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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7页）

“非打死他不可！”

母亲赶来了，我躲在一个角落里，在炉炕边上，母亲用身子护着我，她边说、边推挡着外公在她面前挥舞的双手：

“像什么样子呀？请冷静一下！……”

外公倒在窗前的长凳上，号叫道：

“气死我了！你们，你们全都在跟我作对，哎——呀……”

“您就不害臊吗？”是母亲低沉的声音，“您为什么老要装疯卖傻呢？”

外公一个劲地大喊大叫，两只脚在长凳子上乱蹬乱踢，胡子滑稽地往上翘着，两只眼睛使劲闭着；我也觉得他在母亲面前感到面子上过不去，所以他真的装模作样起来，把眼睛闭得死死的。

“我把这些零散小纸片给您贴在布上，这样还会更好看一些，也更结实一些。”母亲说着，看了看那些剪碎的和没有剪碎的圣像：

“瞧，全都给弄皱了，折坏了，搞乱了……”

母亲跟他说话，就像在教我功课时我有不懂的地方跟我解释一样，这时，外公突然站起身，正儿八经地理了理衬衫和坎肩，清了清嗓子，说：

“你今天就给我贴好！我现在就去把剩下的几张拿来……”

他向门口走去，但是，走到门槛处，又转过身来，用弯曲的手指头指着我说：

“但必须得揍他一顿！”

“该揍，”母亲表示同意，同时转身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存心这样做的。谁让他打外婆呢，要是他再打，我一定要把他的胡子剪掉……”

这时外婆正在脱去被撕破的上衣，她一边摇着头，一边嗔怪地说：

“你就不能像答应过的那样不说这事吗！”

然后她朝地板上吐了一口唾沫，说：

“非得让你的舌头烂得不能动弹，只有这样你才能不多嘴多舌！”

母亲看了看外婆，在厨房里转了一圈，重又走到我跟前。

“他什么时候打你外婆的？”

“我说，你呀，瓦尔瓦拉，你怎么好意思问这种事呢？这是你该管的事吗？”外婆生气地说。

母亲拥抱了她。

“哎呀，妈妈，我的好妈妈……”

“就知道叫好妈妈！你给我走开……”

她们相互看了看，一句话没说，便分别走开了，因为外公正在过道里跺脚呢。

母亲刚回来的那段日子，就跟那位性格开朗的房客——军人的妻子——成了朋友，因此，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前院去，贝特连格家的人——一些漂亮太太、军官——也常到这里来。这一点外公很不高兴，在厨房吃晚饭时他不止一次威胁性地举起汤匙，嘟哝着说：

“这帮该死的家伙又聚集到一块儿啦！等着瞧，从现在起到明天一早就别打算睡觉啦！”

没过多久，他要求房客们都搬出去；房子腾出来后，他不知从哪里拉来两车各式各样的家具，他把它们摆放在前面几间房子里，用一把大挂锁锁了起来：

“我们用不着再招揽房客，我自己要接待客人！”

于是，逢年过节，客人们纷纷登门：常来走动的人有外婆的妹妹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139]——女洗衣工，喜欢叽叽喳喳，大鼻子，穿一件条纹绸连衣裙，系一条金黄色头巾；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叫瓦西里——绘图员，留一头长发，人很善良，活泼开朗，穿一身灰衣服；另一个叫维克多，一副马脸——又长又窄，穿得花里胡哨，一脸雀斑，他一走进前厅就脱去套鞋，像彼得鲁什卡那样尖声尖气地唱道：

“安德烈老爹，安德烈老爹……”

这使我非常惊讶，吓了我一跳。

雅科夫舅舅也常来走动；他带着吉他，还带来一个秃头、独眼的钟表匠，这位钟表匠穿一件黑色的长礼服，不大张扬，像一名传教士。他总是坐在屋角，歪着脑袋，面带微笑，而且莫名其妙地用一个手指头顶着刮得光光的双下巴。他的肤色较黑，他唯一的一只眼睛看任何人都显得特别专注；此人很少说话，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

“不必劳驾，反正……”

我头一次看见他时，让我突然想起一件很久以前的事，还是我们住在新街的时候，有一天，大门外人声嘈杂，鼓声阵阵，一辆高高的黑颜色的马车从监狱沿街向广场那边驶去，马车周围全是士兵和人群，马车上——凳子上——坐着一个个头不大、戴圆毡帽的人；他手脚上都戴着镣铐，胸前挂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很大的白颜色的字；这个人低着头，仿佛是在看胸前写的字；他的身子不停地在摇晃，镣铐也在叮当作响。当母亲对钟表匠说“这是我的儿子”时，我吓得直往后退，把两只手藏了起来。

“不必劳驾。”他说。这时他的整个嘴巴向右耳朵方面咧去，样子非常吓人；他一把扯住我的腰带，把我拉到他身边，迅速、麻利地把我转了个圈，然后又将我放开，赞许道：

“不错，这孩子长得很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