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很随便,”格兰特说,“想去我的办公室瞧瞧吗?”
“当然。”莫里斯回答说。格兰特带他走到活动房屋的后头,那里有一张破沙发、一把塌陷的椅子及一张磨损的茶几。格兰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沙发响起了吱吱的声音,扬起一股白垩粉尘。他往后靠去,把穿着靴子的双脚猛然搁在茶几上,用手示意莫里斯在椅子上坐下。“别客气。”
格兰特是丹佛大学的古生物教授,是这个领域中最顶尖的研究人员之一,但是他对社交场合中的繁文缛节总是感到很不自在。他把自己看成一名户外生活者,而且他知道,古生物学科中所有重要的工作都是在野外,并且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完成。格兰特几乎毫无耐心做学究式的空谈,比如去和博物馆馆长打交道,去结识那些他称作“文雅的恐龙搜寻者”的家伙。他在穿着及举止上和这些人不同,即使在讲台上也穿着牛仔裤和轻便的运动鞋。
格兰特望着莫里斯一丝不苟地把椅子擦得干干净净后才坐下。莫里斯打开公事包,仔细地检查他的公文,然后回头瞥了爱丽一眼;爱丽正在活动房屋的另一头用小钳子从醋酸池中夹起骨头,压根儿没有注意他俩。“也许你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格兰特点点头:“到这里来可是一段遥远的路程呢,莫里斯先生。”
“唔。”莫里斯说,“我直说吧,环境保护署很关心哈蒙德基金会的活动情况,而你一直从他们那里得到基金。”
“一年3万美元,”格兰特点头回答说,“在过去五年里。”
“你了解这个基金会的情况吗?”莫里斯问。
格兰特耸耸肩:“哈蒙德基金会是个提供学术活动资助、受人尊敬的组织。他们提供基金给世界各地的科研活动,其中包括一些恐龙研究者。我知道他们帮助亚伯达的蒂雷尔郊外的鲍勃·克里、阿拉斯加的约翰·韦勒,或许还有更多的科研人员。”
“你是否知道,哈蒙德基金会为什么大力支持对恐龙的研究?”莫里斯问。
“当然知道。因为约翰·哈蒙德是个恐龙迷。”
“你见过哈蒙德吗?”
格兰特耸耸肩:“一两次吧。他来这里做过短暂的访问。你知道,他年纪大了,而且脾气古怪,有些阔佬就是这般模样。不过他总是十分热心。你问这干什么?”
“唔,”莫里斯说,“哈蒙德基金会确实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他取出一张影印的世界地图递给格兰特,上面标着许多红点,“这些是基金会去年资助的考古挖掘项目。你是否注意到有些奇怪的地方?蒙大拿州、阿拉斯加州、加拿大、瑞典……全是在北部地区,没有一处低于北纬45度。”莫里斯抽出更多地图来,“这也是一样,年复一年,南部的恐龙研究计划分布在犹他州、科罗拉多州或是墨西哥,却从来没得到过资助。哈蒙德基金会只支持寒冷地带的挖掘。我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格兰特匆匆地翻阅着这些地图,倘若这个基金会真的只资助寒冷地区的挖掘计划,那倒是一件怪事,因为有些最出色的恐龙研究人员正在炎热地区工作,而且……
“还有一些事也叫人疑惑不解。”莫里斯说,“比方说,恐龙与琥珀有什么关系?”
“琥珀?”
“是的。就是那种树液中坚硬的黄色树脂……”
“我知道琥珀是什么,”格兰特说,“但是你问这个做什么?”
莫里斯回答说:“因为在过去五年多里,哈蒙德在美洲、欧洲和亚洲购买了大量的琥珀,包括许多可以在博物馆陈列的琥珀首饰。这个基金会在琥珀上花了1700万美元。现在他们是世界上这种物品的最大民间收藏者。”
“这我就不懂了。”格兰特说。
“其他人也不懂。”莫里斯说,“据我们看来,这种做法毫无意义。琥珀合成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也没有商业价值。囤积琥珀根本没有理由,但是多年来哈蒙德就是那样做的。”
“琥珀。”格兰特一边摇头,一边说。
“他在哥斯达黎加的那个小岛又是怎么回事?”莫里斯继续问,“10年前,哈蒙德基金会从哥斯达黎加政府那里租借了一个小岛,据说是要建立一个生态保护区。”
“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格兰特皱着眉说。
“我到现在对这件事还不十分了解。”莫里斯说,“这个岛离西海岸100英里。那里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气流和水流在那个海域汇集,使它几乎终年笼罩在雾中。人们过去通常都叫它云雾岛,也就是努布拉岛。哥斯达黎加人显然非常惊讶,居然有人想要这种地方。”莫里斯在他的公事包中翻找着,“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根据记录,他们支付过你一笔与该岛有关的咨询费。”
“我拿过?”格兰特反问他。
莫里斯把一张纸递给格兰特。这是一张支票的影印本,上面写着的地址是:加利福尼亚州帕罗奥图市法伦路,寄自国际遗传技术公司,1984年3月。开给格兰特的数额是12000美元。在支票的下角写着:咨询服务哥斯达黎加幼年超空间。
“哦,没错,”格兰特说,“我记起来了。这件事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我还记得。这和小岛毫不相干。”
1979年,格兰特第一次在蒙大拿发现一窝恐龙蛋,其后两年中,他又找到了更多的恐龙蛋,但是直到1983年,他才有时间和精力撰文公布他的发现。他在论文中写道,曾有10000只鸭嘴龙生活在这浩瀚的内海沿岸,它们在污泥中筑起共同的巢穴,抚育成群的幼龙。这篇论文使他一夕成名。他认为巨大的恐龙具有母性的本能,而且还画了逗人喜爱的幼龙用嘴破壳而出的模样,这一切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兴趣。人们纷纷要求和他见面,邀他演讲,请他写书,忙得他应接不暇。他对所有请求一概不予理会,只希望能继续进行挖掘工作。但是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些疯狂的日子里,国际遗传技术公司找到了他,请求他提供咨询服务。
“在此之前你听说过国际遗传技术公司吗?”莫里斯问。
“没有。”
“他们是怎样与你接触的?”
“打电话。那是一个叫简罗或是简尼诺的人,好像是这样。”
莫里斯点点头。“唐纳德·简罗,”他说,“他是国际遗传技术公司的法律顾问。”
“总之,他想了解恐龙的饮食习惯。他说要给我一笔钱,请我替他写一篇论文。”格兰特喝完了啤酒,便把罐子放在地板上,“简罗对幼龙特别感兴趣,包括刚出生的雏龙和未成年龙。他问它们吃什么?我想他以为我会知道这些。”
“那么你知道吗?”
“不,我不清楚,我也跟他说了。我们找到了许多骨骼资料,不过对它的饮食不甚明了。但是简罗说,他知道我们并没有把所有的情况都公布出来,而他想知道我们所掌握的一切。他答应给一大笔钱,5万美元。”
莫里斯拿出一台录音机来,放在茶几上:“你不介意吧?”
“没关系,你录吧。”