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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八计破招抚（第1页）

下一八计破招抚

田野的青纱帐变黄了，1932年的初秋到了，九一事变转眼已近一年。

8月初的一天，邓铁梅接到报告，说有位身背笙管笛箫的江湖艺人，指名要见邓总司令相商要事。邓铁梅见过来人，说是凤城县当任县长康选三派来的信使。信使鬼鬼祟祟从竹笛中掏出汉奸县长的亲笔信，呈交邓铁梅。

康选三曾在邓铁梅之前任过凤城县公安局局长，九一八事变后调任新宾县县长不久，因凤城县县长不愿当汉奸而自行离职，康选三被凤城的大汉奸、维持会会长曲明允举荐，又回凤城当的县长。8月中旬邓铁梅曾率部攻下蚰岩县城，城中日本人除指导官逃匿，躲过义勇军抓捕外，其他无一漏网。邓铁梅率部撤出蚰岩县城时，将捕获的公安局科长、职员等五个曰本人，和30多日本商人一起押解到自卫军驻地。其中一日商愿以两万双胶鞋为交换条件，请求释放被捕日本人。邓铁梅曾表示，如果能以20万发子弹为交换条件，便答应日商请求，并放回一名日商去与凤城日伪当局交涉此事。凤城当局一听邓铁梅想以军火为条件换人，断定是弹药奇缺了，便想乘机再做拉拢劝降文章。

邓铁梅读了信上一大段叙旧客套话后，忽见什么“识时达务，明哲保身，弃暗投明”等等，便明白又是劝降的把戏。年初时，日伪当局曾命汉奸维持会长曲明允出面转达，愿以20万元编遣费和安奉地区绥靖总队长的头衔为条件，企图招抚邓铁梅。曲明允深知邓铁梅不可能受招，但又不敢违命，只好采取保命投书的办法写道：“兄何竟执迷不悟，慕救国之虚名，蒙昭然之实祸。况守土者均逃走，有责者咸归命，而吾兄何人，独欲以乌合之众，图抗强国之锋，成败利钝，不卜可知。”当时邓铁梅一阵大笑，将信撕作雪片，连说：“无耻之徒！无耻之徒！就是请老子去当日本天皇，也得先问问我有无雅兴啊！”纸片落了送信者一脸。

此次邓铁梅看过信后，没有撕，也没有怒，而是不露声色，说：“请回报县长，容我们作些商量再行回答！”他此次做法是受了苗可秀影响。被他视为诸葛军师的右总参议苗可秀来后，凡事充分利用，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给他启发很大。他觉得此事大有可利用之处。

送走江湖艺人，邓铁梅找几位主要领导人专门商量此事。

当时，由于和敌人多次作战，部队伤亡较大，弹药奇缺，所以才想以扣押人质的办法换取弹药的，回信的意思却是以受招抚被收编为条件。有的便说这没什么商量余地，应立即明确拒绝招降。左总参议黄拱宸说：“现在投降还不如当初不抗日了，抗日大旗既已举起，岂能放下？痛快让他们死心，免得动摇我们的军心!”

苗可秀却认为，目前形式较为困难，如果马上拒绝招降，势必激怒敌人重兵围攻。他说：“此时我们弹药奇缺，部队急需休整，而敌人正急于通过谈判交换被俘人员，不如先用缓兵之计同敌人讨价还价，先不表示受招与否，只谈给了弹药就放人，意在拖延时间，休整部队。部队休整当中，我们一边对部队加强宣传教育，一边等待‘抗日救国会’运送的弹药，弹药一到，再刀兵相见于我有利！”

苗可秀的意见一说，赞同的人较多，因此邓铁梅最后决定说：“拱宸兄强调不能因此事动摇军心，很有道理，可秀兄的缓兵之计也很重要。综合二位意见，我决定，对内加紧休整教育，等待‘救国会’弹药，对外拖延时间主动谈判，给敌人造成错觉!”最后特别强调道：“我的意见最根本的就是一条，投降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这些人的抗日不成功，也要成仁，绝不能当汉奸，给子孙后代留骂名。为此，我们先演缓兵之计，后唱《打渔杀家””然后他提议，由苗可秀和参谋处处长王者兴为谈判代表，具体实施。

邓铁梅的决定得到自卫军各位领导的一致赞同。

1932年8月17日，经过精心准备，苗可秀和王者兴二人在骑兵团长李庆胜及几名精干骑兵军官和战士护随下，来到凤城西南40里的红旗堡与日方举行谈判。邓铁梅之所以派李庆胜护随，考虑有急事联系便捷迅速，并且李庆胜头脑机敏、枪法过人，独立处理意外事件能力强。日方谈判代表是伪凤城县日本参事官友田俊章和秘书西辰喜。

苗可秀是见过世面的，曾作为东北流亡青年大学生请愿团负责人，赴南京敦促蒋介石抗日，一个小小凤城县日本参事，并不在他话下。双方在伪镇政府一见面，友田俊章起身相迎伸出双手时，苗可秀并没马上伸出手来，而是借回身将公文包交给王者兴时故意慢待了一下，才用一只手淡然一握。友田参事热情地说:“久闻苗君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凡！”

苗可秀见友田俊章也戴一副眼镜，身材也和自己差不多高矮胖瘦，举止也不像作战部队军官武士道气十足，但也不敢小视他，故意摆出不是等闲之辈的姿态，先自坐下反问道：“我们不曾打过交道，何以闻我大名？”

友田俊章：“听说苗君曾赴南京，请愿蒋总统抗日，未获支持?”

苗可秀：“这等区区小事你们尚且知道，情报手段甚高哇！”不等接话又说，“你们天皇没同意公开侵华时，关东军不就早巳下手了吗？彼此彼此！”

友田俊章：“我在安东领事馆时见过你们邓司令一面，他和我们领事是朋友，说邓司令为人很通达！”

苗可秀：“我一向对私人小事不感兴趣，也没听邓司令说他有日本朋友！”

友田俊章：“听说苗君从满洲最高学府又入北平最高学府毕业，果然胸有大气，心志高远!”

苗可秀：“时势所迫啊，我们谈正事吧！”

友田俊章一连说了三个“好”，又说：“我本人十分理解你们的难处，具体有何想法，请苗君直言，我定当尽力成全!”苗可秀脸上堆起笑容：“谢谢友田君美意，我也就不客气了！”他要过王者兴手中公文包，照本宣科念道：“中国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提出的条件如下：一、邓部全体官兵共一万五千人，不得拆编缩减，部队可整编为三个旅，三个独立团；二、部队仍由邓铁梅统领驻防原地，不外调；三、按现有兵员补给新式步枪，每支枪带子弹200发，此外配备山炮六门，野炮四门，平射炮八门，每尊炮带弹300发，另配备手提式机关枪20挺，每挺带子弹一万发；四、拨给四个月军饷，现大洋80万元；五、拨给一万五千官兵全部冬装。如上述条件不能实现，邓部官兵将一如既往。”

友田俊章听后一时无语，显然他一是没料到谈判条件如此强硬，二是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可能不明白，自卫军提出的不是投降条件，而是加强自身装备的要求，实现这些要求，无疑是让邓铁梅这抗日老虎插上翅膀，若当场回绝这些条件，招降邓铁梅的图谋便立即破产，他是负不了这个重大责任的。

日方秘书西辰喜请求苗可秀再将所述条件慢慢念一遍，以便记全。苗可秀说：“你的记录我信不过，请把这份原文拿去，我们已留备份!”说罢将整页文件交了过去。

友田俊章只好说：“苗君不要心急，这些条件我个人无法马上作出回答，待回去呈报上司后，再约苗君到凤城继续相谈苗可秀：“我也需要回去向邓司令报告，一待参事先生有信儿，苗某即刻前往凤城再谈!”

苗可秀回部队后向邓铁梅建议，可利用敌人招抚心切，采取不即不离手段与其周旋，时间拖延越长越好，以利部队加紧休整。邓铁梅表示赞同，但提醒防止敌人借机作反面宣传。

半月后，苗可秀、王者兴二人又在李庆胜等人随护下去凤城，9月4日到达。第二次谈判，伪县长康选三亲自出面了，他比日本参事更加热情，谈判前还设宴招待了苗可秀一行。他对苗可秀的情况，尤其在东北大学读书时的事情特意多作了一番了解，所以席间溢美之词接连不断，而且每赞美一次都干一杯酒，他的言谈举止若不是发生在谈判背景下，而是邂逅旅途的意外闲聊中，苗可秀定会大受感动引为同好的。喝过客套酒后，康选三又满了一杯，端着说：“可秀先生文才真是了得，听东大老师讲过，你关于荀子的专论，洋洋十万多言，见地出众，文采超人，铁梅司令有你相助，真乃文武双璧，定成大事啊!”

苗可秀也端了酒杯，但并不喝，说：“不才苗某见过康县长写给邓司令的信，书法功夫相当了得，我和邓司令等皆自叹不如啊，只是文章立意尚待切磋，若能再高屋建瓴些，就好了!”

康选三听得出弦外之音，但摸不着头脑：“可秀先生眼光高远，英雄所见啊，干一杯！”

苗可秀：“苗某一介书生，且正患小疾不适，真的不胜酒力，请我的随行李庆胜先生代劳了，望县长见谅!”

李庆胜看过康县长写给邓铁梅的亲笔信时，心下就为义父自豪，觉得县长大人能亲笔写信求劝邓铁梅，身为义子的他也跟着面上有光。接受随行警卫任务时他并不十分情愿，觉得苗可秀文弱书生样不威风，若是跟随身为司令的义父那才风光。此时见县长如此敬重苗可秀，才感觉出苗右总参议的重要来，便心甘情愿代为干了县长的敬酒。一县之长和日本要员亲自陪酒的饭局，他是此生第一次，环境及酒食的讲究更让他感触颇多。美酒帮他浮想联翩，他竟要逞逞英雄海量之能，代苗可秀向县长敬酒，可是敬酒语中却露出代义父敬县长的话来，康选三忙又敬他：“原来李先生是邓司令义子，仪表堂堂，英雄海量，失敬！失敬！”

苗可秀见李庆胜轻易又干了，制止道：“自卫军里很多官兵感恩和敬仰邓司令，自认义父者很多，县长不必认真!”此话意在保护李庆胜，以免敌人知道这层特殊关系挖空心思打他主意，乱了计划。

曰本参事官见县长再劝不下酒，便用日本清酒敬说：“上次红旗堡相聚匆忙，没带日本酒，此次用日本清酒补敬三位，清酒与中国白酒不同，温和不烈，提神而不伤胃口，请受我一敬!”他——斟过，先自干了。李庆胜只当小菜一碟轻易干了，说清水一般，酒劲儿不足。王者兴只喝下三分之一，说味儿太怪，喝不惯。苗可秀只沾了沾唇，说自己不是英雄什么酒也无量。

曰伪头目极其热情的宴请，在苗可秀不卑不亢甚至有点刘备和曹操煮酒论英雄那种“大雄若鼠”般气氛中结束。但第二天谈判结果却毫无改变。康选三先说了十分客气的开场白：“经请示省府，同意在尽力而为，尽量满足邓司令要求的前提下，继续谈判，并预祝谈判圆满成功。想必经半月商量，邓司令定有新的方案。请苗总参议先讲！”

苗可秀：“想必经半月考虑，省府定有方案，请康县长先传达省府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