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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改变世界的T型车 除了汽车福特什么都不懂（第2页）

1914年，福特推出了每周40小时、每天8小时工作制，并将平均日薪提高1倍到了5美元，人们往往以为这是管理上的革命性举措。事实上，这是为降低超高员工流失率（会带来极大浪费）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因为在1913年福特的员工流失率高到了惊人的370%。与此同时，福特公司又建立了臭名昭著的“社会部”，雇用了200名调查员调查员工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卫生、宗教、个人理财、娱乐习惯和道德情况。福特的员工大部分是移民，在某段时期，有23的雇员来自国外。福特真诚地希望帮他们过上更健康、更满意的生活，所以他的社会干预倒也不完全是件糟糕的事情。然而，亨利·福特的行事风格没有不糟糕的地方，而且社会部绝对有几分极权主义色彩。福特的员工被勒令打扫居所、齐整草坪、睡美式床铺、提高储蓄、规范**，放弃一切福特调查员眼里“有违良好生活或道德品质”的坏习惯。想要在公司内部获得晋升的外国工人必须上公民课和语言课。

必须提及的是，福特还雇用了大量残障人，包括一个没有手的人，4个没有或缺了腿或脚的人，4个盲人，37个听障人，60个当时备受歧视的癫痫症患者。他又雇用了400~600名有前科的人。福特还聘用男性黑人——尽管他们几乎总是被指派干最热、最脏、最累的工作。在1927年，黑人妇女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就业岗位的。

自从福特成功后，这份功劳的所有者就一直是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许多人认为，真正的幕后功臣是福特的加拿大合伙人詹姆斯·卡曾斯（Jamess）。卡曾斯初入职场时是煤矿文员，但很早就加入了福特公司，并表现出了非凡的经商天赋。卡曾斯设计并管理福特公司的财务、销售、分销网络和广告。亨利·福特几乎只负责生产。按这种观点，亨利·福特赋予了公司名字与精神，卡曾斯则让它发展成为全球巨头。

福特和卡曾斯频繁争吵，有时还吵得互相记仇，公司的成功更恶化了事态。福特开始埋怨卡曾斯索要15万美元的薪水，等他算出这为公司制造的每一辆汽车增加了50美分成本之后，就更怨念不断。他认为卡曾斯不值这笔钱，干脆赶走了卡曾斯。1915年，卡曾斯卖光了公司股份，进入政界最终当上了密歇根州的参议员，因攻击安德鲁·梅隆偏向富人的政策出了名。很多人认为这一点很讽刺，因为卡曾斯据信是国会里最有钱的人。

卡曾斯的离开立刻引发了各界的担忧。“人们感觉，尽管福特是个了不起的机械师，但却不太像个商人。”1926年，福特公司的内部人士E。G。皮普（E。G。Pipp）写道，“许多人都担忧卡曾斯走后公司会变成什么样。”但事实并不尽然，没了卡曾斯福特公司仍照常运营。虽然它的确逐渐走向了衰落，但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卡曾斯离开所致没人说得出来。可以确定的是，福特公司所有真正的创新都出现在卡曾斯在的时候。在他离开以后，福特公司再没有出现任何具有持久影响的事情——至少，直至1927年夏天时是这样。即便有些事情具有持久的影响，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全然的成功。

到20世纪20年代末，16的美国人拥有汽车，几乎是每家一辆。许多人愈加感到汽车成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RebertLynd）和海伦·林德（HelentLynd）夫妇二人在研究中间阶层的经典著作《米德尔敦》（Middletown，1929年出版）中惊讶地指出，在一座寻常小镇（其实是印第安纳州的曼西）拥有汽车的人竟然比拥有浴缸的人更多。问其原因，一位女士干脆地回答：“因为我们不能开着浴缸进城。”

遗憾的是，美国人喜欢的汽车不再只是福特生产的了。其他厂商也开始提供质量好品质佳的汽车。通用汽车公司将速度表、减震器都作为标准配置，而福特公司却迟迟不予提供。通用还生产从基本款的雪佛兰到最高级的凯迪拉克一整系列的汽车，以此迎合各种口味。凯迪拉克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一款高档车，它在曼哈顿租了一间展示厅，广告上写着：“此车不售，也不讨论售车事宜。”参观者可以满怀仰慕地观看最新车型，但必须去其他地方才能进行不登大雅之堂的讨价还价。

在小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Sloan，Jr。）的积极带领下，通用汽车不断设计、完善车型，增加新的颜色和功能，激发顾客的兴趣和兴奋感。到20世纪20年代末，通用汽车公司逐渐完善了“车型每年一换”的做法。尽管从实质上看这么做并无必要，但它却是非常有效的营销工具。新成立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也迎头赶上，它的前身是马克斯维尔汽车公司（MaxwellMotorpany），后因活力十足的负责人沃尔特·克莱斯勒改了名。20世纪20年代末，克莱斯勒的业绩非常好，老板甚至有能力建造一座宏伟的纪念碑——他修起了77层高的克莱斯勒大厦。建成后是世界第一高楼，但并未维持多久。11个月后帝国大厦取而代之。

这一切结合到一起，让福特看起来愈发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福特最后一个真正的好年景是1923年。从那以后再到1926年年底，公司的总产量减少了40万辆。同一时期雪佛兰的产量却增加了几乎相同数量——雪佛兰由威廉姆·努森（WilliamKnudsen）设计，努森此前曾是福特的优秀工程师，但被亨利专制的管理方法逼得投入了通用汽车的怀抱。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亨利·福特却越来越着迷于其他不那么紧急的事务了。他此时正着迷于为农产品寻找工业用途，对所谓大豆的无限适应性尤其用心。他穿大豆纤维制成的西装，制造几乎全部采用大豆蛋白质塑料和其他材料制成的实验车型。这款车从未投入生产，因为它会发臭。他使用各种各样的豆制品在晚宴上款待宾客，用传记作家格雷格·格兰丁（GregGrandin）的话说就是：“大豆奶酪菠萝圈，大豆奶油配大豆面包，大豆酥皮苹果派，大豆烘焙咖啡，再加上豆奶冰激凌。”福特非常钦佩自己大豆研发部门的负责人埃德塞尔·拉迪曼（EdselRuddiman），连自己唯一的孩子都取了与他同样的名字。

为了宣传个人信仰，福特买下奄奄一息的周报《迪尔伯恩独立报》（Dearbor），并将之变成了一本大众杂志。杂志很快就因为内容乏味、观点偏颇出了名。因为福特把它放在一些空余的厂房印刷，有人不无诙谐地称之为“拖拉机厂生产出来的最佳周刊”。福特对杂志大加干涉，他曾想用流水线来出版杂志。不像传统出版物那样，杂志每篇文章都有单独的作者，他想让文章顺着一种“编辑流水线”行进。专家团队里的每一个人分别为具体段落撰稿，然后把文章传下去。一个写手提供事实，一个写手提供段子，另一个写手提供道德指引等。最终有人说服福特打消了此念头，但他仍在其他领域指手画脚，使得《迪尔伯恩独立报》始终糟糕得可怕。他在这本杂志上一年亏损了几十万美元，要不是他强迫汽车经销商把杂志卖给买车的顾客还会亏损更多钱——虽说没有几个顾客真心想要阅读像萨默维尔·斯托里（A。M。SomervilleStory）这样籍籍无名的作者所写的《我见过的著名法国人》（FamousFrenIhaveMet），或者福特高管所撰的《美国海运业必须由商业企业创办，而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TheAmeriMertMaribyBusierpriseaSubsidys）等长文章。

《迪尔伯恩独立报》（I）经常对全世界的犹太人进行恶意攻击，也愈加借此出名。它控诉犹太人操纵股市，图谋颠覆基督教，以好莱坞为宣传工具为犹太人谋利，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向大众推广爵士乐，它称爵士乐是“白痴音乐”，鼓励女性穿短裙着丝袜，操盘了1919年的职棒世界大赛等。行文准确从不是这本杂志的强项。就在1921年，它发表了一篇名为“犹太人怎样让棒球蒙羞”的文章，把红袜队的哈里·弗雷齐误称为犹太人，对他大加嘲笑。其实，弗雷齐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友。

这些文章大部分收录在所谓的“国际犹太人”特刊里，很受德国纳粹的青睐，转载了不下29次。亨利·福特跟阿道夫·希特勒惺惺相惜，是唯一声称自己欣赏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的美国人。据说希特勒曾把福特的照片镶了框，挂在家里的墙上。

福特的反犹太主义似乎是他的一个怪癖。一方面，他似乎对事不对人。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他并不反对具体的犹太人。他挺乐意地把工厂的设计交到阿尔贝特·卡恩（AlbertKahn）手里，卡恩是流亡犹太人，跟福特有35年的良好合作关系。福特的老朋友、老邻居犹太拉比利奥·富兰克林（LeoFranklin）因为《迪尔伯恩独立报》上的一些言论跟福特绝了交，福特大惑不解。“怎么回事，富兰克林博士？”他诚恳地问，“我们之间难道有了什么误会？”

福特的反犹情绪其实来自一种信念：一个藏在暗处的犹太人集团试图统治世界。这种信念是怎么来的，其源头成谜。“我相信，如果让福特先生站在证人席上，他恐怕也说不出来自己是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要反对犹太人。”《迪尔伯恩独立报》的首席编辑埃德温·皮普（EdwinPipp）说。皮普不愿刊登福特喜欢的那类文章，没多久就辞了职。

讽刺的是，此刻正是人身攻击让福特陷入了麻烦。《迪尔伯恩独立报》在唠叨咆哮期间诋毁了一位名叫阿龙·萨皮罗（AaronSapiro）的律师，说他参与了“一个由犹太银行家、律师、广告机构和农产品采购员组成的团伙”，欺骗美国农民以蓄谋控制美国小麦市场。萨皮罗提起诽谤诉讼，要求赔偿100万美元。1927年上半年的颇长时间里，此案为福特罩上了一层阴影。

按日程安排，福特本应于4月1日出庭做证，但出庭前一天他卷入了一桩奇怪的事故。根据福特本人对警察的描述，他下班开车回家时一辆斯蒂庞克汽车里的两个男人把他撞下了路面。福特失控跌下了陡峭的路基，撞到了底特律近郊里弗鲁日河岸边的一棵树上。这棵树很可能救了福特一命，因为近日的暴雨（也就是导致美国南部密西西比河大洪水的同一轮强降雨）让河水猛涨。福特头昏眼花地带着血迹步行回家，眼皮被划了一道很深的口子，头顶创伤也很严重。但警方始终没找到这两个开着斯蒂庞克车的男人。

人们普遍推测，福特假造了这起事故，以避免第二天出庭做证，但他的伤势非常严重，似乎又不像是假的。另一种说法是，福特开车很慢又喜欢挡在路中间，一贯让堵在后面的司机气急败坏。所以，他有可能是被身后恼怒的司机紧急超车，不慎或是在震惊中着急打了方向盘跌下路面的。不管到底是什么原因，此事让诽谤案的聆讯程序停下了。

法院重新安排了审判时间，福特却决定不再应诉。相反，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他给萨皮罗及广大犹太人发出了一封看似诚恳的道歉信，还为萨皮罗附上了14万美元的支票，让他支付官司费用，答应再也不攻击他们二人。信件的落款日期是6月30日，于7月8日正式公布。

在信中，福特称自己对《迪尔伯恩独立报》攻击犹太人的可怕事情素不知情。“别说言论细节，哪怕我只知道这些事情的大概，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禁止它发行的。”他用一种明显不属于自己的文风声明道，“翻阅了《迪尔伯恩独立报》和名为‘国际犹太人’的小册子，我大感震惊。”考虑到报纸上有一个福特签名的专栏就发表过大量反犹言论，更不消说他还在接受其他刊物采访时秉持反犹立场，这段声明显得有点虚伪了。福特公司参与起草道歉信的官员约瑟夫·帕尔马（JosephPalma）事后承认，亨利·福特其实从来没读过这封信的内容，只知晓个梗概。

不管怎么说，《迪尔伯恩独立报》停止了对犹太人的谩骂攻击。因发行量下降福特把定价减到了5美分，却还是无人问津，所以在1927年底，他勒令报纸停业。8年里，他已为《迪尔伯恩独立报》投入了近500万美元。

福特信守承诺从未再次公开批评犹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信念。10年后，在75岁生日那天，他接受了纳粹德国对平民授予的最高荣誉——德意志雄鹰大十字勋章，并得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赞誉。同一时期，只有另一个著名美国人得到了纳粹的同等爱慕和尊敬（或者说，他反过来也对纳粹公开表示钦佩），这个人就是林德伯格。

但在1927年，这一切还未发生。此时亨利·福特解决了萨皮罗事件，总算可以把注意力转到另一些更紧迫的事情上了。其一是要在南美种植橡胶的疯狂计划，其二是尝试挽救自己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