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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第6页）

关于杰连科夫，有人告诉我，说他是“民粹派”[40]。在我的印象里，民粹派就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该信上帝的，这老头儿在这里向上帝祈祷，我认为是多此一举。

他祈祷完毕，仔细理了理头上的白发和胡子，认真地看了看我，说：

“我是杰连科夫的父亲。可您是谁呀？是吗？我还以为您是一位化了装的大学生呢。”

“为什么大学生要化装呢？”我问道。

“可不是吗，”老头儿小声说，“因为无论怎样化装，总是瞒不过上帝的！”

他去了厨房，而我则独自坐在窗前想事儿，这时，我突然听见有人说：

“这就是他呀！”

厨房门口站着一位姑娘[41]，一身素白，浅黄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她的脸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微笑的时候一双蓝眼睛闪闪发亮。她看上去很像一些廉价彩色画上的天使。

“您怕什么呢？难道我就那么可怕吗？”她说。她说话的声音很尖，有些颤抖，同时手扶着墙，小心翼翼地慢慢向我走来，那样子仿佛不是走在坚实的地板上，而是走在悬空的、摇曳不定的绳索上。她这种不会走路的样子，更使人觉得她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她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好像脚上扎了针似的，而墙壁也好像烫着了她稚嫩的浮肿的双手。她两只手的手指头不知为什么都不会转动。

我一声不吭地站在她面前，有一种很奇怪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只觉得她实在是太可怜了。这间昏暗的屋子里真是无奇不有啊！

姑娘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好像担心椅子会从她身下飞走似的。她很坦诚地告诉我——任何人都不会这样，说她能够下地走路只不过才四五天的时间，此前差不多有三个月时间，她只能躺在**——她的手和脚都不听使唤了。

“这是一种神经性疾病。”她微笑道。

记得我当时很希望有人能对她的这种状况有个别的什么解释。神经性疾病——对于这样一个姑娘，在这样一个奇怪的房间里，未免太过于简单了。房间所有的东西，都规规矩矩地紧贴墙壁靠着，屋角圣像前有一盏长明灯，灯光照耀得非常明亮，长明灯上铜吊链的阴影，在大餐桌的白台布上莫名其妙地晃来晃去。

“我听说过您的很多事，所以我很想看看您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听见一个稚气而尖细的声音说。

这位姑娘仔细地打量着我，使我感到非常难受，浑身不自在；我从她那双蓝眼睛中看到一种能洞察一切的东西。跟这样的姑娘我没法儿——也不善于——进行交谈。于是，我一言不发，只是望着赫尔岑[42]、达尔文和加里波第的画像。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我是学妇产科的，这不，眼下病倒了。您怎么不说话呀？是不好意思吗？”

这时，安德烈·杰连科夫来了，他把自己有残障的那只手插进怀里，另只手默默地抚摩着妹妹柔软的头发，把它们弄得乱七八糟，然后问我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后来又来了一个长着红色卷发，身材匀称，眼睛有点发绿的姑娘。她很严厉地看了看我，拉着一身素白衣服的姑娘的手，把她领了出去，并且说：

“够了，玛丽亚！”

用正式名字叫这个姑娘有点不大合适，对一个姑娘来说，显得太过生硬了。[43]

随后我也离开了，但不知为什么，心里有点不平静。过了一天，晚上，我又坐在这间屋子里，想弄明白他们在这里是怎样生活的，都做些什么，他们的生活是有点奇怪。

那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斯捷潘·伊万诺维奇皮肤很白，整个人好像透明似的。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蠕动着黑乎乎的嘴唇，从那里朝这边望着，露出一丝微笑，仿佛在恳求说：

“请不要打扰我！”

他的胆子特别小，像兔子似的，总担心要大祸临头——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一只手不听使唤的安德烈穿了件灰色的夹克，夹克胸口处沾的净是油污和硬邦邦的面粉嘎巴儿。他在屋子里走起来总是溜边，抱歉似的满脸赔笑，好像一个刚刚因淘气被原谅了的孩子。他的弟弟阿列克谢在帮他做生意，可是阿列克谢这个小伙子，人又懒，性格又粗鲁。他的三弟伊万在师范学院学习，平时住校，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回家。他个子矮小，穿得干干净净，头梳得油光锃亮，很像一个旧时的官吏。病魔缠身的玛丽亚住在阁楼上，很少下来；她一到来我就感到很不自在，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我和她拴在一起似的。

杰连科夫家的家务全由房东——一个阉割派教徒的妻子来照料。这女人是个瘦高个儿，面孔跟木头人似的，正颜厉色，像个凶狠的修女。刚才来这儿的那个红头发姑娘娜斯佳，就是她的女儿；当她用两只绿眼睛打量男人时，她那翘鼻子的两个鼻孔总是一动一动的。

但是，杰连科夫家的真正主人，则是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们——这是一帮不甘寂寞的人，他们非常关心俄罗斯人民，无时不在为俄国的未来忧心忡忡、殚精竭虑。他们总是为报上发表的文章，为刚刚读过的书中的结论和城市与大学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而激动万分，晚上从喀山的四面八方跑到杰连科夫的小杂货铺来，进行激烈的争论，要么就躲在一边，窃窃私语。他们往往带来大本大本的书，用手在书上指指点点，互相大声地争吵着，阐明自己所赞赏的道理。

他们看我的时候，就跟木匠看一块木料似的，觉得这块木料可以做一个非同寻常的物件。

“是一块好材料！”他们彼此向对方介绍我时说，那种得意的神情，就跟街上孩子在路上捡到一枚五戈比的硬币互相显摆时一模一样。我不喜欢他们称我“是一块好材料”和“人民的儿子”——我感到自己是生活中的不幸者，而且有时候我明显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压力，它制约着我的智力的发展。比如，我看见书店橱窗里有一本书，书名我从未看见过，叫《警句与格言》[44]，我非常想读一读这本书，于是我请求神学院的一位大学生给我借来。

“得了吧，您！”这位未来的高级神职人员讽刺挖苦地说了一句。他的脑袋长得有点像黑人——卷头发，厚嘴唇，牙齿整齐。“老弟，你这是在胡闹。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得了，对你不适合的领域，你就别往那里瞎掺和了！”

老师粗暴的语调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书，我当然买来了，一部分钱是我在码头上干活挣的，另一部分钱是我向安德烈·杰连科夫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正经八百的书，至今它还保存在我的身边。

一般地说，人们对我的态度还是相当严厉的：当我读完了《社会科学入门》[45]后，我觉得，游牧部落民族在组织文化生活方面的作用，被作者夸大了，他低估了精明能干的流浪汉和狩猎者的作用。我把我的质疑告诉了一个学语文的大学生，而他却尽量让自己的那张娘娘脸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表情，就“批评权”的问题，给我讲了整整一个小时。

“为了拥有批评权，必须要相信一种真理。您相信什么呢？”他问我。

他甚至在大街上还看书——走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看，所以老是撞着人。他因患斑疹伤寒在阁楼上躺着时还大声地喊着：

“道德应该是集自由与强制因素于一体的和谐的结合——和谐的，和谐——和谐——和谐的……”

一个温文尔雅的人，由于经常挨饿而变得弱不禁风，还要执意去寻找永恒的真理，结果弄得身心疲惫，劳累不堪，除了读书，他压根儿不懂得其他任何乐趣；当他觉得他化解了两位大思想家的矛盾时，他那双可爱的黑眼睛便会像孩子似的露出幸福的微笑。离开喀山十多年后，在哈尔科夫[46]我又见到了他。他在凯姆[47]被流放五年，后来重又回到大学里读书。我觉得，他一直生活在错综复杂的思想矛盾之中，他因患肺结核人都快不行的时候，还一心想要把尼采[48]和马克思调和起来。他一面咯着血，一面用冰冷的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说：

他在去大学的路上，死在电车车厢里了。

我见过不少为追求真理而以身殉职的伟大圣徒，他们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是神圣的。

经常在杰连科夫家聚会的这类人，大约有二十个——其中甚至有一个日本人，是神学院的学生，叫佐藤。有时候还有一个身体非常魁梧的大个子，一脸络腮胡子，光头，跟鞑靼人似的[49]。他穿一件后身打褶的灰色立领上衣，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底下。通常他总爱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短烟斗，用他那灰色的眼睛，冷静观察着每一个人。他的目光常常盯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这个非常严肃的人在暗暗地揣摩我，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存了个戒心。他一直都不说话，这使我感到非常奇怪，周围的人都在高谈阔论，口若悬河，斩钉截铁，态度坚决。不用说，他们的话说得越激烈，我就越爱听；很长时间我才琢磨过味儿来，在这些激烈的言辞后面，常常掩盖着一些无足轻重、似是而非的思想。这个满脸胡子的大高个儿为什么一言不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