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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处（第1页）

治安处

先介绍一下治安处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要先介绍一下呢？因为治安处虽是公安机关一个重要的业务部门，可是它到底有多重要，老百姓不甚了了。治安处不像刑警队，早被电视剧给演滥了，光屁股小孩儿都知道是干什么的。治安处也不像派出所，户籍民警们天天就在老百姓堆里扎着，见谁都赔笑脸儿。治安处这个概念，在老百姓心里是挺模糊的，尽管我们其实也常和老百姓们打交道。

可以先讲一个故事。故事往往能很形象地说明点儿问题。

英国一支说不上是什么级的足球队，不知是通过了什么渠道，突然来我们城市访问比赛。我们这儿过去只能靠电视过眼瘾的足球迷们，一下子便都被打了兴奋剂似的疯了。他们大概很希望英国人会栽在我们这座小城市，所以他们光着膀子举着国旗擂着大鼓风涌进了足球场，为我们市的足球队助威。有的人头上还扎了毛巾，上面写了“必死”，鲜血淋漓的，摆出了一种要玩命的架式。

这种事算大型文体活动，公安局得派人去维持秩序，具体负责的就是治安处。从比赛开始到结束，治安民警们大眼瞪小眼地看着这群球迷在足球场的看台上折腾，不停地職啊吼的，便一致认为，这群哥们儿真比那场足球赛好看得多了。

确实也是如此。你看，我们市的足球队有多差，他们面对大鼻子老外根本不会踢球，而只会跟着人家乱跑。跑不好还要让人家踢，踢倒了也不敢说啥，还得冲人家赔笑。这场惨不忍睹的足球赛以六比一告终，那一个球还是人家实在看不过了自己踢进自己大门的。于是失望的球迷大怒，冲上街头闹事，砸汽车，拆报亭，放火烧了一堆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打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少数民族因为相貌酷似外国人被打成了脑震**。

这是我们这个小城市从来没有过的治安大事件，我们凭心而论是真的慌了神，是真的不知所措了。我们一边跟着球迷们跑一边请求增援，可援兵没到球迷们便一哄而散了，只扔下我们喘着粗气叉着腰站在街头犯愣。就在那一刻，我们悲愤地认识到我们治安处巳经是真正重要的一个部门了。

在以前，“治安”这个概念不是今天大家理解的含义，所以，今天人们所谓的治安在当年其实是不大被重视的，这也是老白姓们不了解我们的原因。那时的所谓治安，最主要的内容是案子，是破案，是杀人放火抢劫盗窃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儿。至于其他，都是为破案服务的，安排几个人搞一搞，也就是了。再说当年的社会出奇的平静，刑事案子都没几个，哪有那么多其他事儿可管。因此，那时的治安处叫治安处，实际上主要做的是刑侦工作。那会儿刑侦和治安这两个词儿几乎是一个意思。那时候治安处的人其实是刑警，很神秘，很威严，在机关大院里很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权威性。现在则不然了，现在的治安处已和刑侦分家，现在的治安处管的事儿实际上正是过去治安处管辖范围里除去破案的那些个“其他”，什么危险物品管理、娱乐场所管理、大型活动管理、枪支及爆炸物品管理等等，凡是社会面上需要公安机关管的，或是别的部门不愿意管的零碎事儿，差不多都归了治安处。我们的老治安处长曾经疲惫不堪地说过很形象的一句话：“治安是个筐，啥都往里装”。筐的概念能好到哪儿去呢？因此治安处不再神秘，不再威严，不再有啥权威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大杂烩似的单位，是一台适用干各种复杂社会矛盾的国家机器，是一支忙于到处灭火的消防队。

特别是这几年，社会空前活跃，每一个老百姓都似乎整天生活在狂躁之中，老是呲着牙要咬谁的一种状态。不仅仅是刑事案子才影响社会治安了，许许多多过去不是事儿的事儿今天都是一碰就响的地雷。遍地都是的歌厅里，为个半推半就的坐台小姐就会是一场血战；开发商盖房面积缩水，业主们也敢打着标语上街游行要人权；下岗、拆迁、倒闭、占地……不仅仅是新名词儿新事物，更是一根根的导火索，包围市政府、堵塞交通的事，我们都不再觉得新鲜了，甚至不觉得有多严重。简直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活儿就多了起来，慢慢也就多得没法说了，虽没了威严，却真的日益感觉自己的责任沉重。我们就好比马路中间的隔离栏杆，整天煞有介事地隔开着危险，吋一旦真有个醉鬼司机不管不顾地全速向我们冲来，我们其实无能为力，只能悲壮地哗啦啦躺倒完事儿。

可以再讲一个故事。

我们这座城市的机场在市区的西郊，跑道的旁边有两个村子。不知道是近年来飞机起降的次数增加了，还是村民们觉醒了，反正他们开始不断地以噪音污染为理由状告机场。他们说不仅他们睡不好觉，他们的鸡也不下蛋了，猪也不产崽了，就连他们鱼塘里的鱼也常常被吵得翻着白肚皮。机场出于无奈，也为了息事宁人，赔了钱，可村民们仍然不干，或者说是他们从中尝到了甜头，于是他们继续闹。法院不再受理，他们就去市政府上访，去机场闹事，要求机场跑道搬家。机场当然不可能搬走，村民们不知受了什么高人的指点，便从此不再交任何税款。税务所派出人员去村里动员交税，于是就被轰出来了。再去，三说两说话就不好听了，就动了手，税务所的车被砸了，两个税务人员被扣了起来，只有一个腿快的跑了。这腿快的跑出来之后报了案，治安处便配合当地县公安局去平息事态。县局的人很油滑了，说是治安处代表市里，说话肯定管用，就把治安处给推到前面了。偏偏那天治安处带队的是刚调来不久的大毕，他在派出所当熟了管界民警，以为自己和老百姓还是儿子与爹般的亲切友好，不知深浅地就答应了。结果是治安处的人也被按住动不了了，大毕一语不和还险些挨了揍。直到防暴队来了大家才被解救出来，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满脸是掩饰不了的惊恐。

时至今日，那两个村子仍然和机场对峙着，也仍然不交税。当时挑头闹事的人早蹲了两年出来了，也又在村里挑着头。双方却都心平气和起来了，也由此形成了一种很奇特的关系。村里人隔三差五地到市里或机场去一回，表达个意思就走，双方甚至还会打招呼。“又来了？”“来了，打扰了啊。”“走啊？”“走了走了，回见。”

有时话也会说得严厉一些，甚至有点不那么中听：“你说你们这是干嘛，老来老来！烦不烦啊，你们就不会找点儿别的事做做？”村民们也不生气，甚至笑嘻嘻的，像听别人的故事。上访就这样成了一种仪式，成了一种习惯，成了生活中不可少的一个内容。其实村民们早就有别的生计了，他们每个人都可能活得不错，特别是年轻人，大多在外面打工，来上访的一般都是老头儿老太太，大概也当是活动身体了。可能只有在治安处的账面上，这两个村的事还算个事儿，还被民警们关注着。这种关注一方面是责任，一方面是走了麦城之后的耻辱。当年的大毕现在已是毕副处长了，那两个村子是他心头永远的痛，提起来就摇头咬牙，一种怨恨无比的样子。

有一次在政治学习的时候，从师范院校艺术系毕业的小刘告诉大家一个挺有意味的数字，说是国民生产总值1000到3000美元这个阶段将是社会治安最乱的时候，全世界都是这个规律。这个阶段社会发展最快，也最动**，贫富差距最大，法律也不健全，老百姓最容易闹事儿了。大家听得大眼瞪小眼，半天作声不得。老田把他那廉价纸烟掐灭，吐出一大口浓痰，感喟道：“冤啊，咱咋就赶巧撞上这个倒霉阶段了呢？咱要生在共产主义那会儿多好，按需分配，想咋花咋花，我还能抽这个破烟吗？”大家听得哈哈大笑。毕副处长立即绷起脸说：“老田，说话要有分寸！老同志了，怎能这样讲？赶上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那是我们的光荣。当然了，改革就要有牺牲，要付出代价，乱一点儿也是难免的，所以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嘛。”当领导就是水平高，毕副处长巧妙地把话头拉回了主题。其实，大家都明白，副处长说的当然不错，老田的话除去那些不着调的因素，也是有点儿意味的。生在这个阶段，就要负这个阶段的责任，何况我们是警察。警察是什么？警察就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剂和黏合剂，干的就是让社会稳定的活儿。

老田是老治安了，据说他从十七岁进了公安局起就干治安。而且，他一直干的是最纯粹的治安工作，今年底他就退休了，可他一个刑事案子没接触过。他干的活儿很长时间一直是我们公安局里的独一份儿，没第二个人干，他是专管审查鉴定**音像制品的。

当然老田不是从十七岁就开始干这活儿的。干这工作有个独特的不成文儿的条件，这条件历任领导都严格掌握，就是必须是结过婚的男同志，未婚者和女同志免谈。这当然也是领导的好意，关心同志。老田是从1980年开始做这个工作的，当时他儿子都会关心女同学了。他干这个事儿不是从谁手里接的，而是开创性的工作，因为我们这个城市的老百姓们就是在那年第一次从劣质录像带上见到那么多白花花的肉，听到那让人耳热心跳的呻吟的。

在我们治安处二楼的最角落里有一间小屋。没在治安系统呆过的人大概都不知道那间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小屋是干什么的。那小屋的钥匙只有老田一个人有，连处领导都不得随随便便进人。当然，从避嫌考虑，领导们没特殊任务也从不想进去。小屋里其实只有几台录像机和一部电视机，再就是几个大铁皮柜，锁得严严实实的。治安处的人常看到老田神情严肃地走向小屋，身后跟着一个或两个分局的抱着一摞录像带的办案民警。到门口，老田就会把带子接过去，把小民警们拒之门外。于是这时大家就说：“老田又开始干活儿了。”语气里多少有一点暧昧。

198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个派出所民警在胡同里路过一家居民的临街窗口，听到了他肯定听到过但肯定没听到过如此强烈的呻吟声。于是他便在看清四周无人后扒了这家的窗缝。这家那对倒霉的夫妻结果就成为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第一起所谓“观看**录像案”的作案人。当时治安和刑侦还没分家，这事儿是当刑事案子报上来的，随案的物证就是那盒录像带。当时的老处长掂着这带子问分局的人：“肯定是**的？”分局的人说肯定是，看过了。老处长就皱眉道看过了？那看的人不是等于受腐蚀了？”分局的人无言。那时的社会氛围还是严肃得很的，老处长的问题还真没人敢反驳。

说这事儿时老田正好在处长的办公室里，他和老处长是警校同期毕业生，睡上下铺的同学，所以就比较随随便便。处长质问分局的人时他就在一边抽着他的劣质烟呵呵地笑。老田这人是个老实人，也因为老实而就多少有点儿不知眉高眼低，有点儿不着调。老处长看他那样子就有些不高兴，又怕分局同志笑，灵机一动把那录像带扔给了老田，说：“老田啊，看来这是个事儿啊，改革开放，咱总不能把啥臭的烂的也放进来吧？从今天起，这个事你管起来。你老同志了，觉悟高，有水平，我放心，不会出啥事儿。”

老田当时是愣住了，可处长的几句好话很快使他的脑子热了起来。他一直是个没大能耐没大作为的人，在哪儿都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尽管可以四处吹嘘和处长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交情，但自己心里也明白，处长的账上根本就没有自己这头蒜。所以，老田的心情长期是比较灰暗的，工作上也是一粒算盘珠，不拨根本不动。他真没想到会从处长嘴里听到了自己是水平高的，是有觉悟的，还是领导放心的。他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他立即答应了处长的指派，并以处长根本没想到的速度逼着行政科给他腾出了那间小屋；没有电视和录像机，他愣从人家的办公室偷着搬了出来用。当晚，当他把一份字迹歪斜但看得出极认真的审查报告送到老处长面前时，连老处长都愣了。老处长根本没想到他真拿这个事儿当事做了。当时那个年代，**物品还是稀罕物儿，没谁真想到有一天这东西会泛滥成灾。

用句今天时髦的话说，老田这回是找准自己的位置了。老处长拿着那份审查报告时就想，这还真是歪打正着了，细想想老田这个人，还真是配得上那几句表扬话儿。觉悟确实有，好歹也入党好多年了；水平嘛，得论干什么，审查**物品这事就一条：严格比不严格好，笨不笨没什么重要，再笨也看得懂录像上是啥；老田还有个优点，生活作风一向严谨，楼道里见到小警花们从来都目不斜视。最重要一点，老田原来所在的业务科正想把老田推出来好安排新来的大学生，处长正为这个发愁呢。

从此老田就专门干这个了。他便突然成了治安处里一个很独特也很显眼的人物。人们在说到他时总会带点儿神秘地说：老田现在专管看“那个”呢。“那个”是什么，大家心照不宣，可大家看老田时的目光却都有点儿“那个”。改革开放之初的人们还是少见多怪的，他们觉得老田比他们多知道了点儿什么，而且是“那个”什么，所以老田也就有点“那个”了。

老田却并不知道自己在大家眼里已经“那个”。他是个简简单单的人，他突然被大家刮目相看了就很有点儿自我膨胀，很有点儿沾沾自喜。其实当他第一次坐到电视机前，看到那他从没看到过的场景和动作时，他也傻了。他也觉得肉体上有了点儿充满慌乱的变化，可更多的是震惊，是感觉器官带给他心灵的一种强烈的厌恶。关了机器之后他甚至很害怕，怕走出那小屋，怕见人，好像自己突然发现自己是肮脏的。他在那小屋里坐了很长时间，慢慢平静下来，才又渐渐开始觉得也没什么了。甚至，转念一想，这玩意我都觉得没什么，我还不是觉悟高吗？我还不是有水平吗？大家早就该对我另眼相看呀。于是老田就沾沾自喜了，就膨胀了。从此他就在沾沾自喜的膨胀中愉悦地工作和生活着了，直到有一天，发生了点儿误会。

那天晚上老田到打字室打个审查报告，打字室只有一个小姑娘值班。这小丫头一见老田就有点儿变颜变色的，打字的手就开始哆嗦。一哆嗦字就肯定打不好，老田看着看着就不高兴了，就批评小丫头粗心。小丫头就哇地一声哭了，撒腿就跑。老田还莫明其妙呢，处长就冲进来了，小丫头在处长屁股后头探头探脑的。老田说怎么了？我还批评不了她呀？”处长哈哈大笑，慢慢才把老田笑明白了。老田的脸由红变紫，扔下稿子就说：“不干了，局长来也不干了，没法干，我不能背这莫明其妙的黑锅。”

老处长于是又表扬了他半天，后来还在全处大会上表扬了，说他是最坚定最可靠的优秀共产党员，这才把他安抚住了。安抚是安抚住了，老田却变得郁郁寡欢，他有点儿知道人们对他的“那个”了。可是尽管如此，老田的业务是日益精通了，到后来，录像带放进机器，老田一看到男女的脸，就知道是不是**的，根本不用再往下看。

说起来其实也很有意思，老田这项工作与改革开放是真的同步发展繁荣的，老田工作的兴衰也真就是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小缩影。从他一接手，从一开始几天才有一件活儿，到后来看都看不过来了，他就一天比一天忙。忙到1996年，老田第一次犯了心脏病。他说是累的，这时他已经常常需要加班审查了，而且他审查的物品种类也日益繁多了，从看的到用的，千奇百怪，应有尽有。光录像带就有了好几种型号，后来还有了光碟。于是小伙子们总开玩笑说他其实是受刺激受的，说是谁一天十几个小时看“毛片儿”也受不了。这时候大家在楼道里碰见老田时的态度也嘻嘻哈哈起来，玩笑开得也是越来越荤。说实在的，社会越来越开放，没有谁没在私下里见识过那玩意儿了，也包括警察们。还别说私下里，大街上不也热热闹闹地开起了啥**商店吗？老田曾进过这商店，一进门卖货小姐就跟上来，热情地问老师傅要什么，满脸是不明不白的笑。老田现在已经会沉住气了，说看看，就背着手转着瞧。小姐说您甭不好意思，需要嘛，没人笑话您。要不然我给您介绍一下？”老田就轻蔑地看一眼小姐说你给我介绍？这破东西我玩十几年了。”一句话把小姐说得像见了鬼似的煞白了脸，他才反应过来又说错了话，赶紧溜之乎也。

今年，老田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而且他也到了退休年龄。他向处里提出找个人接班儿，可处里迟迟研究不出结果。老田听说是有人提出了现在还要不要人审查这玩意儿的疑问，理由是这东西瞎！这个“瞎”意味很深，内涵很丰富，弦外之音很耐人寻味的。

其实老田自己也疑惑。有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选美大赛，便指着只穿三点的美女们说：“搁当年我刚接手审片儿的时候，就这，准枪毙了。”他儿子当时正聚精会神看得高兴，听见说就顶嘴道：“要不说你们这辈儿人极左呢，啥都没见过似的。”老田被噎得直瞪眼，小声嘀咕说：“妈的，我没见过？我见过的玩意儿说出来吓死你！”

在研究老田的接班人时，小刘曾纳人领导们的视线，并引起了一场争论。同意的人笑着说合适，说小刘从艺术专业毕业，上学的时候肯定就没少画**，有免疫力，活人都见过，录像带算什么，不在话下。不同意的人说正是因为他见得多了，他能像老田那么认真对待这工作吗？这毕竟不是看电影，是审查。这后来，没必要再审查这玩意的意见就占了上风，小刘的工作安排就不了了之。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同意的，不同意的，双方都说小刘“见多识：“”。这就要命了，这就代表了治安处的主流意见了，小刘这家伙，要想翻身就有些难了。

公安局这种单位本来就不喜欢所谓文化人，这种不喜欢是根深蒂固的，是大象无形的，是摸不着看不见，可又让你时时处处都感受得到的。文化人其实是有毛病，酸，倔，散，还有点儿不着边际的浪漫。这里边有些东西也确实会影响到公安工作的实际。酸，你就会脱离群众；倔，当然就可能会不服从领导；散，就更要不得，公安讲的就是铁的纪律。有了这三条，你还想浪漫？那肯定是错上加错。公安工作是一项极其讲实际的工作，钉是钉铆是铆；而乱，得会深人群众，说老百姓的话，喝老百姓的水，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从这个角度说文化人自然要逊色于来自人民还于人民不脱人民本色的大老粗儿。文化人当然也来自人民，可他们沾了文化，就酸了，倔了，散了，就多少有点不大对了。

在所有的公开场合，任何一位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者，都是会斩钉截铁地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其实他们说的也都是心里话，公安机关这些年的发展已经让这些同志充分认识了知识这东西不管怎么说是大大有用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对待知识分子就亲如一家了。人之间的感情没有原则，只有感觉，只有生活带给每个人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感受。公安局的头头儿们大多来自基层，是大老粗，摸爬滚打惯了，他们和文化人当然有说不到一块儿的地方，即使现在有些文化人和他们一样当官儿了，肩上也扛了警监的肩章了，他们彼此在共同工作的同时仍然隔膜。

小刘当然得算文化人，他这个文化人又有点儿特别，他是学美术的，画国画，也弄点儿书法。他来治安处有点阴差阳错，他这样的人本该是在文化局谋差事的，即使进了公安局，也该在宣传部门干点儿什么，到治安处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可小刘的父母偏偏都是粗人，他们衷心希望儿子干一个拥有权势的工作，好为自己卑微的家族实现扬眉吐气的愿望。他们几乎是晃着菜刀胁迫儿子当了人民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