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002（第2页）

由《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可知，至少有21种真正优秀的中国乐器失传了。这本书上说古代有一种特别大的鼓，叫“咎鼓”，在演奏大型音乐作品时应用，特别气派与提神，至于这种鼓到底是什么样子，众说纷纭，难以窥其真面目。古代文献《周礼》谓“鼓长寻有四尺”。寻乃古代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寻有四尺，当为一丈二尺。如此宽大的鼓实在是神奇得很。有人认为这么大的鼓实在不可思议，它是用什么皮做成的，如何敲击？有研究者认为，很可能此鼓就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建鼓，鼓面本身并不大，只是立柱之类的东西加长罢了。

摆放在中室南部的4件鼓，分别为建鼓、扁鼓、悬鼓。而以南半部靠东壁处以单柱竖立的建鼓最为庞大耀眼，摆放的位置也最为重要，可惜发掘时由于考古人员的疏忽大意，没有及时用支撑物支撑，致使鼓柱因水的下落而折断，成为一大憾事。

对于建鼓的敲击方法，考古人员通过曾侯乙墓西室木棺中出土的鸳鸯漆盒找到了答案。这个后来轰动世界的漆盒，腹部除绘有一幅撞钟图外，在另一面还有一幅击鼓舞蹈图，当中以一兽为座，上竖一建鼓，一旁绘一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乐师，双手各持一鼓槌，正在轮番击鼓。另一旁绘一高大武士头顶高冠，腰佩宝剑，身着广袖，随着鼓声正在翩翩起舞。画师寥寥数笔，击鼓者的形象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一幅图画，为建鼓乃乐器之一和敲击方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图6-13鸳鸯形盒上的钟磬乐舞图，此图以朱漆绘于鸳鸯形盒腹部左侧，画面中钟磬悬于一对兽形柱的钟磬架上，旁绘一乐师握棒撞钟，生动地反映出当年宫廷钟磬乐舞的生动场面。这一图像为我们研究当年编钟，尤其是下层大钟演奏用具及方法做了明确的提示

图6-14鸳鸯形盒左侧腹部描绘的撞钟击磬图

图6-15鸳鸯形盒右侧腹部描绘的击鼓舞蹈图

与建鼓同出的十弦琴、五弦琴、排箫和篪等乐器，由于历史的某种原因，久已失传，现代人类只能在历史典籍上见到它们的名字，有的甚至连名字都被遗忘了，更不要说其形状和曲调了。

在当今乐坛，当说到排箫的时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洋的排箫，有好多排箫的音乐带，流行于世界各国并被音乐发烧友喜爱。西洋的排箫还有个别名儿叫潘管（pandeanpipe），又称“绪任克斯”（syrinx）。据希腊神话说，这个“潘”是个牧神，长着一个羊的脑袋，两只山羊腿，还有两只山羊的犄角，搭配不协调，丑陋难看。就是这样一个丑八怪也在**情梦，它暗恋上了河神的女儿绪任克斯，但美丽的姑娘并不喜欢既无德无才又无耻的“三无”人员小潘，恋爱自然无果。想不到这个小潘一看软的不行，索性摆出无耻的嘴脸动起硬来，并以猎狗逐兔的战略战术，对这位女神采取了强硬行动。女神绪任克斯一看小潘疯狂地向自己扑来，撒腿就跑，小潘在后边紧追不放，眼看就要被追上了，女神的父亲河神发现后前往搭救。他喊了一声，念了一个咒语，绪任克斯立刻进入河中变成了一丛芦苇。按老河神的想法，我的女儿都变成一丛芦苇了，你还追什么，追上又能怎么样呢？应该放弃邪念，不再妄为了吧。想不到小潘是个心狠手辣的无赖仔，他冲入河中恨恨地把芦苇折断，上得岸来，又把一根根的芦苇用绳子系在一起，一共七根，有长有短，这样就有了七个音符的一个排箫。小潘拿着排箫迎风跑到奥林匹亚山上吹起来，排箫发出了嘤嘤嗡嗡的声音，似是绪任克斯的呼唤和低泣。这个故事，是在说小潘终究还是占有了女神绪任克斯，显然带有强悍、霸道与掳掠的味道。后来潘管流传开来，欧洲及南美均有此乐器，罗马尼亚及匈牙利民间尤为流行，形制不一，从最早的七管发展至二十余管，其音色独特，音量变化不大，适于演奏抒情乐曲。

中国的排箫历史比西洋人的排箫历史要悠久得多。相传黄帝命伶伦作乐律，编竹制作排箫以来，这一乐器就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占据了重要位置。虽然石、陶、金属等都可作制排箫的材料，但音质最纯正的还要数竹制品。古今中外的排箫大多数为竹制品，而中国是世界竹类植物发源地，素有“世界竹子之乡”“竹子王国”的美誉。全世界竹类植物约70多属1200多种，中国占50多属900多种。中国至今仍是世界竹类植物最大分布中心，竹子种植面积、产量及竹文化都居世界首位，这也为制作排箫提供了丰富材料，因而中国的排箫也有一个别名，叫比竹。

图6-16墓中出土的竹排箫，通长22。5厘米，宽11。7厘米，厚1厘米

比竹之名，除了自身材料由竹构成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排箫小的由十六支组成，大的二十三支，这样一个规模和形制就比西洋排箫音域大得多，声音也好听得多。从外形看，比竹就是说好多竹子像兄弟一样站在一块儿，亲切交谈。这个情调给人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和谐感觉，比潘管的寓意强多了。可没想到，小潘制出的那个含有复仇加掳掠味道的潘管倒是遍地开花，中国讲求“和为贵”的排箫却失传了。后人只能从一些历史典籍中去寻觅它的踪影，揣测它的相貌。屈原《九歌·湘君》曰：“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此篇为祭祀湘水男神湘君的颂歌。屈原在另一篇《湘夫人》中所赞颂的湘夫人，同为湘水之神，在楚人心目中，与湘君是一对配偶，故两篇颂歌多对唱的词句，描述了他们相互爱慕思恋的故事，抒发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赴会而怨慕神伤的感情。旧说或谓湘君即舜，湘夫人即舜之二妃娥皇、女英，是因舜死于苍梧的传说而附会。

屈原在歌中所咏的“参差”，即别号比竹的排箫，因其形状如凤鸟的翅膀参差不齐，故又名参差，成语“参差不齐”就来自这种乐器的意象。但“参差”究竟有何所指，形若何，音如何？汉代石刻、魏晋造像甚至隋唐壁画中尚能见其形，但难闻其声，再往后则是形迹难觅，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曾侯乙墓排箫的出土，使世人终于看到了它本来的面目。两件排箫，正是由参差不齐的13根竹管并列缠缚而成，在未脱水的情况下，其中一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发音，可以听出不是按十二律及其顺序编列，由之构成的音列至少已是六声音阶结构。这种形制的排箫和古壁画、石雕中所见形象一致，并与今天仍在东欧舞台上演奏的排箫相同。中国先秦编管乐器如排箫者有称为“籁”，至今罗马尼亚的排箫名“nay”可能与此不无关系，或者东欧的排箫正是由中国传播过去的。就在曾侯乙墓发掘两年后，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又出土了一件石排箫，形制与曾侯乙墓出土的竹排箫完全相同，再一次证明了先秦排箫的形制，廓清了历史迷雾。当世人听到两千多年前的实物吹奏出的乐音，见多识广的音乐界专家如黄翔鹏者亦称赞为“人间的奇迹”。

绝响

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琴，《史记·乐书》里曾经提道：“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通礼纂》也提道：“尧使无勾作琴五弦。”这个五弦琴恐怕比瑶琴失传还要早，曾侯乙墓发掘前，世人并不知五弦琴是什么样子，发掘之后，学术界对其定名仍有不同看法。

从出土实物看，器为木质，形若长棒，首段近方，尾段近圆，全长115厘米，出土时弦已朽烂无存，琴身首起长52厘米为一狭长形内空的音箱，周身以黑漆为底，底板、侧板均以朱、黄两色描以精细缛丽的彩绘。有专家认为这件乐器与文献记载中先秦一种名叫“筑”的乐器相仿，应该称为“筑”。《说文解字》注：“筑，以竹（击之成）曲，五弦之乐也。从竹，从巩。巩，持之也。竹亦声。”在曾侯乙墓发掘之前的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通体髹黑漆的器物，此器长31。3厘米，形如四棱长方木棒，首部的蘑菇形柱上，还残存缠绕着的弦丝。首尾两端各嵌一横排竹钉，能张五条弦。此为何物？在发掘现场的考古学如睹天外之物，不辨牛马，没有一人能说出它的名字，更不知其从哪里来，最后到了何处。因而在编写的《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中，避而不谈，编写者眼中视同没有或者只是一块拿不上台面的烂木头而已。许久之后，有音乐学家根据这座墓葬随葬品清单的记载，认为是一件久已失传而又极其宝贵的古代乐器——筑。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黑地彩绘棺上，发现一只怪兽在弹击一件乐器，所绘之器与出土的筑形状相同。至此，当年参与发掘的考古人员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怪兽所击的东西就是筑。

筑在战国、秦汉时期是非常有名的乐器。秦汉古籍中有很多关于它的记载。《史记·刺客列传》载，当荆轲受燕太子丹之命，怀揣地图与匕首赴秦国欲搞刺杀秦王的恐怖活动时，燕太子丹与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祖，是一种祭奠路神的仪式，古人出远门时常有这种仪式，以图平安顺利。变徵之声，是指变换音调。古代乐律分为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调，大致相当于今之CDEFGAB七调。变徵，即F调。此调韵味苍凉，悲惋凄切。羽声，相当于今之A调，韵味激昂慷慨，令人热血奔涌，具有极强的蛊惑力与煽情效果。

荆轲抵秦国，刺杀秦王事败被剁成肉饼，燕太子丹与他的国家随之招来了身死国亡之祸，燕王喜被掳。

《史记》载：“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又说：“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huò）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这个故事在司马迁笔下可谓一波三折，离奇诡异，险象环生，犹如一篇惊悚小说，令人读之头皮发麻，心惊肉跳。想不到当荆轲的一帮狐朋狗友在秦王朝强大压力下四散逃亡之时，高渐离却化装打扮，遥身一变成了宋子之庸保，也就是今河北省赵县东北一大户人家的仆佣。一连串的因缘际遇，使高渐离阴差阳错地当上了秦始皇的私人乐手，且在被人认出的险境中免于一死却又被熏瞎了眼睛。读史至此，真为高氏之不幸而痛切扼腕，怅然太息。同时也可看到筑作为一种乐器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和流行，其身份地位如此之高贵，可谓在百乐中独树一帜，备受帝王将相与贵族士大夫宠爱，否则秦始皇不会冒生命危险专门听仇敌高渐离为其击筑作歌。当然，高氏击筑的技艺之超群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只是这对昔日的冤家相聚，最终演绎了一场令世人不忍闻见的人生悲剧。

秦亡之后，作为乐器的筑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烽火硝烟而消失，汉代人对击筑的爱好程度有增无减。汉高祖刘邦统兵于淮北战场击败叛乱的劲敌英布后回到故乡，在召集父老乡亲的盛大宴会上，以复杂的心境亲自击筑，令青壮年与他一起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载，高祖的姬妾戚夫人也是一位击筑高手，刘邦常令戚夫人击筑，自己唱歌，每次演奏完毕，总是泪水涟涟，难以自制。

汉之后，筑作为一种乐器渐渐没落并终于失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说因为筑失传太久，它是什么形制，什么构造，如何演奏，后人都不知道，就连它是几根弦也不知道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筑与曾侯乙墓出土之筑形状相同，但有些专家认为曾墓出土的这种乐器形体狭长，岳山低矮，不便“以竹击之”，因而认为不是筑。经此反对，曾侯乙墓发掘报告的撰写者也就不敢轻言定名，按这种乐器上面张有五弦，且又近属琴类，暂且以“五弦琴”而名之。悲夫！

脸上涂着血污的人

青铜重器和各种乐器全部放入墓室后，接着进行的一项最牵动人心的活动，就是如何将21名女人作为陪葬品装殓入棺，抬入墓坑为主人殉葬。

曾侯乙墓发掘后，谭维四、舒之梅曾撰文对这一事件进行过如下论述：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古往今来的一切剥削阶级其共同的本性，就是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擂鼓墩一号墓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这座墓主人是曾侯乙，即曾国一名叫乙的君主，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的封建头子。墓内放置的几千件随葬器物，都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封建统治阶级不仅生前占有享用，死后还要带进坟墓，充分暴露出他们的骄奢**逸和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更有甚者是用人殉葬，这座墓殉葬了二十一人，经科学工作者对其骨架的研究鉴定，全是女性青少年，年龄最大者约二十五岁，最小者仅十三岁左右。

人殉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于殷商、西周奴隶社会，当时一个奴隶主死了，往往要杀殉或生殉（活埋）奴隶几十人，多者达数百人，殉者不是身首异处就是颈上戴有枷锁，身上缠有绳索。擂鼓墩一号墓的二十一名殉葬者骨骼齐全，未见刀砍斧伤痕迹，而且还都有一具彩绘木棺，内有木梳、木篦、玉环之类的少量随葬品。结合有关文献推测，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些殉者很可能是采用“赐死”的办法，即用欺骗手段迫使她们为墓主人殉葬的。从形式上看，这种殉葬方式似乎较殷商、西周时代文明一点，但本质上其对殉者的压迫之惨，并没有两样。

上述规模庞大的墓坑和木椁，几千件随葬器物，二十一具无辜殉者的累累白骨，都是对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泪控诉，是我们向人民群众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阶级教育的生动教材。

透过文献记载，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殉葬，谓之“人殉”。这一现象在古代的许多地方都曾存在过，尤以亚洲为重，埃及、西亚两河流域、印度、日本和中国皆然。至于这种制度的形成是人种使然，还是社会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史家说法不一，争论也一直没有平息，但作为这一酷烈的事实却是铁板钉钉，毋庸置疑的。

中国的人殉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典籍多有记载。《左传·成公二年》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正义引郑玄注：“杀人以卫死者曰殉，言殉环其左右也。”《墨子·节葬下》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又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

田野考古发掘的事实让世人看到，宋文公“始用殉”的记载并不可靠，这种恶习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公元前20世纪左右）和齐家文化（公元前17世纪左右）时期就已出现。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永靖秦魏家遗址的齐家文化氏族公共墓地中都曾发现女子为男子殉葬的合葬墓，考古学界公认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杀妻（妾）殉葬墓。

那么殉葬的女人或男人是以怎样的方式从死而作为祭品埋葬的呢？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杀后整体埋葬或肢解后埋葬，有的被活活饿毙，有的被强迫上吊自杀，其方式多种多样，惨不忍睹，令人闻之心寒。抛开氏族群落的殉葬不谈，仅以发掘证实的夏商周三代及其之后的各个朝代，大体可以看出古代中国殉葬制度残忍酷烈的一个轮廓。

1957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在已发掘的灰层和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人殉墓葬数百座，人骨或身首异处，或双手被缚，或一手反折背后，或两手上举过头。另有一些零星的人头和肢骨，想是被刀砍或活埋。据发掘人员分析，这些惨遭杀害之人，应当就是奴隶。1955年，郑州商城在考古发掘中始见殉葬坑和殉葬墓，在一个编号为171的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具人骨，又有一个人头及两只腿骨。人骨双手反绑，手指骨、手臂骨和脚趾骨全被砍掉。此举令发掘者发出了“奴隶主对奴隶们的杀害，就是如此的残忍”的感叹。

殷墟1001号大墓，虽遭多次盗掘破坏，但仍然在墓底、墓道等处发现杀人殉葬者共达225人之多。据推测，整个墓内殉葬的奴隶可能有三四百人。考古人员通过细致的观察研究，推断出当时杀殉的步骤是：当墓坑墓道填土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奴隶们就被双手背绑，一队一队按顺序被牵到墓道之中，面向墓坑，并肩东西成排跪下。刽子手从一头到另一头，按序砍杀。被杀者倏忽间人头落地，肢体向前扑倒，成为俯身，随之为填土所埋。填土一至二层后，再按原样杀殉一些奴隶填埋。如此循环，直至砍杀到一定数量为止。经骨骸鉴定，被杀的奴隶多数都未成年，一般在十几岁左右，有的只有几岁，更小的连天灵盖都还没有长满。较之1001号大墓，发掘时，殷墟其他各墓破坏得更加厉害，但无一例外都有人殉。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如1550号大墓，中心腰坑殉葬一人一狗，墓室四角四个小墓坑，各殉葬一人，北墓道口，又殉葬十具一排的人头骨数列，共计残存殉葬的奴隶有几十人至上百人之多。从现场情形看，这些殉葬的奴隶，多数身首砍断，有的只有肢体，有的只有头颅，有的双手背缚，有的抱手蜷腿，有的张口歪头，悲惨之状不忍目睹。在殷墟大墓区东部，考古人员揭露附属小墓1242个，多有殉人，估计总数达2000。

图6-17商代统治阶级用奴隶做人牲的场景

在殷墟小屯北地，靠洹河的弯曲部位，是商王朝举行祭祀的地方，从考古揭露的25个土坑看，共祭用62只羊、74只狗、97个人。用作祭祀的奴隶年龄不等，小孩为完整躯体，成人皆被杀头。杀头后，人骨呈俯身状，头与颈完全脱离。有的被砍头后留有下腭，有的脊椎骨上还带有腭骨和颈骨。有的呈仰身状，头部仅被砍去上部，下部还连在颈上。被砍的地方，有的在鼻部，有的在眉际，刀砍的痕迹，还清楚可见。对于此种情形的出现，考古人员做过各种研究和猜测，有的认为可能是刽子手偷懒耍滑或者太不把这些奴隶的生死放在眼里，如同砍杀一条狗一样随便。有的认为是在砍头的一刹那，出于本能反应，奴隶的头发生了颤动，刀走偏锋，从鼻子处掠过。在刽子手或主持祭祀的贵族看来，反正被杀者已是脑浆迸裂，扑地而亡，也就不再计较是从颈上还是颈下开刀了。据参加发掘的考古人员胡厚宣说，小屯殷王的宫殿宗庙地区，截至20世纪70年代已发现人祭738人，倘若把残墓复原，数量将有千人以上。如果把其他各地的商代遗址人殉人祭的发掘数目加以统计，确切的人数达到3684人。除殷墟之外，其他商代墓葬也发现人殉现象，如河北藁城台西商代前期的一号墓，“在西阶上殉葬未成年女子一人，两腿相交，两臂上屈，似是捆绑所致”。这个姿势，显系是被活埋而形成。假如这些考古发掘的墓葬在此前不被破坏的话，殉葬者可能多达四五千人。这个数字仅是由田野考古工作者地下发掘所见，至于从甲骨文字所见殷代人祭的情况，将大大超过此数，更加令人惊骇。对此，作为考古学家兼甲骨学者的胡厚宣曾专门著文做过说明：截至20世纪70年代初，在已发现的甲骨文里有关人祭，以殷代武丁（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在位的时期为最多。在所见1006条卜辞中，祭用9021人；另有531条未记人数，一次用人最多的是500个奴仆，这里所说的仆就是奴隶。武丁之后，祭用人最多的是廪辛、康丁、武乙、文丁计有卜辞688条，祭用3205人，另有444条未记人数，一次用人最多的是200人。

对这一说法，胡厚宣表示赞同，卜辞的意思是以闲牢把千人与千牛一道关起来，以备他日举行祭祀时挑选牺牲之用。这些奴隶最终被杀掉是肯定的，但不是卜辞记载的一次性人头落地，就如同树上的柿子，有的要一两个月，有的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落下。这些成千上万用作祭祀牺牲的奴隶，有男有女，有臣有妾，有姬有婢。被关者或被押赴断头台者，或戴枷锁，或双手背缚，或用手勒发，或以绳引牵。或焚烧，或土埋，或割裂，或用手扼制。或被剁成肉酱，盛在豆中，或用钻镟，取其脑浆，或杀人而以其血祭，或斫伐而取其头颅。有的奴隶头被砍下，随着喷出的淋淋鲜血一同被掩埋，直到几千年后发掘时，斑斑血迹仍清晰可见。真可谓“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从卜辞上看，有刻画奴隶的象形字，像被击仆倒，刨坑活埋，张口呼号，做竭力挣扎之状。也有的被砍下头后，还要在头骨上刻以铭辞。胡厚宣说，这些卜辞中的人祭，与地下考古发现互相印证，结果完全相符。种种凄惨形象，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当年鲁迅先生曾言：“我尚来是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但是他们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记念刘和珍君》）此话虽说的是鲁迅那个时代的中国当局和当局豢养下披着警察外衣的鹰犬，但读罢此语，似乎又让人回到了遥远的商代和商代的人殉现场。或许鲁迅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吧。

商代如此，作为承接了夏商两代道统的周代，人殉制度又是如何呢？《西京杂记》卷六记载：“幽王（周幽王）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拔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藉，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周幽王是西周最后一位天子，也就是宠爱褒姒而不惜以烽火戏弄诸侯，最终导致失国的那一个臭皮囊。最后一位尚且如此，前面的君王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由此可推知整个西周的殉葬尤为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