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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第3页）

他的客人被狼狈地赶到了走廊，嘴里骂骂咧咧，身上披一件宽大的斗篷——那位学数学的学生则站在门口，高高的个子，凶神恶煞似的，把手指头插进乱蓬蓬的头发里，哑着嗓子叫道：

“欧几里得[22]是个傻瓜！傻——瓜……我能够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要聪明！”

然后，他使劲在门上踹了一脚，只听见屋里有什么东西被震落了下来。

后来我很快了解到，他是想通过数学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他死得太早了，没有来得及证明这一点。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家印刷厂给报纸[23]当夜班校对员，一夜挣十一个卢布，因此，要是我没有找到挣钱的工作，我们一天就只能靠四俄磅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叶和三戈比的砂糖过日子了。而我又没有多少时间去工作，因为我必须得学习。我非常吃力地在攻克科学的难关，特别是格式死板、内容烦琐的语法课，让我伤透了脑筋，我根本无法把生动、难学、变化多端的俄罗斯语言纳入语法的条条框框里去。但所幸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我学这些东西“为时尚早”，即使通过了乡村教师的资格考试，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也得不到这个职位。

普列特尼奥夫和我同用一张床，我晚上睡，他白天睡。他因为夜里没睡觉，早上下班回来时，无精打采，脸色发黑，眼睛发红。我赶紧去小饭馆里打开水，因为——不用说——我们没有茶炊。然后，我们坐在窗前，喝着茶，就着面包。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给我讲述报上的新闻，朗读嗜酒如命的杂文作家“红色多米诺”的打油诗，他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让我感到非常吃惊，我觉得，他对生活的态度，就跟对待那个倒卖女人旧衣服兼做皮条客的黄脸婆加尔金娜一样。

他向这个女人租了楼梯下的一个角落，但是他付不起“房租”，因此，作为报酬，他只好经常给她讲些笑话，逗她开心，给她拉手风琴，唱些动人的歌曲给她听。他是个男高音，每当他唱歌的时候，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丝讥讽与嘲弄的神色。加尔金娜年轻时当过歌剧合唱演员，在唱歌方面是个内行，因此，她唱起来往往非常投入，有时眼泪会从她那恬不知耻的眼睛里夺眶而出，顺着她这个贪吃贪喝的黄脸婆的浮肿的面颊流下来。这时，她会用胖乎乎的手指头抹去脸上的泪水，然后再用一块脏兮兮的小手绢细心地擦一擦手指。

“啊，古罗奇卡[24]，”她叹了气说，“您简直就是一个演员！您的长相，只用稍微再帅气一点，我就能够让您火起来！我给女人们推荐的年轻小伙子多了，她们孤身一人，心里寂寞得很呐！”

有一个这样的“小伙子”就住在我们的楼上。他是一名大学生，是毛皮匠的儿子；小伙子中等身材，宽肩膀，胸肌发达，胯骨特窄，整个人看上去像一个倒置的三角形，只是这个三角形下面的角被截掉了一些，他的脚长得特别小，跟女人的脚差不多，而且，他的脑袋也不大，深深缩进两个肩胛之中，一头红发向上支棱着；毫无血色的苍白的脸上，神情忧郁地瞪着两只有点发绿的金鱼眼。

他违背父亲的意愿，像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忍饥挨饿，想尽办法想把中学念完，然后再上大学，但他发现自己有一副很好的男低音嗓子——深沉、柔和，所以他又很想去学声乐。

加尔金娜正是抓住他的这一特点，把他介绍给一位富商的妻子。这位富婆四十岁上下，儿子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女儿很快也就要中学毕业了。这女人长得很瘦，平胸，腰杆挺直，像个当兵的；她脸上毫无表情，像一名惩忿窒欲的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深藏在两个黑眼窝里；她穿一件黑色的连衣裙，头上系一条老式的丝织头巾，耳朵下一对镶着绿宝石的耳环在不停地颤动。

有时候——晚上，或者一大早，她会来看看自己的这位大学生，而且，我不止一次地看见，这女人风风火火地一迈进大门，便穿过院子，径直向里面大步走去。她的脸色吓人，双唇紧闭——几乎看不见嘴唇；两只瞪大的眼睛，直视前方，一副忧心忡忡、万般无奈的样子，但是她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不能说她这个人有多么反常，但她身上确实有些使人明显感到不太正常的紧张情绪，这种紧张情绪，使她显得有些怪怪的，她的整个身心都得不到放松，总是绷着个脸。

“瞧，”普列特尼奥夫说，“跟疯子一样！”

大学生很讨厌这个富婆，常常躲着她，可是她紧追不舍，好像是一个不讲情面的讨债人，或者一个密探。

“我是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人，”他喝了口酒后，懊恼地说，“我为什么要唱歌呢？我这副嘴脸，这样的身材，人家是不会让我登台的，肯定不会让我登台！”

“这种烦心的事也该结束了！”普列特尼奥夫劝他说。

“是的，是该结束了，但我有点可怜她！我一方面感到受不了，可是我又很可怜她！要是你们知道她多么——唉……”

我们完全知道，因为我们曾经听见这个女人夜里站在楼梯上，用颤抖的声音，轻声苦苦哀求地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心肝宝贝，喏，为了上帝，我求求你了！”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老板，有房产，有车马，为妇产科培训班捐的钱数以千计，可是她却像乞丐一样，低声下气地恳求男人的怜爱。

喝完茶，古里·普列特尼奥夫躺下睡觉了。我出去寻找工作，晚上回来时已经很晚，古里又该去印刷厂上班了。如果我带回了面包、香肠或煮熟的“下水”，我们就把这些东西一分为二，他把自己的那一份随身带走。

剩下我一人时，我就在“马鲁索夫卡”这个贫民窑的走廊各处转转，看看新来的人是怎样生活的。房间里住满了人，拥挤不堪，像个蚂蚁窝。屋内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到处都黑乎乎的，好像充满了敌意。从早到晚，屋里的响声不断，缝纫机响个不停；合唱演员们在练嗓子；大学生在低声练习音阶的发音；喝醉酒的、疯疯癫癫的演员在高声地背诵台词；醉醺醺的妓女们在歇斯底里地狂呼乱叫。这时，我脑子里产生一个自然，但无法解答的问题：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一个红头发的男人，总在一些饥肠辘辘的青年中间转悠，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此人谢顶头，高颧骨，大腹便便，两条小细腿，一张大嘴巴，一口大马牙——因为这口牙，人们就管他叫“大红马”。他跟几个在辛比尔斯克[25]做生意的亲戚打官司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因此他逢人便说：

“拼了命，我也要把他们搞得倾家**产！让他们满世界去行乞，过两三年讨饭的日子，然后我再把判给我的东西还给他们，统统返还给他们，并且要问上一句：‘怎么样，死鬼们？知道厉害了吧！’”

“大红马，这就是你生活的目的吗？”有人问他。

“我一心就扑在这件事情上了，别的什么我都没法干啦！”

他整天整天地待在地区法院、高等法院和自己所委托律师的身边；经常晚上坐着马车，带着大包小包、各种酒类和饮料回来，在自己那间天花板业已脱落、地板已经翘起的脏屋子里，邀请大学生、缝纫女工，以及一切想饱饱口福和喝上几杯的人举行热闹的酒会。大红马本人只喝罗木酒和别的软饮料，结果，桌布、衣服，甚至地板上，都被这些饮料弄上许多洗不掉的棕红色污点，几杯酒下肚后，他大声吼叫道：

“你们都是我的可爱的小鸟！我爱你们，你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好人！而我却是个卑鄙小人，是一条鳄鱼，我要整垮我的亲戚，而且，一定能将他们整垮！真的！拼了命我也要……”

大红马眨巴着眼睛，整个一副可怜相。他那颧骨突出的愚蠢的脸上，泪如泉涌，一脸酒气。他用手擦去脸上的眼泪，随即顺手就抹到了膝盖上——他那肥大的裤腿上从来都是油迹斑斑。

“你们生活得怎么样？”他大声喊道。“饥饿、寒冷、破衣烂衫——难道这就是法律吗？这样的日子，能叫人从中学到什么？唉，要是皇上知道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就好了……”

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五颜六色的钞票，对大家说：

“谁需要钱？拿去吧，弟兄们！”

合唱团的歌手和缝纫女工们，争先恐后地把钱从他那长满汗毛的手中抢了过去。这时候，他哈哈大笑地说：

“可这些钱不是给你们的！是给大学生们的。”

但是大学生们没有要这些钱。

“让这些钱见鬼去吧！”毛皮匠的儿子愤愤地喊道。

有一次，他自己喝得醉醺醺的，给古里·普列特尼奥夫带回来一沓揉成一团的十卢布的票子，他把钞票往桌子上一扔，说：

“这些钱——谁需要？我——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