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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第2页）

也就因为这一次杀伤力极大的揭露，她的预备团员转正没有得到通过，可能也永远没法通过。她出演主角的资格也受到怀疑，后来只能演一些不大要紧的群众甲或者群众丙，或者干脆去后台打打杂，拉拉幕布或者敲敲响板，送送水或扫扫地。

她有点怨恨自己的母亲了。大多数同事都有个好妈妈，为什么偏偏她就没有？为什么老天爷要给她摊上这样一个地主婆和反革命分子？她不论怎样吃苦，不论怎样好学肯干，但在人们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母亲欠下的罪恶需要女儿加倍偿还。她对此感到不解，委屈甚至愤怒。妈妈你到底干过一些什么呢？在她再一次递交入团转正申请书的时候，她开始批判母亲，诅咒母亲，还把母亲的每封来信交给组织以示自己的清白和正义。春节后的长假补休期间，人家都高高兴兴地回家探亲，她不回家，与母亲划清界线，倒是天天到食堂厨房里陪伴张嫂，与那位贫农出身的女人增进着感情。为了不让人家怀疑她的真诚，她夸张自己的高兴与活泼，用演员的一套功夫来维持刀枪不入的笑容。刚唱完小常宝的京剧唱段：“听那边枪声响亮”；又大唱李铁梅的京剧唱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她的歌唱到处飞扬。

有一天，传达室的老头把一个男孩领到她面前。她看了好一阵，才从男孩的眼睛里看到了熟悉的神色。

“小弟——”她惊叫了一声。

小弟已经长个头了，像个少年了，但满脸满身的泥垢使他像个叫化子。事实上他差不多也就是个叫化子，背着妈妈离家出走，又是爬火车又是混汽车，又是偷馒头又是捡菜叶，走了三天三夜才找到了姐姐这个地方。

姐姐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带到饭店，给他要一碗面。姐姐刚向服务员交完钱粮，回头时不禁大吃一惊：面碗眨眼间就空了，一点汤都没剩下。

姐姐盯着呆呆的弟弟，还有筷子上的汤渍，什么都明白了，再也忍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捂着自己的嘴，向门外的公厕一路跑去。

待弟弟吃完第三碗面，吐匀了气，脸色有红润，他才开始说话：“姐姐，回家吧，妈妈好想你，我们都好想你……”

“姐姐很忙，没法请假，知道吗？乖……”

她没有答应弟弟的要求，只是给他洗了澡，换了衣，买了一双新鞋，还买好了连程车票和大包小包的食品，送他上火车。她当然也给母亲买了两段布，但像往常一样，她没有给妈妈写信，害怕写下信纸开头那个“妈”字。不是她狠心，她只是不愿意再面对过去，不愿再增加无穷的麻烦。

她当然还悄悄珍藏着一件绿色毛衣，是妈妈用自己一条大围巾给她改织的。她每次下乡支农劳动时，情愿自己受冷挨冻也不愿穿上这件毛衣，担心扁担会把毛衣磨破。同事看到她牙齿哆哆嗦嗦敲出声响，看她两件薄薄的单衣在寒风中鼓**，免不了会关切地问她，为什么只穿这么一点点？

“我不冷。”

“你的毛衣呢？为什么不穿上？”

“不为什么，我嫌它累赘……”

好几次，她冻坏了，回到剧团以后就感冒发烧。

直到这一次身临绝境，她才把妈妈织的毛衣找出来搂在怀里。是的，对于一个临死者来说，妈妈就是妈妈，至于政治身份，已经不再重要。妈妈很快就要来了，那个叫妈妈的人就快要来了。她突然发现，尽管很长一段时间不通音信，尽管她差点已经荒疏了“妈妈”这个词，但在生命最后的一刻，她还是渴望一个人的音容，一个人的怀抱，一个人的气息，一个人的抚摸和唠叨……她对世界没有依恋，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那个人怀里好好哭上一场，把这么多年憋下来的哭声放个够

时值盛夏，不是穿毛衣的季节，她还是穿上了毛衣，希望母亲一进门就能看见它，看到女儿的心愿。正在这时，她左眼皮跳了一下，不知是什么意思。正在这时，小梅一阵风地跑来大声叫喊：“星星，星星——”

不会又有什么祸事吧？

“天大的喜讯：你不是癌症！”

“你说什么？”

“你根本没有癌症！”

“你说什么？”星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几个帮着她为母亲准备铺位的同事也齐刷刷瞪大了眼睛。

“不骗你，医院刚才来了电话！”

小梅急急地说，前几天医院检验科的人出了错，把另一个人的切片检验结果填到了郑星星的名下，才闹出了这一场误会。大夫刚才打来电话对此事表示抱歉。

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炸响。几个同事一起跳起来，争着与星星握手，与星星拥抱，庆祝她的绝处逢生。星星也喜极而泣，欲哭又笑，跑出门外摸墙，摸树干，看蓝天，看楼房——这一切是真实的，新鲜的，明亮的，失而复得的！这就是生命，生命呵！她恨不得把世界上亲爱的一切都搂在怀里。不用说，她胸口的痛点，还有胃部、肝部、头部、膝关节乃至全身的不适也在这一刻奇迹般地消失。她感觉自己活力大增，身轻如燕，马上就可以飞上舞台大放光彩。

根本不要他人陪护，她立即去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取回了自己的真实病历。不过她兴高采烈地刚回到剧团，就发现自己的房间又恢复了冷清。刚才热心帮忙准备铺位的同事都不见踪影。被子只包了一半。蚊帐也没挂好。乐队的小黑娃曾经说天气太热，要给她妈妈准备一把扇子和一个竹躺椅，但现在迟迟没有送来，看样子，不会送来了。

她突然有所醒悟：一个电话使生活又回到了从前，包括她的母亲也回到了从前，同事们怎么可能为那样一个母亲热情张罗？既然她不会死，那么人际关系中怎么没有一点分寸？

只有食堂里做饭的胖张嫂来看她，“你要不要准备点什么菜？我上街帮你带点鸡蛋？带点鱼干？”

“不，不用……”她有点慌。

“不是你娘要来么？娘就是娘，好容易来一次……”

“真的用不着，我们就吃食堂里的饭菜。”

“那怎么行？食堂里有什么好吃？”张嫂帮着铺床单包被子，“小郑，你是怕人家说三道四吧？有什么好说的？你娘是你娘，你是你。只要你站稳了革命立场，加个菜有什么要紧呵？……”

对方当然是一片好意，但郑星星越听脸色越白，额头大冒冷汗。她知道自己应该站稳革命立场，也很想这样去做。可什么是站稳立场呢？比方说她该不该喊妈？该不该对妈妈笑？该不该去牵住妈妈的手？该不该陪着妈妈散步？该不该给妈妈打洗脸水？该不该给妈妈加菜？该不该在妈妈的肩头痛哭一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她没法去追发一个电报阻止母亲的行程。这就是说，要命的事态无法阻挡，此时母亲可能已经在火车上，可能已经下了火车，一堆巨大的难题可能正缓缓走向剧团大门。

她抱住自己的双臂，紧张万分地注意着周围动静，等待着可怕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真是比癌症还要可怕。也许，她现在应该再去打一个电话，问一问医院她的检验结果是不是再一次出错。大夫，这个检验单为什么不可能写错？

198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