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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禁酒令催生出的地下酒吧产业 禁酒宣传员韦恩惠勒（第2页）

除了危险，禁酒特工的薪水比垃圾工还低，这必然带来腐败。一种常见伎俩是特工没收了酒之后，立刻又把它卖给原主。贿赂则是例行公事，地下酒吧平均每月向警方和市政官员支付400美元。在纽约市，光是行贿用款就总计达到了1。5亿美元。总之，禁酒令让很多人赚了很多钱。

腐败的**远远蔓延出了美国的国境线。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加拿大的啤酒和蒸馏酒制造商无法把产品卖给美国人，但足智多谋的私酒贩子则在纽芬兰南部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找到了中转站。由于历史的偶然性，北大西洋上的这块弹丸之地自1763年就属于法国，不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管辖范围。一夜之间，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酒精饮料进口方。它们买入了300万瓶香槟，外加数量庞大的白兰地、阿马尼亚克酒、苹果烧酒和其他酒精饮品，成为法国最大的海外市场。

美国当局询问为什么只有4000人的小地方突然之间这么贪恋酒精，当地总督带着高卢人特有的沉着回答说，他不知道酒精饮品进口出现了大幅上涨，也不曾注意到圣皮埃尔的主要港口新建起了20多座大型仓库。但他答应调查此事。随后，他向美国人证实，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的确进口了少量葡萄酒，但都是运往饮酒合法的巴哈马的。很明显，这批货物不过是暂时在圣皮埃尔搁置一下。

禁酒令还滋生出了无限的虚伪。1926年的夏天，北加利福尼亚的禁酒督导员内德·格林（NedGreen）上校遭到停职，因为他在旧金山的禁酒管理办事处举办鸡尾酒会。“我早该被停职了。”他善解人意地告诉记者。

就算政府查获了非法饮用酒，也并未严加看管。1920年夏天，芝加哥一处存放所收缴酒水的仓库里，50万升、670000瓶威士忌莫名地消失了。负责夜间执勤的警卫说，他们交接班时没有注意到任何可疑之事——这话完全无法让人信服。在全美范围内，有记录显示1。9亿升由政府仓库保管的威士忌到1933年禁酒令结束时失踪了23。

禁酒令几乎根本无法执行，因为其法律条文千疮百孔，遍体漏洞。医生可以合法地为自己的病人开出威士忌处方，而且也热情洋溢地这么做。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靠这项服务挣到了4000万美元。按《纽约客》的说法，大多数时候医生会干脆拿出一张空白处方单只开出威士忌。林德伯格飞往巴黎的那个星期，美国禁酒专员詹姆斯·多伦（JamesDoran）刚批准了医用威士忌可额外生产1140万升。有人提出，这样的医疗用量太大了，财政部的一位官员说“因为蒸发”，库存消耗得太迅速。

宗教团体可为圣典仪式存储酒精饮料，事实证明，其市场需求同样十分强劲。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葡萄种植户提供14种圣餐葡萄酒，包括波尔多酒和雪莉酒，他说这些饮料恐怕并不全都用于神圣用途——事实的确如此。禁酒令生效的最初5年，加利福尼亚州改种葡萄的土地从4万公顷飙升到近28万公顷。当然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喜欢上了吃葡萄干，而是因为葡萄酒无法进口。为满足蓬勃发展的私酒市场，人们对国产葡萄的需求激增。

虽然生产葡萄酒供私人消费是违法的，葡萄园场主却可销售成包的浓缩葡萄汁，在家里你就能把浓缩葡萄汁变成葡萄酒。以免有任何人错过这一关键信息，葡萄汁包装上用大号字写着：“注意：务必在60天内发酵制成葡萄酒。”遗憾的是，对优质葡萄酒爱好者而言，葡萄种植户把之前的大部分葡萄树给砍了，换上了产量大但质量差的品种。禁酒令废止后，加州的葡萄园用了整整一代人才将其恢复元气。

禁售白酒重创了许多餐馆。纽约倒闭的可爱小餐馆包括尚利、雷克特、谢莉和布朗。最古老的德尔莫尼科餐馆坚持到1923年才最终摇了白旗，那时离它的百年生日只有短短几天了。基本上酒客全被赶到地下酒吧[11]去了。这些酒吧的名字普遍不够优雅，但充满想象力。比较著名的是斑点鬣狗俱乐部、“熔炉”“哈！哈！”、优生俱乐部、木屑饭馆和脂粉俱乐部。对喜欢伴着酒精欣赏音乐的人，哈莱姆区是他们的好去处。在那里，人们蜂拥到翠竹饭馆、莱诺克斯俱乐部、花蛤楼、斯莫尔天堂、蒂莉鸡棚、棉花俱乐部，还有名字一见就让人难忘的哈喇子饭馆。星期日晚上最为热闹，酒客们可能会遇到一群天才，艾灵顿（DukeEllington）公爵、凯伯·凯洛威（CabCalloway）、费兹华勒（FatsWaller）、尤比·布莱克（EubieBlake）、贝西·史密斯（BessieSmith）、贝西伯爵（BillBasie）在那里表演精彩原创音乐。哈莱姆区的许多俱乐部只准白人进，屋里的黑人只有服务员和艺人。最热门的俱乐部里附加服务费可能高达20美元，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周薪，客人再喝上几轮酒，服务费轻轻松松就翻倍了。

法令的推行充其量只能算零零落落，只偶尔有些机关会认真对待。1925年3月，一名成功的律师埃默里·巴克纳（EmoryBuer）成了纽约的禁酒令执法员。他想出了一套新策略，一时间让喝酒和卖酒的人都闻风丧胆。

对违反《沃尔斯泰德法案》的场所，巴克纳开创了查封政策。法律允许他不上诉至法院就将涉事场所关闭一年。此前，执法官只能逮捕几个无伤大雅的服务员和调酒师倒霉蛋，但现在，巴克纳的做法击中了酒吧老板的利润线，足以让他们感到肉疼了。巴克纳宣布要关闭纽约数千家地下酒吧，并从最出名、最抢眼的地方着手，比如由塔克萨丝·吉南（TexasGuinan）经营的埃尔·费伊俱乐部，还有欧尼·梅登（OwneyMadden）的“银拖鞋”。这是对城里成熟酒客们的直接攻击，酒客们表现出了近乎恐慌的反应。

好在对俱乐部而言危机只是暂时性的。禁酒令带来了太丰厚的利润，让它太容易被击溃了。至少有多家俱乐部以查禁作为掩护，它们让正门一直锁着而从十分不起眼的后门欢迎主顾们回来。另一些俱乐部则搬到新地方，换个新名字，所以艾菲俱乐部就变成了德尔·费伊俱乐部、费伊歌舞团、银泰俱乐部、修道院俱乐部、皇家沙龙和三百俱乐部。尽管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幕后东家还是那位漂亮的老板娘。吉南是个颇具传奇性的人物，来自韦科市，1927年时她43岁，一头金发，笑起来牙齿闪闪发亮。她特别爱侮辱自己的主顾，尤其是在他们不肯大把花钱的时候，她也因此备受顾客喜爱。她的口头禅是：“你好，蠢货。”她的大多数俱乐部都小而紧凑。舞娘们衣着暴露，几近**，大多年轻得令人咂舌。鲁比·基勒（RubyKeeler）在14岁时从吉南手下出道，3年后离开，嫁给了喜剧演员阿尔·乔尔森（AlJolson）。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乔尔森被基勒苗条的身材和轻微的小结巴给迷得神魂颠倒。吉南手下的另一位舞娘鲁比·史蒂文斯（RubyStevens）后来成了大明星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Stanwyck）。

吉南在俱乐部里充当司仪的角色。她对自己的姑娘关爱有加，但并不把她们的才华太当回事。“现在这个小妹子还算不上歌手，”她这么说，“她是通过函授课程学唱歌的，还漏上了好些课，但她是全场演出里最可爱的小姑娘，所以我希望大家给她来点热烈的大巴掌。”据说，“来点热烈的大巴掌”就是吉南首创的说法。所以，吉南的俱乐部被查封成了城里的一件大事。1927年，百老汇的剧院大亨舒伯特三兄弟（Shubertbrothers）为此专门排演了一出关于她的滑稽剧，名字就叫《查封》（Padlocks）。

由于俱乐部随时有可能关门，自然只舍得用最少的钱搞店内装修。顾客们对此似乎也并不介意，只要能喝到不错的酒水。对酒店这类更为公开、需要长期经营的地方，选址范围就小得多了。禁酒令生效之前，尼克博克酒店附属酒吧（鸡尾酒干马天尼的诞生地）每天能有4000美元的收入，这可不容易找到替代渠道。没了酒吧收入，尼克博克便破产了。最先创造出曼哈顿鸡尾酒的曼哈顿酒店也倒闭了。有些酒店想通过提供所谓的“添头”（冰块、苏打水、安哥斯图娜苦精[12]等）生存下去，顾客可以自己加酒，但这很难填补酒水业务彻底丧失带来的亏空。还有些酒店继续销售酒精饮品，希望躲过官方的追查。但或迟或早它们总归要失望的。

1926年3月，巴克纳将布雷武特酒店的餐厅查封了6个月。这意味着酒店不仅失去了所有酒水收入，还失去了午餐和晚餐生意。它甚至无法为客人提供早餐，所以许多客户彻底改投他门。最终，雷蒙德·奥泰格认输投降，关闭了布雷武特酒店。巴克纳的查封政策继续推行，遍及全美，连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棵红木树也因为有人发现了非法的蒸馏酒而被挂上了锁，尽管这听起来很像是宣传噱头。总之，在最严的1925年美国各地的禁酒机构查封了近4700个涉嫌卖酒的场所。

有趣的是，巴克纳其实并不认同禁酒，他承认自己之所以执法只因为法律就是法律，而不是出于任何道德信念。“我对它不太感兴趣，但它是个法律问题。”他解释说。他坦言自己经常喝酒，但担任地方检察官之后便不再喝了。在他看来，整件事情是个可怕的错误：“这带来了恶性的犯罪，伪证、谋杀、袭击、盗窃使政府官员的道德沦陷，以及诱发了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较之它每天引发的一连串严重罪行，这部法律带来的好处不值一提。”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禁酒运动是场巨大的失败，但美国却坚持了13年。富兰克林·亚当斯（FranklinPierceAdams）在《纽约世界报》（NewYorkWorld）的热门专栏“指挥塔”里写了一首诗，完美地捕捉到了官方的态度：

禁酒令可怕地砸了锅，

我们乐意。

它阻止不了想要阻止的事，

我们乐意。

它留下了一条黏糊糊的贪腐途径，

它让我们的土地充满恶与罪，

它的禁令分毫不值，可我们就要支持它。

事实上，正是因为禁酒令行不通，惠勒及其支持者才坚决要求政府往工业酒精里加入毒药的。也有加入其他变性剂的，比如肥皂水和清洁剂同样能让酒精无法饮用，但铁杆禁酒支持者对此不满意。惠勒真诚地认为，喝下有毒酒精的人是罪有应得。在他看来这是“故意自杀”。约翰·斯特拉顿牧师（也即前文希望尽快判处露丝·斯奈德死刑的人）更是态度强硬，毫不动摇。他听说印第安纳州州长和检察长遵循医嘱给患了重病的亲人服用小剂量威士忌，竟义愤填膺地说：“他们应该让家人去死，然后自杀，而不是违背就职时所发的誓言。”

1927年6月，禁酒令似乎还看不到尽头。事实上，转折点很快就会出现。不过，韦恩·惠勒丝毫都没察觉，1927年夏天会是他生命里最糟糕的一个夏天，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