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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3页）

“贝里来了，”他们一看见我就这样喊，并且赶紧做好战斗准备，大叫，“用石头砍他！”

我不知道“贝里[88]”是什么意思，因此我对这个绰号并不感到生气，不过我一个人能够抵挡他们许多人，我还是很高兴的；看见我砍出去的石子准确无误地击中敌手，迫使他们狼狈逃窜，纷纷躲进灌木丛中，心里非常得意。这种战斗没有什么恶意，最后双方几乎都没有伤感情。

学习认字对我毫不费力，外公对我越来越关心了，打我的次数也少了，尽管在我看来，他应该比以前更经常地打我，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违反外公清规戒律的次数也多了，但他只不过是责骂几句，顶多拍打我几下也就完了。

我想，以前他打我也许都是冤枉的，有一次，我把这个想法跟他说了。

他轻轻地托起我的下巴，使我的脑袋向上扬起，然后眼睛一眨一眨的，拉长声调说：

“你说什么？”

于是，他嘿嘿一笑，说道：

“我说你呀，这个邪教徒！你怎么知道应该打你多少次？这事除了我，还有谁能知道？走吧，赶快走吧！”

可他立刻又抓住我的肩膀，再次盯着我的眼睛，问道：

“你说，你是个狡猾的人，还是个老实的人？”

“不知道……”

“不知道？那么我来告诉你吧，还是狡猾一点好，老实——就是愚蠢，懂吗？绵羊老实。要好好记住！去吧，玩儿去吧……”

不久，我已经能够按照拼音朗读圣诗了；通常我都是在喝完晚茶之后进行朗读，而且每次都由我来读赞美诗。

“布吉-柳季-阿斯-拉-布拉；日维-捷-伊热-布拉热；纳舍尔-布拉任。”我指着圣诗的章节念完后，觉得非常无聊，于是我问道：

“布拉任-穆日[89]，是指雅科夫舅舅吗？”

“我这就照你的后脑勺上来一巴掌，好叫你明白谁是幸福的人！”外公气鼓鼓地说，但我感到他这种生气只不过是出于习惯，装装样子而已。

而且我几乎从未猜错：过不了一会儿，外公看来已经忘记了我刚才的问话，嘟囔着说：

“是啊，在唱歌和娱乐方面，他称得上是大卫王，可做起事来则像押沙龙[90]一样狠毒！他能编能唱，能说会道，幽默诙谐……唉，我说你们这些人啊！‘用你们轻快的双腿尽情地跳吧’，可是能跳出个什么名堂呢？我是说——能长久跳下去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停下来，不接着往下读了；我望着他那阴沉沉的、心事重重的面孔；他眯缝起眼睛，越过我，向什么地方看去，眼睛里流露出忧伤、温暖的感情；于是我明白了：此时此刻，外公平常的严厉在他身上已经冰消雪融，**然无存。他用干瘪的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子，染了色的指甲在闪闪发光，金黄色的眉毛在微微地颤动。

“外公！”

“嗯？”

“给我讲点什么吧。”

“你往下念啊，懒家伙！”他抱怨地说；好像他刚睡醒似的，还用手指头擦了擦眼睛。“爱听故事，不爱念圣诗……”

但我猜想他自己也是喜欢故事甚于喜欢圣诗；不过他几乎能够从头到尾把圣诗背下来，他发誓每晚入睡前一定要大声朗读一段赞美诗，就跟教堂的执事朗读日课经一样。

我诚心诚意地求他，老头子的心渐渐变软了，向我做了让步。

“那么，好吧！《圣诗集》你可以永远保留在身边，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去接受审判……”

他往一把老式安乐椅上一坐，仰靠在绣花靠垫上，身子缩成一团，仰头看着天花板，小声地、若有所思地开始讲一些陈年往事，讲自己父亲的故事。

“有一次，一伙强盗到巴拉赫纳来抢劫商人札耶夫，我爷爷的父亲赶紧跑向钟楼去敲钟，可是强盗们追上了他，用马刀将他劈死，抛到钟下。

“当时我年纪还很小，这件事没有亲眼见到，根本不记得；我开始记事，是因为法国人的原因，那是1812年，我刚好满十二岁。当时有三十多个法国俘虏被押解到我们巴拉赫纳来了；他们长得全都又瘦又小，穿得五花八门，破烂不堪，连叫花子都不如；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有几个甚至都冻僵了，连站都站不住。有几个农民想要打死他们，可是押解人员不让打，后来地方驻军来了，才把农民们驱散[91]。日后大家习惯了，相处得还算可以。这些法国人都很机灵能干，甚至相当乐观——有时候还唱歌。从下诺夫戈罗德来了几位老爷，他们坐着三驾马车来看这些法国俘虏；他们来后，有的破口大骂，伸出拳头威胁这些法国人，甚至还打了他们；有的和他们用法语交谈，态度和蔼，给他们钱和各种御寒物品。有一位上了岁数的老爷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说拿破仑到头来把法国人给害苦了！瞧，俄国人怎么样，连一位贵族老爷的心肠都这么好：对外国人也不乏怜悯之心……”

他沉默片刻，闭上眼睛，用手掌抚摸一下头发，仔细地回忆着往事，继续说道：

“冬天，外面狂风大作，寒气一个劲儿地往屋里钻，可他们这些法国人常常跑到我们窗前，又是敲玻璃，又是喊叫，跳来跳去，求我母亲——她是卖烤面包的——给他们块热面包吃。我母亲不放他们进屋来，只是把面包递到窗外；法国人抓过面包就揣进怀里，趁着热乎劲儿，把它直接贴在身上，贴在心窝里；他们怎么能受得了这份苦——我真不理解！有许多人被冻死了，他们是温带人，不习惯这种严寒天气。我们园子里有间浴室，里面住着两个人：一位军官和他的勤务兵米朗；这位军官个子很高，瘦得皮包骨，穿一件女人的外套，因此只到膝盖长。他人非常和气，酗酒；我母亲私下自酿自卖啤酒，他买回去一喝醉便开始唱歌。他学会了说我们的话，时常抱怨说：你们这边没有白的天，天总是黑乎乎的，很恶劣！他的俄语讲得很糟，但是可以听懂，而且他的话说得也对：我们伏尔加河上游这一带气候确实很不招人喜欢，下游的气候要暖和一些，而一过里海，根本就见不到雪。这话确实不假：无论是《福音书》里，《使徒传》里，还是《圣诗集》里，都不曾提到过雪，连冬天也没有提到过，而耶稣生活的地方就在那边……等读完《圣诗集》，我们就开始读《福音书》。”

他又沉默不语了，好像要睡着的样子；他在思考着什么，斜着眼睛向窗外望去，整个人显得既瘦小，又精明。

“往下讲啊。”我小声提醒他。

“好，我这就讲，”外公不觉一怔，然后开始说，“就是说，法国人！法国人也是人，一点也不比我们这些戴罪之人差。有时他们冲我母亲高喊：玛达姆、玛达姆，[92]——这就等于是在喊太太、贵妇人——可面包店的贵妇人能够扛五普特[93]重一口袋的面粉。她力气大得简直不像个女人，我二十岁之前，她能够轻而易举地揪着我的头发摇来晃去，其实我二十岁时身体已经很不错了。而那个叫米朗的勤务兵非常喜欢马。他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用各种手势表示：能不能让他来给马洗澡！起初人们担心：怕他使坏，毕竟是敌人嘛；后来农民们开始主动喊他：米朗，快过来呀！他总是嘿嘿一笑，低着头，老老实实地走过来。他有一头棕色的头发——甚至有些发红，大鼻头，厚嘴唇。他很会养马，还是一位给马看病的高手。后来，他就在下诺夫戈罗德这个地方凑合着当起了兽医。但他最后得了疯病，被消防队给打死了。那个法国军官开春前就病倒了，尼古拉节[94]那天也不声不响地死了：他坐在浴室窗前想什么心事，想着想着就死了，脑袋还伸在窗外呢。我觉得他很可怜，甚至还为他悄悄流过泪；他性情非常和蔼，常摸着我的耳朵，亲热地用法语自说自话一通，虽然我听不懂，但觉得他这个人挺好的！人的情义在市场上是买不来的。他本想教我学他的语言，但母亲不允许，甚至把我领到神父那里，神父让人把我打了一顿，对法国军官也颇有微词。当时啊，小伙子，人们对生活的管理很严，这你没有体验过，是别人替你吃了这份苦，受了这份罪，这一点，你可要牢牢记住！就说我吧，这种事我可经历过……”

天黑了下来。在黑暗中，不知为什么，外公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他的眼睛像猫的眼睛一样闪闪发光。讲别的事情时，他的声音不高，谨小慎微，深思熟虑，可是一讲到他自己，他的热情便高涨起来，滔滔不绝，而且有些自我夸耀。我不喜欢听他讲自己的事，也不喜欢他总是在命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