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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5页）

“这么说，全都烧光了？”

“全都烧光了，”继父的语气非常肯定，“我们俩算侥幸逃了出来……”

“是啊，大火可不是儿戏。”

母亲俯在外婆的肩膀上，在她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外婆眯缝着眼睛，好像害怕强光刺激似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闷了。

这时外公突然开口了；他的话非常尖刻，语气平静，声音很高：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先生，我听说根本就没有失火，只是你玩牌把什么都输光了……”

屋子里鸦雀无声，像在地窖里一样；茶炊在突突作响，雨点在抽打着窗上的玻璃，后来母亲说：

“爸爸……”

“爸爸什么，啊？”

外公大发雷霆：

“还要怎么样？难道我没跟你说过三十岁的人不要嫁给二十岁的小伙子吗？这下你可好，找了一位翩翩少年！你是贵族小姐吗？是不是呀，闺女？”

四个人全都在大喊大叫，继父的嗓门最大。我跑进过道里，坐在木柴上，简直被惊呆了：母亲仿佛换了一个人，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在屋子里时还不太明显，但是到了这里，在昏暗的过道里，我清楚地回想起了她以前的样子。

后来，不知为什么，我不记得是怎样到了索尔莫沃[163]的。我们住的房子，一切全是新的，墙上没有贴壁纸，木头墙的缝隙里填的都是絮麻，墙缝里有很多蟑螂。母亲和继父住两间窗户临街的房子，我和外婆住在厨房里，房顶上有个天窗。工厂烟囱像一个个又粗又黑的手指头，耸立在厂房的上空，滚滚浓烟，被寒风一吹，整个村子里烟雾弥漫；在我们所住的冰冷的房间里，经常有一股呛人的煤烟味。一大早，汽笛像狼嗥一样地呜呜吼叫着：

“呜——呜——呜……”

要是站在长凳上，透过窗子上面的玻璃，顺着一排排屋顶，在灯光的映照下，可以看见工厂敞开的大门，它像一个老年乞丐张开的没有牙齿的黑洞洞的嘴巴，密密麻麻的人群蜂拥而入。到了中午，汽笛又响了；工厂大门的两片黑嘴唇又张开了，好像打开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被工厂咀嚼得疲惫不堪的人们一股脑地被吐了出来，他们像一股黑色的洪流涌向大街，街上白毛风肆无忌惮地催赶着人们回到自己家里。村子上空难得看到天日：时间长了，房顶上，雪堆上，蒙上一层烟尘，像是另外加上了一个罩——灰灰的、淡淡的；它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以它那郁闷、单一的色调使人感到头晕目眩。

每当夜晚，工厂上空就浮现出一片烟雾缭绕的火光，把一个个烟囱的上端照得非常明亮，看上去这些烟囱好像不是从地面向上耸起的，而是从这片烟雾中垂落下来的，其间，它喷出烟雾，吐出火光，咆哮着，吼叫着。看着这一切，简直令人作呕，无法忍受，一种寂寞难耐的怒火在噬咬着你的心。外婆当起厨娘来了——她每天做饭、拖地、劈柴、担水，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躺下睡觉时已经是累得精疲力竭，哼哼咳咳，长吁短叹了。有时候，厨房的活干完了，她穿上短棉袄，把裙子下摆往腰里一掖，便要进城去：

“去看看老头子在那儿过得怎么样……”

“带我一块儿去吧！”

“会把你冻坏的，瞧，外面的风有多大！”

她在风雪交加的旷野里得走七俄里的路才能到达城里。母亲怀孕了，脸色发黄，身上裹一条带穗子的灰色破披肩，还显得有些冷。我恨透了这件披肩，因为它破坏了母亲高大、匀称的身材，我也讨厌披肩上的那些穗子，把它们一个个都揪了下来；我恨这所房子、工厂和这个村子。母亲脚上穿一双破毡鞋，挺着个大肚子，不住地咳嗽，肚子一起一伏的，难看极了；她那蓝灰色的眼睛目光呆滞，透着几分恼怒，她常常一动不动地盯着光秃秃的墙壁，目光像钉在了墙上似的。有时她望着窗外的大街，能花上整整一个钟头；这条街很像人的颌骨，一部分牙齿因老化而变黑了，东倒西歪的，另一部分牙齿已经脱落，镶上了新牙，但因为技术不佳，镶上去的牙齿很不合槽，显得过大。

“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问。她回答说：

“哎呀，你就别问了……”

她很少跟我说话，一张嘴就像下命令似的：

“快去，递给我，给我拿来……”

他们很少放我到街上去，每次从街上回来，我都被外面的孩子们打得鼻青眼肿，打架成了我唯一的爱好和享受；我乐此不疲。母亲用皮带抽我，但这种惩罚更加刺激了我，下一次我和那些孩子打得更凶，而母亲对我的惩罚也更加严厉。有一回，我警告母亲，说要是她再打我，我就咬她的手，然后跑到野外，冻死在那里，母亲吃惊地把我一把推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这头小野兽！”

在我的心目中，那种被称为爱的绚丽多彩、沁人肺腑的感情，已经黯然失色，我对一切都充满了仇恨，心里常常爆发出一阵阵无名孽火；在这种单调乏味、死气沉沉的环境中，那种难以忍受的不满情绪和孤掌难鸣的感觉已经渐渐泯灭了。

继父对我十分严厉，他跟我母亲也很少说话；他老爱吹口哨，总是咳嗽，午饭后喜欢站在镜子面前，拿根牙签，仔细剔着他那参差不齐的牙齿，一剔就好长时间。他跟我母亲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总是气鼓鼓地对她用“您”称呼，他的这种称呼“您”的态度，使我大为恼火。吵架时他总是把厨房门关得紧紧的，显然是不希望我听见他的话，但我还是听见了他有些低沉的说话声。

有一次，他跺着脚，大喊大叫：

“就因为您挺着个难看的肚子，我根本没法请客人到家里来，唉，你这头母牛！”

我先是一惊，简直肺都要气炸了；我从吊**一跳而起，脑袋狠狠地撞着了天花板，舌头都被咬出了血。

每到礼拜六，工人们成群结队地到继父这里来卖代币券，这种券在工厂开办的店铺里去领取，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们[164]，而继父花半价把这些券买下来。他在厨房里接待工人们：神气活现地坐在桌旁，眉头一皱，接过代币券说：

“一半卢布。”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凭天地良心……”

“一半卢布。”

这种黑暗、愚蠢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母亲临产前，我被送到外公家去了。这时外公已经搬到了库纳维诺镇，在沙子街一幢两层楼房里租了一个小房间，有俄式炉灶和两个朝院子的窗户；这条街沿山坡而下，一直通往纳波尔教堂墓地的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