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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第7页）

人们叫他霍霍尔[50]，看来，除了安德烈·杰连科夫，谁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没过多久，我就听说，这个人不久前才从流放地回来，在雅库特省待了十年。这就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兴趣，但这还不足以鼓起我要和他认识的勇气，虽然我这个人既不害羞，也不怯场，相反，我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对一切事情都喜欢刨根问底，而且越快越好。这种性格，使我一辈子都无法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一样东西。

当谈到人民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吃惊和难以置信的是，对于这个话题，我和这些人的想法是那样的不同。对于他们来说，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几乎是和上帝浑然一体的，是包容一切美好、公正、伟大精神的载体。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民。我见过工匠、装卸工、石匠，知道雅科夫、奥西普、格里戈里这些人，而他们在这里讲的只是总体上的人民，而且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下很低很低的位置，完全听命于人民的意志。可是我觉得，恰恰是他们这些具体的人在体现着美和思想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凝聚着、燃烧着对生活、对按照某种新的博爱原则，去建设自由生活的善良意志。

到目前为止，我在和我一起生活过的人们身上从未看到过的，恰恰就是这种博爱，可是这里的人们，言必称博爱，他们的每一个眼神里，都闪现着博爱。

那些对人民顶礼膜拜的人所说的话，像清新的雨露，沁润着我的心田，而那些真实描写农村黑暗生活和苦难农民境况的文学作品，对我也大有助益。我感到，只有强烈地、满怀热情地去关爱人，才有可能从这种关爱中汲取必要的力量，寻找和领悟生活的意义。从此，我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专心致志地关注别人了。

“这样好吗？本来就是嘛！”

可是，当兽医拉夫罗夫扯着自己跟鹅叫似的怪里怪气的嗓子，像异教徒似的站出来反对民粹派的观点时，杰连科夫被吓得紧闭双眼，轻声嘟哝着说：

“净瞎捣乱！”

杰连科夫对民粹派的态度和我对民粹派的态度，非常相似，但是大学生们对他的态度，我觉得，就像老爷对待仆人和侍从那样粗暴无礼，根本没拿他当成一回事。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常常将客人们送走后，留下我在他那儿过夜。我们先把房间收拾干净，然后躺在铺了毡垫的地板上，在昏暗的灯光下，非常友好地低声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他怀着一个有信仰的人偷着乐的心情对我说：

“等聚集起成千上万这样的好人，就能够把俄国所有的重要部门一举拿下来，到时候，整个生活一下子就能发生改变！”

他比我年长约十岁，而且我看得出，他很喜欢那个红头发的娜斯佳。他尽量不去看她那双充满**的眼睛，当着人们的面，他跟她说话时显得干巴巴的，是主人下命令的口气，但当她转身走开时，他却用忧郁的眼神看着她，而跟她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则显得很不好意思，脸上露出腼腆的微笑，一个劲儿地摆弄着自己的胡子。

他最小的妹妹也往往在一旁听大家打嘴仗，稚气的脸上表现出很专注、很紧张的样子，眼睛瞪得大大的，十分好玩儿；当大家争论得非常激烈，彼此唇枪舌剑，各不相让的时候——她往往大声地倒吸一口凉气，好像有人向她泼了一盆冷水似的。有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学医的大学生[52]，像一只神气活现的大公鸡，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神秘兮兮地跟她小声嘀咕着什么，而且不时煞有介事地皱一皱眉头。当时这一切都非常有意思。

但是，秋天到了。对于我来说，老是没有工作是不行的。由于我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感兴趣，所以我工作的时间便越来越少，只能靠别人养活，可是吃人家的东西总是很难咽下去的。我必须找个“地方”过冬，于是我就到了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53]。

这段生活，我在短篇小说《老板》《柯诺瓦洛夫》和《二十六个和一个》[54]中均有描写。这是一段很苦的日子！然而对我却很有教益。

肉体上的痛苦不必说了！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

但是，不言而喻，更经常的是，我感到自己力不从心，知识贫乏，甚至一些最起码的日常生活问题我都回答不了。这时我感到自己好像被抛进了一个黑暗的深渊，人们像蛆虫一样，在里面盲目地乱爬，只求忘掉眼前的现实，于是，他们来到小酒店，甚至从妓女们冷漠的拥抱中寻求解脱。

每个月发工资的那一天，逛妓院是绝对少不了的。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公开在盼望这游蜂戏蝶的美妙时刻了，而事情过后，很长时间内他们还要互相交流那一刻所体验到的种种快感。在交谈中，他们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的性功能有多强，如何肆无忌惮地玩弄那些妓女们；他们一边讲，一边厌恶地吐着唾沫。

不过事情也怪了！从所有这些交谈中，话里话外的，我也能够听出几分伤心和愧疚的意思。我发现，在“慰安屋”里，一个卢布可以跟一个女人睡上一夜；我的同事们觉得有些拉不下面子，感到这样做不合适，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可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太放纵自己了，简直是肆无忌惮；我觉得他们这样是故意做给人看的，是装出来的。我对两性关系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对这方面的事情极其敏感。我自己还没有体验过女人的爱抚，这个情况使我的处境非常尴尬：我遭到过女人和同事们的恶意嘲笑。很快，他们便不再邀我去“慰安屋”了，并且公然对我说：

“你呀，老弟，就别跟我们去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这对你不合适。”

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觉得这句话对我有很重要的含义，但我一直也没有得到更明白的解释。

“你这个人呀！跟你说过了——别去！和你在一块儿，特没劲……”

这时，只有阿尔乔姆嘿嘿一笑，对我说：

“和你在一块儿，就跟和牧师与神父在一块儿差不多。”

“你是嫌弃我们吧？”

有个四十岁模样的“姑娘”，叫捷列扎·博鲁塔，是个波兰人，人长得很漂亮，打扮得花枝招展，是这里的“老鸨”。她看着我的时候，眼神非常聪明，跟纯种狗似的，她说：

“姑娘们，饶了他吧，他肯定有未婚妻了，是不是？这样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肯定有未婚妻，绝对没错！”

她嗜酒如命，经常纵酒狂饮，喝醉后那丑态百出的样子就别提了，可是清醒的时候，她在待人接物和分析人们所作所为的含义时，则显得深思熟虑，四平八稳。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

“最不可理解的人，要数神学院的那些大学生们了，没错，”她对我的同事们说，“他们太作践那些姑娘们了：让她们在地板上打上肥皂，让姑娘们赤身**地趴在地板上，手脚下面各放一个碟子，然后他们把姑娘的屁股用力往前一推，看她们在地板上究竟能够滑行多远，就这样，他们推完一个，再推另一个。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胡说！”我说。

“噢，不！我没有胡说，”捷列扎·博鲁塔叫道；她并没有生气，态度显得非常平静，但在这种平静中让人感觉出她内心的某种压抑。

“这是你瞎编出来的！”

“一个姑娘家怎么能瞎编这种事情呢？难道我疯了不成？”她瞪大了眼睛，问我。

大家聚精会神地在倾听我们的争论，而捷列扎·博鲁塔一直在用一种无动于衷的语调讲述着嫖客们的这种游戏，她只想弄明白一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听的人对这些大学生们深恶痛绝，破口大骂。我发现，捷列扎是在煽动大家对我所喜爱的人们的仇恨心理，于是我便说，大学生们是爱人民的，他们希望人民生活幸福。

“是的，但你说的是沃斯克列先斯卡娅大街的那些普通大学生们，而我说的是神学院的那些大学生——从阿尔斯克波尔来的那些！而他们——那些神学院的学生，原来全都是孤儿出身，从小就养成了偷盗扒窃、调皮捣蛋的恶习，后来则越变越坏，在这些孤儿的心目中，没有任何值得他们珍惜、留恋的东西！”

“老鸨”平静地叙述妓女们对大学生、官员，总而言之，对各种“干净的嫖客”的怨恨情绪，在我的同事们的心中所引起的不光是厌恶和仇视，还有一种差不多是幸灾乐祸的心情，他们说：

“就是说，这些所谓有知识、有教养的人比我们更坏！”

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非常难受。眼看着这些乌七八糟的城市垃圾，都汇集到这些像火坑一样的昏暗狭小的房屋中，在浓烟滚滚的烈火中燃烧、沸腾，继而怀着满腔的仇恨与怒火，重新又回流到了城市。我眼睁睁地看着人的本能与生活的苦闷将人们驱赶到这些昏暗狭小的房屋里来，他们在这些洞穴般的斗室里用荒唐可笑的语言编出一些动人心弦的歌曲，倾诉爱情的烦恼与痛苦；讲述一些关于“有教养的人”的生活丑闻与种种传言；对一些无法理解的事物则抱着嘲弄与敌视的态度。因此，我认为，这种“慰安屋”也是一种大学，我的同事们从这里获得了不少极其有害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