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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开启革命（第5页）

不过，他的话语里并没有威胁的口气。他不好意思地犹豫了一下，然后毅然把他那双粗糙的大手伸给儿子，说：

“谢廖沙，开足马力干吧。既然你正在爬大坡，我绝不会让你刹车。只是别撇下我们不管，常回家看看。”

夜晚，一道亮光从门缝透出来，落在台阶上。在一间摆着柔软的长毛绒沙发的大房间里，革委会正在开会。五个人围坐在律师用的宽大写字台旁。他们是：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皮帽子、像个吉尔吉兹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还有两个革委会委员——身材高大的铁路工人舒季克和扁鼻子的机车库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的身子俯在桌子上，固执的眼光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嘶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

“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吃饭。咱们一到这儿，投机商人和小贩就哄抬物价。他们不收苏维埃纸币。买卖东西，要么用沙皇尼古拉的旧币，要么用临时政府发的克仑斯基票子。今天咱们就要规定物价。咱们十分明白，没有一个投机商会按定价出售。他们会把货物藏起来。那时候，咱们就进行搜查，征收这些吸血鬼所有的物品。对这帮奸商一点也不能手软。咱们决不能让工人们再饿肚子。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们干得别太过火。我说呢，这是因为她还带着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别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问题不出在小商贩身上。今天我就得到一个消息，说饭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家就有一个秘密地窖。早在彼得留拉匪帮占领本市之前，好多大商人就把大批物品囤积到这个秘密地窖里。”他带着讥讽的冷笑，意味深长地看了季莫申科。

“你怎么知道的？”季莫申科惊慌地问。他感到又羞又恼，因为侦查这类事本是他季莫申科的任务，但是每次多林尼克总是比他先得到这类消息。

多林尼克笑着说：

“嘿嘿!老弟，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我不光知道地窖的事，”他继续说，“我还知道昨天你跟师长的司机一起喝了半瓶私酒。”

季莫申科在椅子上坐不住了，他那张发黄的脸一下子涨红了。

“你这瘟神好厉害呀!”他不得不佩服地说。他把目光转向伊格纳季耶娃，看见她皱起了眉头，便不再作声了。“这个鬼木匠!他竟有自己的肃反班子。”季莫申科看着革委会主席，心里这样想。

“这是谢廖沙跟我说的，”多林尼克接着说，“他有一个朋友在车站食堂里当过伙计。他的朋友听厨师们说过，以前食堂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全都由佐恩大批供应。昨天谢廖沙又搞到了可靠的情报：佐恩家的确有一个地窖，不过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季莫申科，你带上几个小伙子，和谢廖沙一块儿去吧。就在今天，务必把它找到!要是能够找着，咱们就有物资供应工人和支援部队了。”

半个小时后，八个武装士兵走进了饭馆老板的家，两个人留在外面守住大门。

老板矮矮胖胖，活像一只大酒桶。他点头哈腰地走到来人跟前，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同志们，有何贵干？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

佐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几个女儿。她们披着睡衣，给季莫申科的手电筒亮光照射得眯缝着眼睛。隔壁房间里，那个一身横肉的老板娘一边穿衣服，一边唉声叹气。

季莫申科只做了两个字的解释：

“搜查。”

每一块地板都检查过了。堆满木材的大板棚，几个储藏室和厨房，还有一个很大的地窖，都仔细地搜遍了，但是连一点秘密地窖的痕迹都没有发现。

在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睡着一个女仆。她睡得那么熟，连有人进屋她都没听见。谢廖沙小心地把她唤醒。

“你是什么人？是在这儿做工的吗？”他问这个睡眼惺忪的姑娘。

她拉起被头盖住肩膀，又用手遮住手电筒的亮光，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惊疑地回答：

“是的，我是这儿的用人。你们是谁呀？”

谢廖沙向她说明了身份就走开了，让她穿好衣服。

季莫申科正在宽敞的饭厅里审问老板。老板喘着粗气，溅着唾沫星子激动地说：

“你们打算怎样呢？我没有别的地窖。你们再搜查也是白费时间。我保证你们是白费时间。不错，从前我开过饭馆，可如今是个穷人了。彼得留拉匪兵抢光了我的财产，还差点把我打死。我是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的，但是我家只有这些东西，你们都看到了。”他说话的时候老是摊开他那两只又短又肥的胳膊。布满血丝的眼睛不住地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溜到谢廖沙的脸上，再从谢廖沙的脸上溜到墙角或天花板上。

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

“看样子，你是打算继续隐瞒下去啦？我最后一次奉劝你，赶紧交代出地窖的位置。”

“哎哟，军官同志，瞧你说的，”老板娘插嘴了，“我们自己都还在饿肚子呢!我们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她很想假哭一场，却挤不出一滴眼泪。

“饿肚子，家里却雇着用人。”谢廖沙插了一句。

“哎哟，她哪能算得上用人呀!不过是个寄居在我们家的穷孩子。她没地方投靠。不信，您让赫里斯季娜自己说吧。”

“算了，”季莫申科不耐烦地大喊一声，“再搜!”

天已经大亮，对饭馆老板家的搜查仍在顽强地进行。十三个小时过去了，搜查竟然一无所获，季莫申科十分恼火，已经决定停止搜查。可是就在这时，正要走出女仆小房间的谢廖沙，听见她压低声音说：

“多半是在厨房的壁炉里面。”

十分钟后，那个巨大的俄式壁炉被拆开了，里面露出了地窖的铁盖板。一小时后，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载着一桶桶、一袋袋物品，绕过看热闹的人群，从饭馆老板的家门口开走了。

一个炎热的中午，柯察金的母亲挎着一个小包袱从车站走回家里。她听着阿尔焦姆讲述保尔吃官司的事，哭得十分伤心。她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无以为生，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替她弄到一份口粮。

有一天黄昏，阿尔焦姆迈着比平常更快的脚步从窗前走过。没等推门进屋，他就喊了起来：

保尔信上这样写着：

亲爱的哥哥阿尔焦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