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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6页）

有时候我跟彼得·瓦西里耶维奇谈起这一点。尽管他对我通常总是抱着嘲笑和挖苦的态度，但他对我爱好读书这一点还是很喜欢的，所以，有时候他也愿意开导我几句，而且态度非常认真。

“我不喜欢商人们的生活。”我说。

他把一绺胡子绕在一个长指头上，问我：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是不是你常到他们那里去做客？这里呀，小伙子，是街面，人们不是生活在街面上，他们只是在街面上做生意，要么——在街面上转一转，很快便回家了！人们出门时都穿得整整齐齐，可谁能知道衣服下面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四堵墙内，生活是没有遮掩的，是敞开的，但实际上是怎么个活法——这你就不知道了！”

“不过他们的思想，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家里，总该是一样的吧？”

“谁能知道隔壁的邻居在想些什么呢？”老人严厉地瞪大眼睛，语重心长地说，“老人们常说：‘思想好比虱子，是数不清的。’兴许，一个人回到家里后，马上跪在地上，哭着求告上帝：‘宽恕我吧，上帝，在你神圣的日子里，我犯了大罪！’没准儿对他来说，家就是一座修道院，只有他一个人和上帝单独住在这里呢？事情就是这样！每一个蜘蛛都熟悉自己的那个角落，都会吐丝布网，而且知道自身的重量，以便撑得住自己……”

他说话非常认真时，声音就会变得更小，更低沉，好像在讲什么重大秘密似的。

“你现在就说长论短，可这对于你还早了点儿，在你这个年纪，人们不是靠脑子生活，而是靠眼睛！因此，你只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行了，无须多嘴。理智是为事业的，信仰是为心灵的！你喜欢读书——这很好，但对一切都要把握个度，有些人读来读去，最后失去了理智，不信上帝了……”

我觉得他这个人会长生不老的——很难想象他会变老，会发生变化。他很喜欢讲述关于商人、强盗和假币制造者的故事，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名人。这种故事我从外公那里已经听过很多，而且我外公讲的故事比这位古董行家讲的要好听得多。但故事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历来财富都是靠对人和上帝犯罪而得来的。彼得·瓦西里耶夫[182]从来不同情什么人，但一谈起上帝，他却总是温情脉脉，唉声叹气，不敢正眼看人。

“事情就是这样，人们连上帝都在欺骗，而上帝——耶稣他老人家，全都看在眼里，哭诉着说：人们啊，人们，我可怜的人们，地狱正等待着你们呢！”

有一次，我奓着胆子提醒他说：

“您不是也欺骗乡下人嘛……”

他听后并没有生气。

“我这能算什么大事儿？”他说，“捞他三五卢布——不就完了嘛，还能咋的！”

他见我在看书，便从我手里把书要过去，挑毛拣刺地一再问我读过的内容，而且带着一脸怀疑、惊讶的神情，对掌柜的说：

“你瞧，这些书他也能够看懂，整个一个小机灵！”

然后他便开导起我来，话讲得头头是道，使我永志不忘：

“你听我说，我的话对你会有用处的！有两个基里尔，两个都是主教：一个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183]，另一个是耶路撒冷教派[184]。前者坚决反对万恶的异教徒聂斯托利，因为他恬不知耻地到处散布，硬说圣母是一个凡人，没有产下上帝，生的是一个人，取名耶稣，就是说，是一位救世主。由此可见，大家不应该称她为圣母，而应该称她为耶稣的生母——明白吗？这就叫作邪教！耶路撒冷学派的基里尔一直反对阿里邪教异端分子……”

我很钦佩他宗教史方面的知识，而他呢，伸出像神父那样保养得很好的一只手捋着胡子，自我吹嘘说：

“在这方面——我是一位将军。圣三主日[185]时，我去莫斯科和那些恶毒的尼康派学者、神父和非宗教界人士进行过面对面的辩论。我，一个小人物，竟能够跟那些大教授们当面交谈，没错！我言辞犀利，有一个神父让我追问得理屈词穷，难以招架，鼻子都流血了，厉害吧！”

他面色红润，目光炯炯有神。

看来，他认为，辩论到使对方的鼻子流血，这是他大获全胜的巅峰，是自己荣誉金冠上最鲜艳的一颗红宝石，所以他每讲起这件事，浑身都有些飘飘然：

还有几个古董鉴赏家也常到店里来：一个叫帕霍米，大腹便便，穿一件油脂麻花的紧身长外衣，一只眼睛，虚胖，总是呼哧呼哧的；另一个叫卢基安，是个小老头儿，像老鼠一样，浑身光溜溜的，待人亲切，性格开朗，跟他一起的那个人，面色阴郁，个头很大，像个赶马车的——黑胡子，表情死板，看着让人很不舒服，但一双眼睛很漂亮，总是一动不动的。

他们几乎总是带些古书、圣像、香炉、盅樽之类的东西来卖。有时候，他们也领来一些卖主——都是伏尔加河对岸的老头儿、老太太。事情办完后，他们就坐在柜台旁，像几只落在田埂上的乌鸦，喝着加了糖的茶，就着白面包，相互讲述着自己受尼康派教堂迫害的情形：那里——东西被查抄了，祷告用的书被没收了；这里——警察查封了祷告室，根据第一百零三条款[186]，将房主告上了法庭。这一百零三条条款是他们最常谈的话题，但他们谈起这一条款来心态特别平静，就像在谈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比如冬天的严寒一样。

他们谈起为信仰所遭受的迫害，言语中经常提到警察、查抄、监狱、法庭、西伯利亚等这些字眼儿，它们在我的心目中像一粒粒火炭，激起了我对这些老人们的好感与同情。我读过的书教导我要尊重那些为达到自己目标而顽强奋斗的人们，要珍视那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

这些人是生活的导师，我从他们身上所看到的一切不好的东西，全都忘记了，我只是觉得他们是那样镇定与顽强，觉得在这种镇定、顽强的背后，是他们为真理而奋斗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是他们为了真理而不惜忍受一切痛苦的决心。

后来，当我看到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中有许多这样和类似这样支持旧信仰的人后，我才明白，他们这种顽强的精神，是他们在进行消极对抗，因为他们离开原来的地方便无处可去，而且他们哪儿也不想去；因为那些陈旧的话语和过时的观念在紧紧地束缚着他们，使他们已经完全麻木了。他们的意志已经僵化，不能再向前发展了，一旦有外力将他们推动一下，他们便会从原来习惯的地方机械地滑落下去，就像石头滚下山坡一样。他们靠着对昔日的回忆和自己对痛苦与压迫的病态的挚爱，抱残守缺，死死固守在已经僵化了的真理的墓地旁边，但是，如果有人夺去他们经受苦难的可能，他们会感到非常空虚，他们会像风和日丽天的浮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出于习惯的信仰，是我们生活中最可悲和最有害的现象之一。在这种信仰的影响下，就像在石墙的背阴处一样，一切新生的东西成长起来都非常缓慢，都会扭曲变形，营养不良。在这种愚蠢的信仰中，爱的光芒少之又少，而屈辱、怨恨和始终与憎恨为伍的嫉妒，却太多太多了。这种信仰发出的火花，只不过是腐朽之物发出的磷光罢了。

但是，为了确信这一点，我历经许多艰难的岁月，内心的许多东西被打碎了，抛到了脑后。而与此同时，当我在无聊、可耻的现实中第一次遇到生活的导师时，我觉得他们都是具有伟大精神力量的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们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审判过，都蹲过监狱，哪个城市都放逐他们，他们只能同罪犯们一起，在押送中四处流浪；他们全都小心翼翼地度日，成天东躲西藏。

然而，我发现，这些老人们尽管对尼康派的“精神伤害”多有不满，但他们本身却又非常愿意，甚至乐此不疲地相互排挤，尔虞我诈。

只有一只眼睛的帕霍米，喝醉酒后，喜欢夸耀他那确实惊人的记忆力——有些书他能够背得滚瓜烂熟，就像研究犹太法典的犹太学者熟记《塔木德书》[187]那样，能够“指哪儿背哪儿”；你可以挑出任何一页，从你指头点的那个地方起，帕霍米便能够轻声细语、带点鼻音地接着往下背。他老是在看着地板，而他那只唯一的眼睛，好像总在地板上寻找丢失的什么珍贵的东西似的，看上去非常焦急。他最常用梅舍茨基公爵的《俄国的葡萄》[188]那本书来展示他的才能——其中他最拿手的，是背诵“那些坚韧不拔、无所畏惧、历尽磨难、一往无前的受难者们的苦难经历”，而彼得·瓦西里耶夫却总是在挑他的毛病。

“胡说八道！这跟疯修士基普里安完全扯不上，是圣徒丹尼斯的事。”

“哪里还有什么丹尼斯，这里说的是季奥尼西……”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

“你也不用教训我！”

过一会儿，两个人气鼓鼓的，互相瞪着对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