭祀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跪坐人像和动物形石刻圆雕作品，造型优美，栩栩如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较早、制作最为精美并和祭祀活动有关联的石雕艺术品。其中几件跪坐人像，高15厘米至25厘米不等，总体形象是头发中分，长辫及腰，双手反缚并有绳索捆绑。两耳穿孔，嘴部和眼眶涂抹鲜艳的朱砂，如同现代女性一样吊耳环、涂口红，表情各异。

据分析推断可能是奴隶或战俘的象征。令考古人员大感兴趣的是，这几件跪坐人像均出土于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并和玉器、铜器等一起出土，说明它们同样是作为祭品被埋于地下的。这一祭祀的形式，又可说明成都平原已具有了高度的文化和文明程度。而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商周王朝的王和贵族们杀人祭祀还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在甲骨文中有很多的记载，考古发掘中也发现大量的实物，二者的文化差异如此之大，是学术界在此之前所未曾想到的。

就整个金沙遗址的发掘而言，除发现各种大小不一的器物外，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远古时代的建筑遗存，其中在位于摸底河北岸的黄忠村“三和花园”工地内，一次性发现了17座大型房屋建筑基址。房址均为木（竹）骨泥墙式建筑，多数为长方形排房。这些排房在建造时，一般是先开挖墙基，再做其他各部件的安置，墙体多采用木骨泥墙或加立柱的方法。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晚期破坏比较严重，发掘时墙体和地面均已不存，仅有墙基槽和柱洞尚依稀可辨。

那些被埋在黄土之下数米，开口都在第5文化层之下的6座房址，布局较有规律，均为大型排房建筑，虽然因发掘场地限制，有3座房址未能发掘完毕，但可以肯定这6座房址为同时规划和修建的一组建筑。

这一组建筑基址的发掘总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是西南地区所发现的最大的一组建筑群。从几十年的考古情况看，以木骨泥墙为主体的宫殿式建筑基址在西南地区极少发现，据发掘者推断，这种成组的大型排房建筑绝非一般平民所能拥有，只有古蜀国最高统治阶层才有能力组织人力、物力来修建这一工程浩大的建筑物。结合金沙村出土的大量同时期祭祀用品和专用祭祀场所分析，这一组建筑基址很可能是金沙遗址的中心宫殿区，也就是当年古蜀国的国王临朝听政、发号施令，以及群臣朝议的国之地。

九歌

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的进展，三星堆遗址与出土文物也更加引起世界性关注。

2003年5月10日，新华社对外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金沙江再次震惊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川省规模最大的一次科学考古发掘──金沙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再次取得突破性进展，3000多件珍贵金器、玉器、石器、青铜器、象牙器和数以万件陶器、陶片的出土震惊了社会各界。该区域占地200亩的地下，已探明有数万平方米的文化遗存堆积，神秘的金沙遗址的地下分布情况正逐步明朗。

据考古专家称，金沙遗址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据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古蜀国统治者在成都附近的活动从原来认为的2500多年，向前推进到3000多年之前。

另据可靠消息，由于金沙遗址近期不断地有惊世发现，已引起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极大关注，国家文物局近日已决定将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部门已决定重新投入经费启动已停止几年的三星堆遗址的勘察与发掘，并对原出土的文物进行全面修复和展出。金沙遗址的发掘和保护也将按照三星堆工作站的模式，在此处建立长期的考古工作站和兴建一座大型遗址博物馆。

或许，这是一个自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发掘以来，向外界传递的一个最令人振奋，也是最自然和正常的信号。这标志着几十年来，在与文物相关各方经历了如此多的风霜雨雪、明争暗斗的角逐拼杀之后，一段非正常的悲怆苍凉的历史有可能宣告终结，从而在法制规范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走上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理性、祥和、自然的坦途，但愿这一美好的愿望能在新的世纪光照中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