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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4页）

“要记住！这一点你一定得记住！”

他讲的事情，有许多我都不愿意去记，但这些不愿意记的事，即使没有外公的命令，也能使我牢记不忘，刻骨铭心。他从来不讲童话故事，只讲发生过的真事，而且我发现他不喜欢别人提问题，所以我一定要缠着他问个究竟：

“到底谁更好一些：法国人，还是俄国人？”

“喏，这怎么好说呢？我又没看见过法国人在自己家里是怎样过日子的。”他气鼓鼓地嘟哝着说，然后又补上一句：

“黄鼠狼在自己的洞穴里也是好样的……”

“那俄国人是好样的吗？”

“什么样的人都有。地主时代人要好一些，因为人们事事都被束缚着。现在，大家都自由了——面包没有了，盐也没有了！当然，地主老爷的心肠没那么仁慈，可他们的脑子更聪明一些；不是说所有的老爷都这样，不过要是碰上个好的老爷，那也是一种福分！有时候遇上个草包老爷，傻瓜蛋一个，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有许多虚有其表的东西；看上去是个人，但仔细一瞧——肚子里没有东西，整个一个饭桶。应该让大家受教育，智慧是磨炼出来的，可真正的磨刀石又没有……”

“俄国人的力气大吗？”

“有大力士，但问题不在于力气大小，要看是否机灵；你力气再大，总大不过马吧。”

“那法国人为什么要攻打我们呢？”

“喏，战争是沙皇的事；这种事我们是搞不清楚的！”

但当我问他拿破仑是怎样一个人时，外公的回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是个勇猛彪悍的人，想征服整个世界，让大家过同样的生活，什么老爷、官吏统统不要，而是简简单单：过不分等级的日子！[95]大家只是名字不同，权利上一律平等。信仰也只有一个。当然，这样想很愚蠢：只有虾才无法区分，鱼就各种各样，彼此不同：鲟鱼和鲶鱼就不是同类，鲟鱼和青鱼也很难为伍。这种拿破仑式的人物我国也有过几位——斯杰潘·季莫菲耶夫·拉辛[96]、普加奇·叶米里扬·伊万诺夫[97]；他们的事，我以后再跟你讲……”

有时候他一声不响，眼睛睁得老大，长时间地望着我，好像头一次看见我似的。他这样叫人很不舒服。

他从未跟我讲起过我父母的事。

我和外公谈话的时候，外婆也时常过来，悄悄地往屋角一坐，很长时间一声不吭，一点也不惹人注意，但她偶尔也会突然问上一句，声音柔和亲切得好像要把你搂在怀里似的：

“老头子，还记得我们俩到穆罗姆朝圣的事吗？多么好啊！这是哪年的事了？……”

外公想了想，郑重其事地回答说：

“确切的年份说不准了，不过是在霍乱大流行[98]之前，记得那年森林里到处在缉拿奥洛涅茨人[99]。”

“对了！我们还怕他们……”

“没错儿。”

我问道：“奥洛涅茨人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逃进森林？”外公不大乐意地解释说：

“奥洛涅茨人——不过是些普通农民，因为不愿受官府管制，不愿到工厂做工才逃出来的。”

“怎样抓捕他们呢？”

“怎样抓捕？跟小孩子玩游戏一样：一些人跑，另外一些人搜寻、抓捕。逮住了，就用鞭子、树条对他们一顿猛抽；也有把鼻孔刺穿的，在额头上烙上印记的，以示惩戒。”

“因为什么？”

“因为需要。这事很难说清楚；究竟是谁的错：是逃跑的人呢，还是追捕的人，我们弄不明白……”

“你记得吗，老头子，”外婆又说，“那次大火之后……”

凡事喜欢一丝不苟的外公严厉地反问：

“哪次大火？”

他们一心在回忆往事，把我给忘了。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大，非常投机，有时让人感到他们好像是在唱歌，是在唱一支关于疾病、火灾和遭受鞭打的悲歌，一支关于意外死亡、营私舞弊的歌，一支关于——看在耶稣基督的分上——痴呆者和满腔怒火的老爷的歌。

“活得越久，见识就越广！”外公小声咕哝道。

“难道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好吗？”外婆说，“你想想，我生完瓦里娅后，那年春天的日子过得多好啊！”

“那是——1848年，镇压匈牙利[100]那年的事；洗礼过后第二天，她的教父吉洪就被拉去当兵了……”

“从此便没了消息。”外婆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