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院里挤满了叽叽喳喳的青年人,他们都是看到市里到处张贴的群众大会海报以后来的。制糖厂的工人管乐队在演奏。到会的大部分是学生——男女中学生和小学生。
他们到这里来,与其说是为了开会,倒不如说是为了看演出。
幕布终于拉开了。刚从县里赶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出现在舞台上。
他身材瘦小,长着尖尖的鼻子。他的出现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大家都饶有兴趣地听他演讲。他谈到全国的斗争形势,号召青年人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用了很多诸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的字眼,听众显然还弄不明白这些概念。等他讲完,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让谢廖沙接着讲,自己先走了。
谢廖沙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上了台说不出话来。“说什么呢?怎么说呢?”他想寻找合适的话,却找不到,不由得窘在那里。
伊格纳季耶娃救了他,从讲台后边小声提醒他:
“你就说说组织支部的事情。”
谢廖沙立刻谈起实际问题来。
“同志们,你们已经都听到了,现在我们应该组织一个支部。你们谁赞成这个提议?”
全场静寂无声。
丽达跑过来帮忙。她告诉大家莫斯科青年怎样组织支部。谢廖沙尴尬地站在一旁。
他看到大家对组织支部的态度这么冷淡,心里非常气愤,禁不住向会场投去愤怒的目光。听众并没有认真地听丽达演讲。扎利瓦诺夫一边轻蔑地斜眼瞟着丽达,一边悄悄地跟莉莎说话。坐在前排的几个鼻梁上扑着粉的女中学生,一边交头接耳,一边眼珠滴溜溜地转,朝四处张望。靠近舞台入口处的角落里坐着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看见他认识的那个少年机枪手也在那儿。他坐在舞台脚灯的旁边,脸上现出气愤的神情,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打扮入时的莉莎和安娜。她们正毫无顾忌地跟她们的追求者说笑。
丽达感到大家没有听她的演讲,就赶快结束,让伊格纳季耶娃说话。伊格纳季耶娃讲得非常从容安详,人们终于安静下来。
“青年同志们,”她说,“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认真想一想在这里听到的话。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些同志一定会成为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而不只是旁观者。只要你们愿意来,革命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希望你们自己也来谈谈。有谁要发言,请上台来。”
会场里又是一阵沉默。突然,后排有人喊了一声:
“我想说两句!”
眼睛微斜、样子像只小熊的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挤过人群走上台来:
“既然是这么回事,是要帮布尔什维克的忙,我决不会说个不字。谢廖沙了解我。我报名参加共青团。”
谢廖沙高兴得笑了。他立刻冲到舞台中央,喊着说:
“同志们,这下看到了吧!我已经说过,米什卡是我们自己人,他爸爸是个扳道工,被火车轧死了,米什卡因此失了学。他虽然没有读完中学,但是很快就理解了我们的事业。”
会场里响起一阵喧闹声和怪叫声。中学生奥库舍夫要求发言。这个药铺老板的儿子,头发很考究地梳成高耸的飞机头。他扯了扯他的学生制服,然后说:
“抱歉得很,同志们,我不明白究竟要我们干什么。要我们搞政治吗?那我们什么时候读书呢?我们总得念完中学吧。要是组织一个体育协会或是俱乐部,让我们碰碰头或读点书什么的,那倒是另一回事。但是搞政治,搞到后来会给绞死的。同志们,对不起,我想没人乐意干这种事。”
会场里响起了哄笑声。奥库舍夫走下台来,回到座位上。在他后面发言的是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他狠狠地把帽子拉到前额上,用愤怒的眼睛扫射着下面座位上的人们,使劲地喝问道:
“你们这些坏蛋,笑什么?”
他的眼睛像两颗烧红的煤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
“我叫伊凡·扎尔基。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是一个孤儿;白天要饭,晚上就躺在围墙旁边睡觉。忍饥挨饿,无家可归。我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全不像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少爷。可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红军收留了我。全排都把我当成亲儿子,给我饭吃,给我衣服穿,教我读书写字,最重要的是让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由于他们的教育,我成了一名布尔什维克,而且至死也不会变心。我十分明白为什么而斗争:是为我们,为穷人,为工人阶级的政权!你们像一群公马一样在这儿叫个不停,根本不会知道在这座城市的外面已经有二百个同志牺牲了……”他的声音就像绷紧的琴弦那样铿锵有力,“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在全俄罗斯,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有人在牺牲,可你们却在这里寻开心。而你们呢,同志们,”他突然转过身来冲着主席台说,“却把这些人找来,”他又用手指指台下,“难道他们能懂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刚才只有一个人跑上来,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他愤怒地对着台下喊,“我们不再请求了,我们不需要你们这些浑蛋!只好用机枪来收拾你们!”
他气呼呼地喊出最后这句话,就跳下台,对谁也不看一眼,径自朝门口走去。
主席台上的人谁也没有留下来参加晚会。在返回革委会的路上谢廖沙沮丧地说:
“真糟糕!扎尔基说得对。找这帮中学生来开会,一点用处也没有,只会惹你生气。”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的话,“他们当中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多数都是些小资产阶级或是城市知识分子、小市民的子女。必须在工人中间做工作。你把工作重点放到木材厂和制糖厂去吧。不过今天这个群众大会还是有收获的。学生中间也有优秀的同志。”
丽达也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意见,她说:
“谢廖沙,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口号灌输到每个人的头脑中去。党要所有的劳动者都关心每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大会。政治部要在车站开办一个夏天剧场。再过几天,一辆宣传列车就要开来。那时候,我们就能把工作全面铺开了。不要忘记列宁说过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
当天晚上,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分手的时候,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过了好一会儿才放开,丽达微微地笑了。
回城的时候,谢廖沙顺路去家里看看。
面对母亲的责骂,他默不作声,没有还口。但是,当父亲开口骂他时,他立刻反守为攻,把父亲驳得哑口无言。
“爸爸,你听我说,当初德国人在这儿的时候,你们搞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当时你想到过家没有?想到过的。但是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让你这样干。我也想过咱们的家。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你们会因为我的缘故受到迫害。但是要是我们胜利了呢?我们就彻底翻身了。家里我是待不住的。爸爸,这个不用说你也明白。那还有什么好闹的呢?我做的是正事,你应该支持我,帮助我,可你却扯后腿。爸爸,咱们讲和吧,这样,妈也不会再骂我了。”他温和地笑着,一双纯洁的、碧蓝的眼睛注视着父亲。他相信自己是对的。
扎哈尔·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他微笑着,在好久没有刮的、又硬又密的胡须间露出了发黄的牙齿。
“你这个小滑头,反倒来启发我的觉悟?你以为挎上了手枪,我就不能用鞭子抽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